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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记忆与怀念
——谈近年来的"中国传统文化热"
二十世纪大概是中国历史上几千年来变化最巨最烈、传统文化消逝得最快的一个世纪，在这一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思想文化界的主导倾向可以说正是对自身传统文化的批判、重估和否定，而这种批判和否定的最高潮，是在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中达到的。
从1966年8月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场规模空前的"破四旧"(指"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运动，人们烧古籍、砸寺庙，除了极少数得到特别保护的国家重点文物单位之外，许多民间的、带有传统文化痕迹的古物、古迹都遭受到严重破坏，甚至被洗劫一空。各种老字号的商店都更换了新的、带有革命气息的名称，全国各地大大小小的传统剧团许多被解散，幸存的也不再允许上演任何古装戏，以致当时的人们一般都觉得∶再也不可能在有生之年看到有关古代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戏剧了。
如果说文化大革命初期的这种"破四旧"运动主要涉及的还是外在的、人们可以直接见到的传统文化的痕迹的话，那么文化大革命未期的"批林批孔"运动涉及到的则是内在的、更为久远的传统文化的精神。
在1974至1975年，全国上下到处频繁地召开把古代的孔子与现代的林彪联系起来的批判会，它使一个那怕目不识丁的人，也接触到了孔子，但自然是作为一个被打翻在地的、腐朽可笑的偶像接触到的，当时最典型、最流行的一句批判话语是∶"孔丘要复礼，林彪要复辟。他们俩个是一丘之貉，是一条藤上的瓜。"由于孔子是排行第二，所以他还经常被贬称为"孔老二"。
这种政治漫画似的、急风暴雨的批判虽然不久就过去了，但是，它所留下的后果我们今天仍然可以深深地感觉到。今天仍然有不少人不屑地提到孔子，认为他是一个老顽固，或至少是一个已经过时的老古董。这种情况正如梁启超所说的是"尊严已亵"。
如果说在中国历史上一直作为 "至圣先师"的孔子的尊严首先是在本世纪初叶的五·四运动中，在知识分子中遭到严重动摇，那么，在七十年代，孔子的形象又在更为广泛的社会层面遭到了羞辱。
八十年代，中国传统文化及其代表孔子的形象得到了某种程度的恢复，至少是那种政治漫画似的批判不再有了。但是，在知识分子，尤其是一部分年青知识分子中间，又开始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新一轮的批判，这种批判仍然与中国现实政治联系紧密，但不再象六、七十年代那样是以"革命"的名义，而主要是以"民主"的名义进行；也不再象六、七十年代那样是自上而下地发动，而主要是自下而上地发动。
一部分知识分子认为传统文化要对中国几千年来的"停滞不前"、从而不能象西方那样富强负责，他们对传统依然采取了一种毫不妥协的批判态度和决裂姿态，在"反封建"、"反传统"的口号下表达着他们对于现实社会和政治的看法和愿望。
但是，在那十年中，在中国已经开始潜在地涌动着一种复归传统文化的潮流了，九十年代以来，由于各种原因，这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潮则越来越表面化了。
这首先表现在大量的出版中国文化的原始材料方面，继八十年代重印《四库全书》之后，九十年代又有《四库全书存目》、《续修四库全书》、《传世藏书》等正在出版或编辑之中；在佛教和道教方面则有新编《中华大藏经》、《道藏》的推出。这些都是动辄万卷的庞大出版工程，至于各地所出版的各种古藉的单行本、包括注释本、今译本，则更是成千上万、令人目不暇接。
另外，还有相当多的学者参与了编写《中国文化通志》、《中华大典》等大型典志，各种反映中国学者对传统文化的研究成果的丛书也在不断推出。例如，上海在八十年代就已开始出版的"中国文化史丛书"、孔子基金会推动的"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齐鲁书社的"中国传统思想研究丛书"、中国文化书院组编的"神州文化集成"、北京图书馆组织的"中国文化小丛书"、还有"国学丛书"、"国学大师丛书"、以及展示海外传统文化研究成果的"现代新儒学辑要丛书"等等。
处在第一线的则是各种有关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刊物，这些刊物目前仍有不断增加之势，这其中比较有影响的刊物有∶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的《中国文化》、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的《国学研究》、国家古藉出版规划小组的《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北京语言学院的《中国文化研究》，以及《学人》、《学术集林》、《道家文化研究》、《原学》、《原道》等等。值得注意的是∶以上编辑出版的书藉和刊物，有不少是由民间资金来支持的。
在政府方面，对中国传统文化也有了一种新的认识和更为肯定和支持的态度，1989和1994年两次对孔子的纪念活动都相当隆重，有一些国家领导人参加会议或接见代表，在报刊上经常可以看到"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口号，《人民日报》在93年8月专门发表了"国学热"在悄然兴起的报道和评论，各地政府也相当热衷于对地方传统文化的推扬，兴办了许多传统文化节，新修了许多古迹，配之以各种仿古的表演，以此吸引海内外游客。
