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今天1936年11月23日 “七君子”事件  专题:抗美援朝 圆明园 德国统一  知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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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知青“闹事”,引发回城风波

2010年10月12日17: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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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一段发动和准备,12月22日,首批请愿团42人到达昆明。要求无票乘车赴京请愿,影响62次列车未正点发车。经省委派人说服无效,不得不向中央、国务院告急。12月27日,以景洪农场知青丁惠民为首,带领第二批请愿团从昆明购票乘车到达北京。到京后在天安门和西单贴出大字报,提出“要回老家!”

  一、农场知青集体上访、罢工、请愿

  早在1978年全国知青工作会议之前,个别农场已出现下乡知青罢工、请愿事件,但多数地区的农场知青还是稳定的。中共中央在批转全国知青工作会议文件中提出:“要鼓励和支持他们安心农场工作,为办好农场贡献自己的力量”。“今后一般不办理病退、困退,如果家庭和本人确有特殊困难,可以通过组织商调”。这样做,原是想稳住200多万农场知青,减轻城市就业压力。不想文件下达后,事与愿违,更加引起了农场知青的不安。许多知青后悔当初不该来农场。他们说,到农村插队,还可以通过招工回城,而招工与农场知青无缘,现在连病退、困退的路子都堵死了,回城更无希望了。有人编成顺口溜说:“插队插队,越插越对;插场插场,越插越长;改变现状,只有上访”。于是罢工、请愿之风迅速在各地兴起。

  农场知青“闹事”是从云南西双版纳垦区开始的。云南西双版纳、德宏、保山、临沧等地、州是我国发展橡胶种植最理想的一块宝地,60年代初期即着手橡胶园的建设,国家为此投人了大量人力、物为、财力,办起30多个国营农场(1968-1975年改为生产建设兵团建制)。从1967年到1978年,先后有12万余名城市知识青年前去参加国营农场的建设。其中:

  上海市:4.76万人(包括上海郊区农村青年近2万人);

  四川省成都、重庆市:4.1万人;

  云南省昆明市:3.25万人。

  除因各种原因陆续离开农场的外,1977年底,整个云南省的农场知识青年还有8.71万人,为原下乡总人数的71.9%。同插队青年比,农场知青的稳定率是相当高的。也正因为如此,农场知青一直觉得受到了不平等对待。加上农场处于创业阶段,生产条件和管理水平都相当差。有的知青还受到迫害。种种偶然的、必然的因素,促使这里的知青首先闹起来。

  早在10月下旬,景洪总场十分场学校教师、上海下乡知青丁惠民就起草了“致邓副总理的公开联名信”,得到该场974人的联名签署。信的内容主要是反映农场知青所处的困境和要求返城的愿望。

  11月28, 29两天,丁惠民等在景洪召集会议,西双版纳各农场都派有知青代表参加。会议商定:组织知识青年步行到昆明,然后北上请愿。西双版纳8个总场,除橄榄坝外,其余景洪、勋海、小勋枪、勋遮、勋满、勋棒、勋腊等7场的3万多知青都参加了罢工,造成整个垦区工作瘫痪,生产停顿。

  北上请愿分三路:一路去上海与在沪知青联合;一路直达北京,与外地返京知青联合;一路经重庆、成都到西安,与延安知青会合。

  经过一段发动和准备,12月22日,首批请愿团42人到达昆明。要求无票乘车赴京请愿,影响62次列车未正点发车。经省委派人说服无效,不得不向中央、国务院告急。12月27日,以景洪农场知青丁惠民为首,带领第二批请愿团从昆明购票乘车到达北京。到京后在天安门和西单贴出大字报,提出“要回老家”。国务院值班室分别以电话通知云南省委及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处理此事。

  二、王震、程子华苦口婆心做工作

  12月30日,国家农垦总局、国务院知青办及国家劳动总局的负责人听取了“请愿团”丁惠民等人的汇报,答应研究解决一些实际问题,并希望他们以大局为重。

  1979年1月2日,民政部部长程子华遵照党和国家领导人华国锋、邓小平、王震的指示精神,召集国家农垦总局、国家劳动总局、国务院知青办等有关部门负责人开会,就西双版纳国营农场知青进京请愿一事进行了研究。1月4日,国务院副总理王震、民政部部长程子华接见了丁惠民等10名请愿代表。王震殷切地期望农场知青以国家人民利益为重,把眼光放大一些、远一些,立志边疆,建设边疆,保卫边疆。王震的谈话记录经本人审阅同意后,印发给云南各场,向全体职工(包括知青)传达。同时也发给了其他有下乡知青的垦区。下面是纪录摘要:

