什么时候我们有了一个"海"？

2003年06月05日15:40

什么时候我们有了一个"海"？

何怀宏

　　近一年多来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是有目共睹的事情，它所带来的诱力和压力，使一向比较平静的学界也不时听到这样一个具有直接实践意义的问题∶"我要不要下海？"，然而，现在我想提出的问题虽然也和市场经济有关，却纯粹是学理性的，是纯粹出于好奇，即我想问∶什么时候我们竟然有了一个"海"？或者说，这"海"是怎么来的？它的成因和道德有何关系？站在道德的立场上应当如何看待其动因等等。
　　中国曾经是小生产的"汪洋大海"，但现在我们所说的"此海"肯定非"彼海"也，现在的"海"是市场经济、商品生产的"大海"，"下海"也就是办公司，做生意之类（go to busyness）。黄仁宇在考虑欧洲"资本主义"的形成时，曾引Maurice Dobb语说明主要有三种研究这一现象的方式∶一是注重生产关系的转变；二是注重其精神与动机；三是注意自然经济之蜕变为金融经济。为了限制我们的问题，我们现在就来试着仅从第二种方式、即精神与动机的方面来考察这"海"的成因，这也直接和道德有关。

　　我在读司马迁的"货殖列传"和《管子》"侈靡篇"等文献中，曾经不止一次在心里感叹∶ 中国不是早就有了某种市场经济的萌芽吗？太史公笔下的几个商人，不是典型的资产者的形象吗？你看他们不仅具有韦伯所强调的勤劳、节俭的性格特征，而且也同样专一、大胆、有远见、有谋略、有决断，如白圭"能薄饮食，恶嗜欲，节衣服，与用事僮仆同苦乐，趋时若猛兽挚鸟之发"。

　　那么，在这种勤劳、节俭、多谋、善断之后隐藏的动机又是什么呢？韦伯认为在西方那些积极从事工商业的新教徒心底深处，埋藏的是一种神圣的召唤（calling），是一种对自身天职的感觉。而在古代中国人那里，显然并没有这样一种宗教的联系，于是，按司马迁的解释，那刺激着、推动着古代商人的，看来就直接是一种相当广泛的人性动机了∶"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也就是说，在这些性格行为后面隐藏的，首先，它是一种求利益、求实惠的动机；其次它还是一种求自利、求已惠的动机；最后，在合适的条件下，它还将是一种谋求获得最大限度的自我利益的动机，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说，就是谋求个人利益的"极大化"（maximization）。

　　我们后面将谈到∶我们没有必要隐讳或回避这一点，坦然承认这一点也许还是最好的引导它的第一步。但我们现在暂不论及此，而是依然回到前面一个问题∶既然在二千多年前的中国就已经有了某种市场经济的人格或人才的准备；甚至有了某种思想理论的萌芽，例如我们在《货殖列传》中读到的"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的某种"放任主义"的思想；"财币欲其行如流水"的思想，以及《管子·侈靡篇》中以充分消费刺激生产发展的思想；甚至我们看到，在秦汉之初商人已实际地取得了某种"礼抗万乘，名显天下"的"素封"地位，这种地位虽不可能与现代社会相提并论，但至少比中国商人在后来中古时期所居的地位为高，那么，既然源头之水并不太缺少，为什么这些源头之水却一直没有汇聚成一个汹涌澎湃的"大海"呢？

　　从中国人的民族性中去寻求解释，认为中国人生性淡泊，追求和谐，从而阻止了这一发展，可能是不切实际的，可能是错把少数人的文化性格当成了大多数人的文化性格。相反，中国人在没有超越的宗教，以及其文化的实用倾向的影响下，反而是更有可能趋向实利的。一九一九年十二月十四日，陈寅恪与吴宓在哈佛大学曾有过一次重要的谈话，在这次谈话中，陈寅恪在指出中国思想学问的实用特点之后说∶"此后若中国之实业发达，生计优裕，财源浚群，则中国人经营商业之长技，可得其用，而中国人当可为世界之富商。"

　　虽然仍几经曲折，但今天，中国人之为"世界之富商"的日子看来确实已经不远了，磕磕碰碰地走了那么多路之后，中国现在看来确实已经走到经济迅猛发展的门槛了，我们已经可以相当清楚地看到那经济起飞的晨曦。

　　中国人经商的巨大才能早在六、七十年代就在东南亚，以及东亚数小龙起飞的过程中得到了雄辨的证明，而从八十年代起至今，也在中国大陆得到了证明。这里当然有制度与政策之功，但是，不容忽视的是，在大陆近十多年的发展中，虽然市场的体制远非健全和完善，甚至"市场经济"的正名也只是晚近的事情，中国的经济却还是在此期间取得了令世界侧目的高速度。这一原因，我想应当首先到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动机中去寻找，这种动机是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而正是这种动机，也将使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具有一种最重要的动力保证。