显然，与"文化大革命"时期截然不同的是∶今天的一个普通中国人，要接触中国传统的文化已经有了相当便利的条件，他可以相当容易地得到各种中国古代的典藉，相当方便地欣赏有关中国古代历史的电视、戏剧，乃至于连环画等。他也可以容易地看到各种或根据真实的史料，或仅仅根据传说而兴修的古迹，正如雨后春笋般地到处冒出。
"文化大革命"所打断的对于传统文化的记忆正在恢复，甚至可以说，借助于现代科技的手段和国家及民众经济实力的增长，中国近十多年来的古藉出版和古迹兴修在数量上是前此一百年、甚至几百年都望尘莫及的。虽然中国现在离"文化大革命"结束还不到二十年，但是，它在这方面的成绩已经可以令过去生活在某些较长的盛世年间的古人叹为观止。
可是，相对于对外在表征的恢复记忆来说，内心的回忆和怀念可能是更根本的。一种文化，如果只有一些外在的痕迹，而没有一些人身体力行，把这种文化作为自己的精神家园，作为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所系，那么，它的危机就可以说还没有过去。因为，一种文化的根本生机所在，并不在于政治的考虑或者商业的精神，而在于它是否能为处在这种文化中的人们提供一种精神的寄托和可行的生活方式。
四十年代初，钱穆在他编写的《国史大纲》首页上针对曾经盛行一时的民族虚无主义思潮写道∶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之上之国民，不仅对其本国以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还应附随一种对于本国历史的温情与敬意，如此这个国家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钱穆的书虽然在当时的抗日战争中相当受欢迎，但他当时大概末曾料到，在这之后，还有比此前远为激烈和彻底的否定传统的运动。
一个人的生命相对于一个民族的历史来说未免是太短了。经过本世纪前八、九十年的激烈动荡，如今生活着的人们对于真实的传统生活实际上已经相当陌生了。人们至今还常常是借助于一个过渡时代--即一个激烈的社会动员和革命的时代的眼光来看待十九世纪以前的古代中国，所以他们看到的常常是一片阴暗。有时，一些颖悟的心灵也能从一些书面的材料和残留的遗迹中感知过去，但这样的时候和机缘并不是很多。
所以，对于我们祖先的末曾不伟大的过去的、带有生命和感情的述说，就格外显得珍贵了。这种述说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犹如空谷足音，近些年来却也开始多起来了，在这里，我们想提一下著名作家汪曾祺的小说。
汪曾祺写到了他依稀记得的江苏高邮故园的生活，在他的笔下，再现了许多生活在过去的中国的人们，他们很多是普普通通的手艺人、生意人，他们中有锡匠、码头上挑担的女人、接生的医生、送果子的小贩以及开小店的老板，他们的生活和追求与我们今天的人已经相当不同。
例如，汪曾祺写到了一个小镇上的酱园，乡下人到那店里只需把油壶往柜台上一放，就去办别的事了，他们还经常把雨伞、扁担、箩筐、犁铧等寄放在店里，有时竟把准备变卖或送人的老母鸡也放在店里，老板让徒弟把鸡喂好，等乡下人办完事回来，油已经打好了，壶口用厚厚的桑皮纸封的严严的，桑皮纸上盖了一个圆圆的墨印∶"连万顺记"。乡下人从不怀疑油的份量足不足，成色对不对。多年的老主顾了，还能有错？他们要的干黄酱也都装好了，装在一个元宝形的粗篾浅筐里，筐里衬着荷叶，豆酱拍得实实的，酱面盖了几个红曲印的印记，也是圆形的。乡下人付了钱，提了油壶酱筐，道一声"得罪"，就走了。
这位连老板还在每年过年时预备一套锣鼓家伙，供孩子们随便来"咚咚锵锵"地敲打一番，他也给孩子们的各种走马灯提供新的蜡烛，他每年年节郑重其事地做这些事的时候，简直有些宗教仪式的味道，这时候也是他最快乐的时候。
但最有名的还是他店里特制的一种豆腐干，这种豆腐干要装在一个一个小蒲包里，包口扎紧，入锅，码好，投料，加上好抽油，上面用石头压实，文火煨煮很长时间。煮得了，再一块一块从麻包里倒出来。这种茶干越嚼越香，是佐茶的妙品，成了当地年节馈赠亲友的必备礼物。
现在，这位连老板早已故去多年了，他的儿子也四十多了，在县里的副食品总店工作，有人问他∶"你们家的茶干，为什么不恢复起来?"他说∶"这得下十几种药料，现在，谁做这个！"
如果不能很快获得厚利的话,现在大概确实不会有人会愿意去做这种既费原料、又费工费时的精致小食品，现在人们的所求和所乐都已经大大地改变了，我们也很难再目睹到过去小镇上的那种生意人与顾客的比较直接和亲切的关系了。93年我在哈佛大学，从当地报纸上读到了一篇比较"哈佛广场"(Harvard square)地区与它的商业化气息很浓的邻居"中央广场"(Central square)地区的长文，作者感慨几十年前还颇有古风的"哈佛广场"，现在也变得越来越象它的邻居了。
这种把几乎所有东西都变为商品、并不断追求最大利润的市场化、大概是一种世界性的趋势，中国只不过晚走了这不能不走的一步。于是，随后发生的事情就象汪曾祺在其作品末尾所写到的那样∶
"一个人监制的一种食品，成了一地方具有代表性的土产，真也不容易。不过，这种东西没有了，也就没有了。"
我们还可以从新近颇为流行的张中行、余秋雨的散文中读到这样一种对逝去的事物的追忆。在他们的笔下，出现了古老的北京城墙、江南小镇上已经传了好些个世代的藏书楼、隐居乡间的怪倔的画家、曾经集合了全国各地因慕道而风尘仆仆赶来的士子的著名书院……
然而，这些东西也是∶说没有，也就没有了。
客观而言，变化和消逝是必然的，但是，有了回忆与怀念，这种消逝和变化也就不会是完全绝对的。
这对一个人来说是如此，对一个民族来说也是如此。
世界总是要发生变化的，对于有些变化，我们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去遏制它们。但是，我们也许有必要在一个急剧变化的世界中保留一种回忆和怀念的能力，包括保留一种能够欣赏那已经消逝了的事物中的美的能力。这样一种能力并不是只有一种指向过去的维度，因而，保留这种能力，也就是保留一种从自身最深的根基进行创造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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