  时间:1979年1月4日11时20分至13时

  地点:王副总理办公室

  参加接见的有:民政部部长程子华、国家农垦总局副总局长张修竹、国务院知青办副主任张亚群、团中央青农部李小芬和全国妇联、国家劳动总局的同志。

  被接见的有丁惠民等10名上访知青。

  王震说,这几天接见外宾,今天会见会见你们这些内宾。然后,一一询问每个青年的姓名。

  当问到李长寿时,说:你这个名字很好,长寿,我今年70多岁,还有三五年就要去见毛主席了。你到我这么大年纪,还有半个世纪。这么闹下去(指知青罢工、请愿、游行)还行?我们的国家怎么能富强起来?

  王震说,我和民政部长程子华同志找你们谈一谈。张修竹同志和你们见过面,是不是?(丁答:见过。)同志,我们今天交交心。对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粉碎“四人帮”,你们赞成吧?(丁答:赞成。)粉碎“四人帮”以来,全国正在出现大治的好形势。国际形势也向好的方向发展,中日签定了和平友好条约,中美建交。去年那么大的旱灾,要是在半个世纪以前,那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真不知要饿死多少人。

  “文化大革命”,林彪、“四人帮”这一伙卖国贼、叛徒、特务、反革命,闹了多少年无政府主义,煽动红卫兵整我们这些跟随毛主席南征
北战多少年的老帅、老同志和各级领导干部,多少老工人被打死打伤,我也被游了街,程子华同志也靠边多少年。我们的叶老帅80多岁了,老人家也受了苦。我们党政军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邓小平同志也被他们诬陷。什么“二月逆流”,什么批林批孔批周公,就是批我们全国人民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嘛。他们搞无政府主义,就是要把老干部百分之百都打倒。搞了这么十来年,把你们都耽误了,本来应当好好仁学的。想想你们也是受害的嘛!

  西双版纳国营农场的干部,过去也是青年,他们都是自告奋勇到那里去建设边疆的,要立志把那个落后的地方,建设成先进的地区。所以,应当首先承认,那些同志有功劳、有苦劳。当然,农场没有搞好、管好,我代表他们向你们赔礼道歉。

  华主席宣布“文化大革命”结束了,就是为了好好干事情,搞好安定团结,把这个局面转过来。你们出去时把这个布条子取下来(指青年们胸前写有“北上请愿代表”的红布条),好不好?(青年们纷纷取下红布条)。把话讲清楚,你们的行动不是正当的,但是绝对保证对你们不搞报复,保证改了就好!不干这个。我们两个老头子(指自己和程部长)对你们讲清楚,请你们务必关心国家大事,争取一个安定团结的局面,恢复正常秩序,把经济建设搞起来。还有一个增加生产,厉行节约。要团结起来,要依靠你们这些年轻人,要为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

  要把国家建设得富强起来,不能没有很多困难。对现状,我也很不满意,也睡不着觉。可以说,我们这些老头子自己觉得对不起全国人民,
现在还有1亿多人吃不饱。这几天,我接见外国人,他们就怕我国内乱。他们说,我们希望你们强大,要投资,我们有钱,但是,你们一来红卫兵就把我们的投资冲掉了。请你们的老元帅为委员长的人大立个法,保证我们的投资能够还本付息。现在我们一个农民一年的收人才60多元(程子华:有的还不到40元)。邓小平同志经常讲,怎么能够把人民生活改善得快一点。邓小平同志,毛主席过去讲他很能打仗,反修坚决,有辩证法,人才难得。对叶剑英同志,毛主席过去也讲过,“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就是表扬叶副主席的嘛!可是,林彪、“四人帮”那个时候,连朱总司令都不能和毛主席见面。毛主席后来年纪大了,又加病重,周围被坏人包围,弄得老同志都不能见面。病好一点,把我们的老首长请回来,就是请回邓小平同志,我们都很高兴。以后又打下去了。我们的军队没有乱,就是因为有老帅们在,“四人帮”他们指挥不了,他们一个营也调不动。(程子华:军队如果出问题,就没有现在了)所以,在现在,你们闹事,那个影响不好。小平同志不久要到美国去谈判,国内没有安定团结的局面,怎么行?你们闹事,搞不得。你们要转过来,作自我批评,行不行?我们讲了,决不报复你们,但是回去还要作自我批评。今年是三年大见成效的一年,全党全国的工作重点都要转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如果你们能这样做,坏事就变成好事。再不要干这个事情了,我们的国家需要团结。

  搞这个罢工啊,不对。但是,你们来了,还是听话的。希望你们记住,要有个团结,要有个领导,要有个民主集中制,把我们的国家建设起来。我和程子华也摆摆老资格。他(指程子华)双手都残疾了,我们百死一生,为了什么?好小伙们!