　　因此，我们不难承认，中国人就其多数来说，不仅确实是非常聪明、精细和能干的，也是有着相当强烈的致富欲望的。早在二千多年前，孟子就指出过"上下交征利"的现象，感慨人们"鸡鸣而起，孳孳为利"，而在几乎经过了二千年的儒学熏陶之后，王夫之仍然说，"庶民之终日营营，有不如此者乎？"，今天，对大多数人的日常活动亦可大致作如是观，虽然我们将站在一个稍稍不同的立场上，以一种新的眼光去看待此事。

　　那么，为什么这一种相当强烈和普泛的求利动机并没有使中国在历史上发展出一种高度繁荣和发达的市场经济来呢？这里当然有许多原因，包括许多技术理性方面的原因。用欲望乃至贪欲并不能够解释市场资本主义的产生，而我们知道，上述古代中国商人的活动和思想也和现代市场的经济活动和理论相距甚远，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在欧洲的出现是一件相当复杂的事。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在此指出在中国制约了这一发展的两个基本因素∶一是社会的等级制度，一是一种占据了支配地位的追求和谐理想和基本生活水平的价值体系。

　　我们在此不想详述这两个基本因素。显然，中国传统社会的等级制虽然是向下开放的，但却是始终存在的；而作为社会主导精神的价值体系虽然主要是儒学，但实际上也得到了道家和佛教思想的支持。

　　我们在此只想特别指出这两种基本因素的结合，正是这种结合起了主要的遏制作用。后一种价值体系虽然可能只是衷心地为少数人所赞同，而并非多数人的想法，也就是说，它是精英性质的，然而，由于它是处在社会上层的少数人所信奉的价值体系，借助于社会的等级制，它就可能对整个社会起一种主导和统制作用，就能通过至少对人们的活动和操作范围的限制（如重本抑末的政策），而把社会上人们的求利欲望也限制在某个范围之内。

　　而在近一百多年来，在中国，社会的等级制度不断遭到了猛烈的冲击，这当然与西方的刺激有关，但我们可以指出，这一平等化的潮流实际在中国正面接触西方之前就已经悄悄开始了。近四十年以来，中国人可以说终于获得了有史以来最普遍、最广泛的经济利益和社会地位的平等。

　　托克维尔在十九世纪初叶就描述了这一过程∶"身份平等的逐渐发展，是事所必至，天意使然。"平等是一个世界性的、不可阻挡的潮流，虽然各项平等的次序有些不同∶在西方首先是思想、信仰、言论、政治权利的平等，而在东方则首先是经济利益、社会地位的平等。

　　于是，平等把普通中国人的欲望从重重束缚之下解放出来了，而我们传统的价值体系也已被外来的攻击和内部的反叛弄得百孔千疮，即便它今后通过修复和重建而仍然放射出昔日的精神光彩，它大概一时也难于获得过去的支配地位了，因为社会已不再可能是一个等级社会--那怕是真正的文化精英居于上层的等级社会。社会越来越要遵循多数决定的法则，在经济领域中是多数人的货币投票，在文化领域是多数人的趣味投票，在政治领域内也是多数人的选票--如果尚未达到这一政治参与程度，则表现为顺应民意。

　　因此，追求实利这一潮流汇聚成一个大海是或迟或早总要发生的。在世界上已经有了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平等的法则，多数的法则，也就是市场经济必然出现的法则。虽然中国自近代以来，由于种种原因仍然一次次推迟了这一过程，但是，在一个日趋平等的社会里，从长远说来，制度和政策必须服从多数，必须顺群众这个"水"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何况又已经有了市场经济这一模式。许多制度都是这样，其第一次产生是自发，因而也是缓慢的，其第二次产生则可以是相当自觉的，因而也是相当迅捷的。

　　因此，我们看到，即便有领袖的崇高威望和绝对权力，有借助舆论宣传和组织形成的极大的社会动员能力，普遍遏止人们这种欲望的 "文化大革命" 也仍然要归于失败（"文革"的目的当然并不仅此），实际上，不用等到1976年，我们在文革中、后期，就已经看到人们对政治口号的普遍厌倦了，许多人的兴趣转向很实际的、也稍许带来一点实惠的活动，如敲煤油炉、编茶杯套或者钩枕巾，而即使小院中保留的一块几尺见方的土地，也要尽量让它绿得郁郁葱葱，向主人奉献出尽量多的收获。在我们所能预见的范围里，文革大概是中国的最后一次"浪漫"，是中国普通人盲目的激情、灵感、想象力的最后一次大爆发，我们有把握说很多年不会看到这样一种"浪漫"了。中国从内政到外交，都渐渐上了轨道，走上了注重实际，也包括注重实惠的道路，这确实是深得民心，功不可没的。

　　于是，这一在历史上压抑了几千年的冲动，这一在近代虽得放松，却也曾曲折穿行的冲动，今天终于找到了一个合适的突破口，从而汇成了一个市场经济的海洋。这种冲动本来就有一种无孔不入的性质，遇到这样绝好的机会自然就更是汹涌澎湃了。尤其是文革之后，人们突然看到外面一个富足的世界，鲜明的对比也就使致富的欲望愈加强烈。种种因素的促成，就使我们终于有了这样一个"大海"。真正有这样一个"海"还是没几年的事情，难怪它会如此地吸引人了。

