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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甲勇骑士 一生唯谨慎

周士第加入过第三党 曾谋划刺杀蒋介石

2010年08月10日15:47  来源:《北京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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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10月,贺龙与关向应、周士第、甘泗淇在雁门关前线观察地形


  本版私人史主人公周士第

  毕业于黄埔军校一期,曾任“陆海军铁甲车队” 队长,这是中国共产党直接掌握的第一支革命武装。后任叶挺独立团代团长。南昌起义时,带领第二十五师七十三团加入起义队伍。抗日战争时,任八路军第一二〇师参谋长,在军中有“模范参谋长”之誉。1950年后任西南军区副司令员、防空军司令员、训练总监部副部长兼军外训练部部长、总参顾问。1955年9月27日被授予上将军衔。1979年病逝。

  本版口述者周坚,周士第之子,退休前曾任北京华远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党委书记等职。

  ■特别提示

  今年5月10日至11日,周坚参加了在台北举行的全球黄埔同学暨后代2010“中山•黄埔•两岸情”论坛。来自海峡两岸,以及北美、香港的全球黄埔军校校友暨后代超过160人聚首台北,成为有史以来两岸规模最大的论坛。这一切的缘起,都是因为八十六年前的6月16日,孙中山先生在广东黄埔岛创建的“陆军军官学校”,链接的纽带就是“黄埔”。

  周坚的父亲周士第,当年就是黄埔一期的学生。

  ■在省港罢工中,为支援被陈炯明残部包围的沙鱼涌工人纠察队,周士第率领铁甲车队在深圳英勇抗击十倍之敌

  “我父亲是世纪同龄人。”周坚说。1900年9月9日,周士第出生于海南省琼海市,这个家庭在正常年景可以维持基本温饱,所以他还能上学,但读书是断断续续的。因此19岁了,他还在琼崖中学读书。正是在这一年,五四运动爆发,海南成立了琼崖学生联合会,周士第被选为干事。

  周士第到广州后,参加了“琼崖评论社”,这是党的外围组织。1924年,孙中山创办了黄埔陆军军官学校,中共中央决定派党员干部以个人身份参加黄埔军校的筹建工作,并介绍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进步青年投考军官学校。中共广东区委派徐成章到该校任特别官佐。徐成章推荐了一批琼崖评论社的海南人报考黄埔军校,同年5月周士第被录取进入黄埔军校第一期。与周士第考入黄埔一期的同学约500人,分编为6个学生队。周士第编在第二队,与他同队的有许继慎、唐澍,同期的还有徐象谦(向前)、左权、卢德铭、陈赓、张际春、蔡申熙等,他们后来都成了中国工农红军的重要将领。

  1924年11月,周士第毕业。正在这时,陆海军大元帅府要组建“陆海军铁甲车队”。主持组建工作的中共两广区委常委兼军事部长周恩来,决定从黄埔军校选调徐成章、周士第、赵自选、廖乾五、曹汝谦等5人具体负责组建工作。铁甲车队在广州成立后,徐成章任队长,廖乾五任党代表,周士第为第一排排长,全队共163人。

  “这个铁甲车队实际上是装甲列车,就像电影《铁道游击队》里那种在铁道上跑的装甲列车,它是离不开铁路的。铁甲车队的任务就是护卫铁道,保卫铁道,保持交通通畅,就像是铁道上的警卫部队吧。之后,大元帅府还有一个铁甲车队,是苏联人给的轮式装甲车,可以在公路上跑。现在很多人搞不清这两个铁甲车队,以为是一支,其实是两支队伍。”

  铁甲车队名义上是大元帅府属下的武装队伍,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第一支武装。铁甲车队人员配备与调遣,部队作战与训练,均由中共两广区委书记陈延年和军事部长周恩来决定。

  当年12月,周士第经徐成章、廖乾五介绍加入了中共,又被提升为铁甲车队副队长。1925年6月,省港大罢工爆发后,徐成章调任省港罢工委员会委员长兼纠察队总教练,周士第升为铁甲车队队长,他被称为“铁甲骑士”。在省港罢工中,为支援被陈炯明残部包围的沙鱼涌工人纠察队,周士第率领铁甲车队在深圳英勇抗击十倍之敌,这场战斗惨烈无比,被敌三面包围,周士第身上七处负伤,仍身先士卒带队边打边走,终于冲出重围。