  我们准备在春节的时候,组织慰问,组织少数家属代表到垦区农场去慰问,看看你们。农林部副部长、国家农垦总局局长赵凡同志已经到你们那里去了。农垦这几十年也搞乱了,人增加很多,生产没有增加,橡胶树还是过去的那些。都开割了吧?(丁答:也没有割多少)要依靠你们大家努力,把生产搞好。

  你们那里周总理去过,贺老总、陈老总都去过。你们把生产搞好,把公共食堂办好,把猪喂起来,还可以养鸡、养鸭,把菜也种好,就是现在
这时候也能有茄子、辣椒吃。我在北大荒过过春节,也在你们A腊那里过过春节。周总理还在西双版纳和吴努开过会。那个地方,我看很好,气候也很好,澜沧江有很大的水力资源,可以发电,还有铜矶铁矿、金矶真正搞起来,不是个落后的地方。你们要在那里安家立业,以那为家,创造新乐园。我是爱祖国边疆的,快死了的老家伙,烧成灰撒到橡胶园去。

  创业难,守业亦难,我们现在还在创业。这么穷的国家,要实现现代化,还要花很大力气,还要过困难日子。你们这么一搞,过年这一天,我们没有休息,小平同志没有休息,小平同志给我们讲话,说还是要安定团结起来,把生产搞好。你们要支持、帮助农场的领导,他们不好的时候,我们要帮助他们嘛!要靠自己的力量,把菜种起来,猪养起来。你们要从大处着想、远处着想,把眼界放开阔一些。老实讲,内地人口这么多,我看建设边疆,是20世纪末建成四个现代化不可缺少的一个方面。总之,希望你们按十一大路线、新时期的总任务、新长征努力吧!按三中全会的决定办事,要搞安定团结。我们找你们来见个面,希望你们在这一方面做出努力,不要让外国人看我们的笑话。

  接着程子华讲话。他说:华主席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要解放思想,开动机器。你们想一想,几万人罢工,损失多大。这损失是谁的?这个损失也有你们的,是全国工人、农民的。不要光讲宪法有这个规定、有这个权利,你们是向自己罢工。农场的损失,你们就没有责任?当然,农场没有办好,领导有责任。你们每月拿工资,从那里来?是从你们劳动创造的价值当中拿出的一部分。你们罢工,还要求工资照发,你们是为谁劳动。再就是,你们的口号讲“还我青春”,谁耽误了你们的青春?是林彪、“四人帮”。我们这十多年也耽误了嘛!“三八式”的干部当时正是40多岁,这些都靠边站,也耽误了嘛!你们这个青春是林彪、“四人帮”耽误的,现在要华主席还吗?你们提这个口号,要想想提得对不对啊?刚才又来了个“妈妈想念”。看到自己的小家庭,也要看看大家庭,大家庭不好,你那个小家庭怎么好得了?我们这些人干革命,那时还有什么家?好些人在哪里牺牲的都不知道。那时为了什么?还不是为革命打天下。我们年纪大了,国家实现四化,担子要落在你们肩上,要向前
看,不要光看自己家庭小圈子。我们青年时,就是一股干革命的劲,你们现在也要有这股劲搞四个现代化。回去以后,不要讲我们罢工胜利了。你们罢工造成多大损失?要做自我批评。我看王副总理讲得很多很好。

  王震让青年们讲讲。

  丁惠民说:王副总理、程部长对我们的指示,我代表大家表个态,表示接受。不过,对国家的前途,我们也不是不想,可能从我们自己这一方面想得多了一些。

  接着,丁惠民汇报了农场许多政策落实不了,干部作风方面存在一些严重问题,希望中央在调查以后,做出一些相应的规定,农场存在的问题能按中央的政策得到解决。


  最后,王震说:国家农垦总局、团中央、妇联的同志还要听取你们的意见。有的问题要改,汇总到民政部。具体的经营管理问题,由农林部、国家农垦总局负责。你们回去如果做自我批评,也要帮助改变农场某些干部的领导作风。我们所以站出来讲话,是因为如果让你们这样闹下去,也对不起你们。今天面对面地和你们讲这些道理,是为了使你们懂得新中国来之不易,现在要好好搞建设。全国上千万知识青年,都闹起来,还怎么搞建设。我相信向雷锋叔叔学习的总是多就是!至于农场干部作风不好,要改。有些同志改了,就算了。你们是21世纪的人,眼光要放大一些。目前,我们前进中的困难还很多,但是前途是光明的。青年们自己来解决自己的问题,我们就高兴孔这个  (指青年们联合签名的请愿书)我们转给华主席、邓副主席,请你们赶快回去干革命,为实现四化作贡献。你们再写个信给华主席,叶、邓副主席,把四化搞好。毛主席讲,风物长宜放眼量。今后半个世纪是你们的,希望你们守纪律,发奋图强。