　　那么，我们应当如何看待这一现象呢？

　　简要地说，首先，它是不可逆转的。不可逆转的根据我们已在前面有所涉及。它是世界性的∶今天在北京发生的事情，也差不多同时或更早在里约热内卢、伊斯坦布尔、开罗、曼谷等地发生；而且，还不仅此，问题还在于它在我们民族自身的历史乃至普遍的人性中也有其根据。所以，太史公的话是有道理的∶"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

　　其次，对它也未可厚非。不是不可"非议"，也不是不要警惕其后果，而是不可厚非。那么，我们为什么说它未可厚非呢？让我们再对推动这一市场大潮的欲望动机做一些分析。

　　我们对这一欲望需要做出两种重要的区分∶第一种区分是涉及欲望对象的，即基本的生存欲望与充分的享受欲望之分；第二种区分是涉及欲望主体的，即自我的欲望与他人的欲望之分。

　　我们不能否定任何人的基本生存欲望。一个人生下来，他就有权利活下去。在是否给人提供或者让人自己去获得必需的生活资料方面，正好显示出强烈的道德意义，否定这种欲望也就否定了生命，因而是极大的犯罪。即使是中国传统的追求和谐的价值体系，也极其重视普遍地满足人们基本的"生生"欲望。而费尔巴哈的话在相当程度上也是有道理的∶"如果你因为饥饿、贫困而身体内没有营养物，那未你的头脑中，你的感觉中以及你的心中便没有供道德用的食物了。

　　而且，我们还要注意，我们还不应当太拘谨地理解"基本"一词的含义。"基本生活必需品" 与 "维持生命在生理上最低需要的东西"还不是一回事。后者是很少的一点东西就可满足的，而前者却不是这样。我们还要考虑人们应当过上一种体面的，象样的生活，一种符合人的身份的，也符合历史和时代演进的生活。《庄子·逍遥游》中说"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偃鼠欲河，不过满腹"。后来的各种善书和普及读物如《菜根谈》、《增广贤文》也不断重复类似的话，但我们不要忘记，如果鸟不是巢于林，而只是给它一根笼子里的枝子站着，鼠不是饮于河，而只是每天就规定给一小杯水喝，那么，它们还是会感到很窘迫的。而它们之所以对"一枝"或"满腹"感到满足，恰恰是因为它们能"巢于林"和"饮于河"，人也是这样，比方说人的居住，他确实只要一块几尺见方的地方就能躺下，或者说只要一张床就能睡眠，但是，要想人能在现代过一种基本满意，人之为人的生活，他就可能不仅需要众人合居的大房子里的一张床，还需要一个自己的房间。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人们赞美工业革命，科技革命，赞美市场经济带来的生活进步。

　　也许是由于一些享受着豪华汽车和花园别墅的文人说了太多反对工业革命和现代化的话，英国作家查理·斯诺（Charles snow）曾经中肯地抗议说"工业革命对于从上面看和从下面看的人是很不一样的。""健康、食物、教育--除了工业革命没有什么力量能够把这些东西成功地送给许多很穷的人"。

　　第二种区分是人、我之分。我对自己的物质欲望可以加以抑制，甚至予以最大程度的否定，自己选择过一种清心淡泊乃至禁欲主义的生活，但对别人却不能这样做。我们固然决不应否定人们的基本生存欲望，就是对人们追求充分物质享受的欲望，只要这些欲望是以正当的方式去达致满足的，我们也很难给予道德上的谴责。我们对它们所能做的也许只是价值观念上的影响，这种影响也只能是呼吁、感化、渗透，而不能是强迫，限制和剥夺。

　　从人、我之分还可以继续上升到从一种社会的观点来看待这种求利的欲望和冲动。社会的观点也就是一种普遍的观点，一种超越了自我乃至人、我之分的观点。从社会的观点看问题，追求利益的冲动显然是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社会的发展不可能没有这种冲动。既使是分别的自利的动机，它们却象一只"看不见的手"一样，最后给社会整体所带来的利益，甚至比个人真正想争取社会的利益所得到的效果还大。

　　以上我们说的都是为这一欲望所说的辩护的话。然而，虽然我们说这一欲望本身并非道德上的恶，我们说这一产生自生命的欲望本身是中性的，我们却还是有必要指出，这种欲望有两个特点使它容易导致道德上的恶。

　　首先，就这一欲望的性质来说，它本身有一种无限发展的倾向。人们并不总是能够恰当把握其度的。其次，就这一欲望的实行来说，它是在人类社会中展开的，这样，各个人，各个利益集团的欲望就必然发生冲突。因此，在不可兼得的情况下，难以满足的无限贪欲就很容易导致损人利己。

　　所以，鼓吹这种欲望，甚至把它说成就是道德，甚至是一种崭新的道德也是不可取的。它不过是"自古已然，于今为烈"罢了。

（责任编辑：绿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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