  当时在大沙头铁甲车队的驻地不远还驻有一个飞机掩护队。飞机掩护队属于航空局,其任务是掩护飞机。航空局长李糜,是一位苏联人,被广东政府请来任职。当时黄埔军已东征攻打陈炯明,广州空虚,反对革命的滇桂军阀大肆活动,原飞机掩护队的队长又与他们勾结。这样一来,他们就可以利用飞机掩护队占据飞机场,威胁铁甲车队的安全,并对广州的形势也带来很大的危害。因此,中共广东区委认为,必须使这支队伍掌握在自己手中,将它改造过来,以扩大革命力量。当时通过广东政府下命令,于1925年3月间派周士第兼任飞机掩护队队长,赵自选任党代表,并将原任队长调走。中共广东区委又指示周士第等人用和平接管改编飞机掩护队,注意避免引起武装冲突。

  “铁甲队和飞机掩护队这两支武装,是我军最早的武装,共产党直接领导的武装,也就是300人吧。成立叶挺独立团时,就以这两支武装为基础。在独立团,我父亲当了大概三个月的营长,后来当参谋长。打下武昌以后是代团长,叶挺离任升职以后,他是团长,这个独立团当时叫四军25师73团。南昌起义时,他就带着这个团参加了南昌起义。

  “这个时期我父亲参加的那些著名的战斗,北伐时汀泗桥、贺胜桥战役,激战武昌城,等等,都是熟悉的历史,就不用多说了。”

  ■“你请我这一顿饭,够一百个伤兵吃一顿饭,我吃不下去”

  “我父亲的经历挺丰富的。”周坚说。

  南昌起义时,周士第所在的起义部队到达南昌,重新编为第25师,由周士第担任师长。之后,起义部队南下,第25师在三河坝浴血奋战,激战了三天三夜,但这时主力部队在潮汕失守,第25师处在强势敌人的三面围攻之中,再打下去就有可能全师覆没,遂决定退出战斗。

  “这时,要按照我父亲的说法,当时是开了党委会的。会议做出了一个决定,等待接受中央指示,来决定下一步怎么办。并派我父亲去香港,党代表李硕勋去上海,向组织汇报。从南昌起义到三河坝失败,我父亲和李鹏的父亲李硕勋一块战斗了两三个月。李硕勋的牺牲挺可惜的,他到上海汇报完了去海南了,一上岸就被抓起来了,他到了海南,一开口说话就知道你是外来的人,很快就暴露了。

  “为什么分开派去两地,我不知道。但这个细节我父亲跟我讲了:当时他不是直接向南走,而是先向北,绕着走,因为人家就在南边等着你呢。当时他把联络办法、联络暗号写在了一块手绢上,然后用它擤鼻涕、吐痰,弄得特别脏。在过好多封锁线的时候,碰上搜身,搜到这个脏手绢,脏得挺恶心,人家也不细看了。”

  周士第辗转到达香港向李立三汇报。“在香港,沿途看到南昌失败以后逃到香港的士兵、伤员,我父亲给我讲的时候挺动感情的:很多伤兵起来给他敬礼,叫‘师长’。我父亲说,看他们这样,我却帮不了,我这叫什么师长呢?李立三请他吃饭,他不吃。他说我跟李立三说了,你请我抽的那盒‘绿炮台’,一支烟够我在大街上的两个伤病员的一顿饭,你请我这一顿饭,够一百个伤兵吃一顿饭,我吃不下去,那些人没吃没喝在香港街头流浪呢。”

  到香港后不久,周士第就生病了,得的是疟疾,打摆子,发高烧。别看他是师长,一样没钱,在香港他住在一个老乡家,这个老乡是一个大资本家的厨师,也没有钱,但能管他的饭,能有个地方睡。后来广东老乡拉他去南洋,他就去了南洋。“在南洋,我父亲碰到很多共产党员,甚至两广区委的一些同志。也是,革命低潮嘛,环境很危险,很多人不得不逃命。”

   这样,他离队了,和党组织失去了联系。此后,他参加了第三党。

  第三党既不赞成共产党,也不赞成国民党,要走第三条道路。1927年11月初,宋庆龄、邓演达、陈友仁在莫斯科以“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名义发表《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1927年冬,谭平山、章伯钧、季方等在上海成立“中华革命党”,并与在海外的邓演达保持联系。1930年春,邓演达自海外归国,后将第三党的名称正式定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经过一番整顿以后,第三党一度发展很快,曾建立十一个省区和三个市区的地方组织。

  周士第在南洋接触了第三党,回国后在上海加入了第三党——“黄埔革命同学会”,在第三党期间,周士第当过第三党的陕西省委书记、南方局的书记,还曾经谋划刺杀蒋介石。1931年春,周士第受邓演达派遣,化名周平,到杨虎城处工作。当年夏,周士第在西安被捕。宋庆龄得知蒋介石要处决第三党要犯的消息,特意从上海赶到南京设法营救,因为周士第是黄埔生一期的身份,营救会有更多波折,她两次从上海到南京交涉,终于救出了周士第。