  王震、程子华接见请愿知青代表丁惠民等的谈话印发云南各垦区后,迅速在知青和干部中传播,对于稳定农场局势,稳定知青情绪起了很大作用。多数农场知青开始复工,一些类似‘上访请愿团”、  “汇报团”、“联络站”的组织也自动解散。1月16日,((人民日报》、  《中国青年报》同时刊登“国务院关于春节期间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进行宣传慰问活动的通知”。1月23日,回到云南的上访知青代表,给  王震副总理发来电报,表示决心为祖国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努力工作。  电报还说:“由于我们年轻,看问题不全面,往往感情用事,为自己想得多,为国家和人民利益考虑得少,热血一冲,不管三七二十一,草草决定用罢工方式来表示自已的不满。其结果,虽然我们思想动机并没有什么不好,但实际上却影响了安定团结的局面。我们一定要把景洪农场加速建设好,成为有志青年英雄们的创业基地”。

  三、国务院召开紧急会议商定平息措施

  云南垦区的这场风波,在短暂平静之后,1979年吓旬,景洪农场部分知青又重新闹了起来,声称不达回城目的,决不罢休。与老挝接壤的勋腊农场,部分知青因回城得不到答复,竟砍断了近百株已经开割两三年的的橡胶树。罢工波及到西双版纳以外地区,并且接连发生集体绝食事件。

  云南省委再次向中央和有关省、市告急。1月23日,国务院召开紧急会议。会议由副总理余秋里主持,出席会议的有王震、陈慕华、谷牧、王任重、康世恩及有关部门负责人。会议讨论认为,全国知青工作会议对国营农场的知青问题,确实讨论研究得不够,有的规定过于笼统。比如“今后一般不办理病退、困退”,提出了“商调”的办法,但商调的渠道和手续没有明确。再加上许多农场问题成堆,长期得不到解决,使青年们感到“无路可走”。最后,大家基本同意国务院知青加月18日报送的《关于处理一些地方知识青年请愿闹事问题的请示报告》中提出的6条意见,即:(1)积极办好国营农场,把农场办成农工联合企业,国家给予支持。职工工资适当提高。要尽量把知青稳定在农场,这是前提。(2)需要商调回城的,可以参照已往办理病退、困退的规定,仍由知青部门负责办理。(3)城镇职工退职退休后,可以招收其在农场的子女。(4)从国营农场参军的知识青年,从1979年起,退伍复员后可以回父母所在地分配工作。(5)城市招工时,允许到农场商调本市下乡知青。(6)上海郊区去云南农场的青年,本人愿意回原籍社队,可以允许。这“六条”实际上为农场知青回城开了方便之门。

  当日下午,国务院秘书长分别给四川、云南省委打电话,把国务院会议精神告诉了他们。

  1979年2月上旬,云南省召集北京、上海、成都、重庆、昆明等市商讨如何具体落实国务院“六条”精神时,云南省的昆明和四川省的成都、重庆代表很干脆,表示保证6个月内,优先安置农场知青返城。北京、_上海作为变通办法,同意走病退、困退这条路。

  “六条”精神,很快在云南垦区各场传播开来。知青们闻讯欢呼雀跃。他们唯恐夜长梦多,一个个急于从“六条”中寻思回城的捷径,有的为了达到目的,甚至不择手段。一阵返城旋风,就这样在云南垦区各场蓦然刮起。

  四、“回城风”鉴延各地

  云南垦区的这场风波,很快蔓延到各地,即从1978年12月起,有21个省、市自治区(河北、山西、甘肃、宁夏、贵州、湖北、广东、西藏除外)相继发生了下乡知青和支边青年要求回城的集会、请愿活动,到1979年2月形成一股声势很大的“回城风”。其特点之尸是来势猛,波及面八不仅许多地方的农场知青闹回城,在插队的已婚知青、已在当地城镇安排就业的知青、下乡后参军又复员在外地工作的知青,以及各类下放人员子女中,也都引起连锁反应;另一个特点是,许多地方出现了相似的越轨行为。一般是四处串连,成立各种形式的请愿组织,先是发传单、出小报、贴标语、集体上访、请愿游行,而后发展为任意罢工、绝食,甚至发生冲击领导、殴打干部、砸毁公物、抢劫商店、破坏交通等违法行为,严重破坏社会安定。例如:新疆阿克苏地区几个国营农场的上海支边青年,从2月4日开始成群结队集会游行,筹集资金,要求回上海。不久,波及到阿克苏垦区的16个团场和城区工交建企业单位。一些上海支边青年组织赴京上访团,签写万名摺,围攻殴打干部,拦截车辆,多次罢工停产。

  这场回城风波,在大多数省、市、自治区还只是发生在局部地区,安置人数较多的几大垦区除云南和新疆的阿克苏地区外都比较稳定,像地处边睡的内蒙古、海南垦区特别是安置下乡知青最多的黑  龙江兵团均未发生什么乱子。但是,由于知青离场过猛过急,各地都  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失。如黑龙江兵团在几个月中有巧万名知青集中  地办理回城,打乱了正常的生产、工作秩序。建三江农管局所属农场  职工中,知青占8%,-一下子返城3/4,出现“机车没人开、账目没人  算、学生没人教、病号没人管”的现象。刮这场风,遭受损失最严重  的要数云南垦区了。到1979年末,上海到云南各农场的4.76万人,剩下300叭;四川去的4.1万人,只剩下500人。“大潮很快退去,农场留下一片触目的空旷与荒凉。”邓贤在他所写的《中国知青梦》一书中做了如此描绘:

  学校停课,教室关门,医院门可罗雀。在连队,到处人去屋空,乌鸦与长虫迁居新居。在机耕队,生锈的铁牛们整整齐齐趴在窝里,昔日粗声大噪的驭手全部星散,一去不复返。

  春耕之际,一望无际的大田无人耕种。成千上万顷开割的橡胶林里杂草丛生,有的农场竟然只剩下几百个老弱病残的原农场老职工和家属。怪不得一位上级领导视察了曾以“天下第一团”自豪的勋腊农场(一师六团),心情沉重,夜不成寐,终于对身边工作人员说了一句发自肺腑的感慨:“我们早干什么去了?为什么现在才想起应该留住他们?”

  据统计,知青返城给农场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千万元以上。当年云南农垦系统亏损达1872万元。更重大的损失不仅仅在于农业劳动力的流失,而在于支撑农场大厦的各种专业技术人才和干部队伍的失去:教师、会计、出纳、医生、药剂师、护士、兽医、农技员、工技员、驾驶员、农机手、电工、车工、钳工、割胶工一这个损失都是无法用经济数字来计算价值的。

  面对知青大潮的倏然远去和农场岌岌可危的前景,留下来的人们心情极为复杂。橄榄坝农场一位连队干部天天亲自赶着一群牛羊上山去放牧。他惆怅地说:“走就走吧,他们是大城市来的,有文化,跟咱们不一样。”

  一位机关干部反驳:“什么不一样,政策对他们够优惠了,两年一次探亲假,可是他们还不知足,……这是一个惨痛教训。今后我们培养人才,一定要培养我们自己的‘永久牌’,决不培养‘飞鸽牌’。”

  一位50年代支边的老教师无限感慨:“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人同此心,情同此理。可是都往高处走,这低处该怎么办呢?”

  一位大娘泪光闪烁,动情地说:“唉!这些年也苦了这些孩子,谁人没有父母,让他们来吃这些苦,就是我们自己的孩子也不愿意呀。”

  当地青年则愤愤不平,责问道:“难道边疆人就该一辈子在边疆,城里人就该一辈子在城里?这不公平”。但是,无论人们怎么愤愤不平,历史对现实发出怎样的洁难,感情上怎样难分难舍,“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农场的建设事业最终要靠农场人自己来完成。

  经济规律在这里发生了奇迹般的作用。

  丢掉知青包袱之后仅仅一年,也就是80年代的第一年岁末,云南农垦战线传出特大喜讯:全垦区从上年亏损1800万元一跃变为当年盈利4100万元,头次丢掉长期亏损帽子,实现扭亏为盈的伟大战略转变。


  邓贤描述的情况,反映了历史真实。然而,在当时百废待兴的年代,几百万下乡青年涌向城市,会出现什么情况,这是当时很难预料的。作为掌握全局的党和国家领导人,采取谨慎而有步骤的办法统筹解决知识青年问题,是无可厚非的。

 

本文摘自《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 ,顾洪章主编,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1  

 

链接:“知青之父”赵凡追忆知青大返城始末

来源:人民网文史频道

(责任编辑:张淑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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