 

1938年,周士第(前排左三)和八路军组织部部长朱明(前排左二)在抗日前线

1938年,120师参谋长周士第(前蹲)、政治部主任甘泗淇(后蹲)参加炮兵在岚县邓草沟练兵

  ■在与红军代表的接触中,时任团长的周士第不仅了解了苏区的情况,还得到了“家”里传来的信息

  出狱后,他到了19路军。1932年“一•二八事变”,国民党19路军在蔡廷锴的领导下奋起抵抗。第三党为了援助19路军抗战,组织成立了“抗日义勇军”,由周士第担任队长。周士第曾率领抗日义勇军在上海闸北一带与19路军并肩作战。

  1933年福建事变,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在10月公开举起了反蒋抗日大旗,建立福建人民政府。红军先后派了潘汉年、张云逸两名谈判代表去福建,在与红军代表的接触中,时任团长的周士第不仅了解了苏区的情况,还得到了“家”里传来的信息:中央希望他回来,当然能拉一支队伍回来就更好。

  “但没想到,福建事变很快就失败了,部队被整编了,包括我父亲这些战斗到最后的军官,安排他们到广州去,仍任原职。但我父亲心里知道,这不是真的。当时派了一个连护送他从福建去广州——说是护送,其实不是。后来证明我父亲是对的,很多人在途中被杀,根本到不了广州。我想应该是不能在他们离开部队前执行,以避免兵变。所以名义说是护送,等于是押送。

  “接近苏区时——他不是知道从红军代表那里知道苏区的范围了吗?他骑马跑了,跑到苏区。我父亲说,军事上国民党败给共产党,他们在情报上也不行。一进苏区,他明显就感到气氛不一样。他跟一个老头打听一个村子,这个村子就是当地苏维埃政府所在地。人家不告诉他,说不知道这个村子。其实是知道的,因为跟那个村子已经离得很近了,这说明我们党教育群众教育得好,老头一看这人穿着一身军装,上来就问苏维埃,就不告诉他。这时,旁边有个年轻人搭话了,问:你从哪儿来?我父亲说:我从19路军来。又问:你姓什么?我姓周。那个年轻人就说,那你跟我走吧。就把他带到那个村。从那儿,派了游击队的一个班,送他走了16天,到了瑞金。

  “就是在福建一接上头,中央让你回来,就沿途布置好了接应,你什么时候回来都有人接头。”

  到了苏区以后,朱总司令接见他,给他一封没有寄出的信,还是和原来说的一样,大意是:要他推动蔡廷锴到苏区来,如果蔡不来,士第也要来。这封信署名贺龙和聂荣臻。

  他先在红军大学当教员,长征中,任军委干部团级以上干部队科长、队长。

  “到了陕北以后,由罗贵波和董必武介绍,我父亲重新入党,因为已有7年时间组织关系断了,脱党了。当时给他的结论,大意是,一、重新入党;二、党龄从1924年算起;三、通过党的审查,在脱离党的期间,没干过一件危害党的事情。”

  此后,周士第先后任第十五军团参谋长、红二方面军参谋长,参加了直罗镇和东征等战役。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第120师参谋长,晋西北军区参谋长,晋绥军区参谋长、副司令。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第十八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组织指挥晋北战役,参与指挥晋中、太原、扶眉、进军西南等战役。进军成都后,还当了大概几个月的首任的成都市市长。

  “1955年授上将时,我父亲54岁,算是年龄比较大的,我岳父肖华39岁,是最年轻的。”

 

1941年,关向应(右起)、彭真、林枫、周士第、贺龙等在山西兴县

  ■父亲也就在散步时和人打个招呼,说几句话,但不登门拜访

  有人跟周坚聊天的时候说到过,像他父亲这样,经历比较丰富的人,在历次整风运动包括后来的“文革”中,都没怎么受大的冲击,有个平安的晚年,应该说,算是很不错的了。

  周坚有时候也琢磨这个事儿。在周坚看来,原因可能有几个方面。“他早就不当权了,就没人搭理你。”他认为,这一个是父亲退得早——1959年以后基本就脱离工作了,主要调养身体。

  “1960年我父亲做了一次大手术,切除了一叶肺,那时他已经接近60岁。第一次手术大概做了五六个小时,我妈说她晚上回家了,第二天早上再一去,我父亲不在病房里。人家告诉她又推进手术室了,做第二次手术,因为胸腔有个毛细血管没扎死,胸腔渗血、积血。

  “那以后我父亲一直养病。后来他当过三届的国防委员会委员,政协常委和人大常委轮着干,一届政协一届人大。去世时他是总参顾问。

  “再一个,可能因为他没有什么威胁,你本身是有‘污点’的——按照过去的思维,他曾经七年脱党啊,1927年到1933年,这算够长的。虽然1936年重新入党时有正式的组织结论,1942年整风时,贺龙又跟他讲,审查你没有问题。这等于维持了1936年的结论:没有危害过党。”

  尽管正式的组织结论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在过去的思维模式里,有那样的经历,不叫污点也是一块阴影吧,至少是让他更加谨言慎行的一道无影无形的警示。所以他的一生都非常谨慎小心。

  1969年的“一号命令”,要求疏散,当时广东从化是最大的一个疏散点,包括朱德、董必武都在内,一共有29家疏散到从化温泉那里,在河的西岸,一家一栋小别墅住着。这29人都是高官,战争年代就互相非常熟,大家自然互相走动串门。可周坚的母亲跟他说,都是人家来看他父亲,他父亲哪家门都不进,不去看人家。

  “一到吃完晚饭,大家都沿着河边散步,父亲也就在散步时和人打个招呼,说几句话,但不登门拜访。朱德、董必武都来过我家,他也不回访。

  “我母亲跟我说,从50年代进城以后,他就除了办公室以外,基本上不去任何一个人的家,不串门。他只参加集体活动,比如50年代学苏联,跳舞,我父亲倒是挺坚持的,军委组织的、中南海紫光阁的跳舞,他倒是每次不落,都去。但是除了集体活动,个别来往,没有。我小时候有印象,有人到我们家来看过他,但他从来不去看人家。

  “我觉得——这都是现在我自己这么分析啊,可能他心里想的就是:反正我有‘污点’我也知道,我省点儿事,不搞那么多乱七八糟的事儿。”

  周坚说父亲一生谨慎还表现在对住房的固执上,他们家1950年从西南到了北京以后,到现在没动过地方,没搬过家,这个房子已经住了60年了。

  “我母亲说,当他职务调整时,给他换房子——这是成立防空军时的房子,后来防空军取消了,这房子应该归空军,他不搬,人家也没办法。说了多少次,我父亲坚决不动。最后就是,他到了哪儿,这房子就跟着他归属谁管。这些年这房子就不断地转移产权。

  “在我印象里,我们家的房子在1964年才第一次大修。我妈说,还是因为肖劲光到我家来的时候,受到两大刺激:一个是,他一坐沙发,沙发那弹簧把他给扎了;再一个是,我们家那老房子,还是卷纸的窗户,纸糊的顶棚——就是那种秫秸秆上裱糊纸的天花板,四壁也返潮得特别厉害。

  “后来趁我父亲去广州休养,才把沙发给换了,把房子给修了,也改了窗户。因为他在就不让修,他说挺好。”

  ■不管什么情况下,部队一驻地,立刻就向四面八方派出侦察员

  说是为人低调也罢,周士第不喜欢讲自己的事,比如别人问到独立团的事儿,他只向人介绍叶挺,很少提到自己。所以现在周坚在网络上看到很多关于父亲的事,他都没听说过。

  “比如写我爸和我妈当年是怎么恋爱的,还写得特别详细,这个,我爸从来没说过,我妈也从没跟我们说过。他不说过去的事,不仅不跟我们说,也不跟我妈说。他去世后,我妈说,他不讲,过去的都不讲。我们知道的这点儿,都是偶尔赶上了,蹦出几句来,透一点儿。比如,我问过他:你怎么认识林彪的?林彪是黄埔四期的,毕业后分配到独立团当见习排长。那时我父亲是参谋长,部队早上要出操,有一天,一个轮到值星的连长进来跟我父亲报告,说黄埔新来的一个见习排长林彪,不服从命令。我父亲说,这是他第一次听见林彪这个名字。父亲没跟我讲具体是什么事,但他当时顶撞上级了,这是肯定的。

  “黄埔的同学,他还讲到过胡宗南。我父亲说胡宗南本身的个人条件不是太好,比如军事体育课,老不及格,因为他个子太小,比如盘单杠,他爬不上去,跳起来都够不着。但是他特别努力。”

  参加过那么多战斗,但是具体战斗也不爱讲,别人倒有时讲给周坚听,比如,抗日战争时期120师和北方局没有被任何一次日本鬼子扫荡围堵过,历次扫荡、合围,没围住过,都提前突围了。后来有些警卫员也跟周坚说过:你父亲就是一生特别谨慎,不管什么情况下,一驻地,立刻就向四面八方派出侦察员,出去15里到20里,而且给这些放出去的哨都要拉电话线的。结果有一次,把哨放出去了,后边跟着拉电话线,侦察员发现情况往回跑报信,就在中途碰上了,当时就打电话报告情况,部队立刻集合,转移,这至少争取了一个小时的时间,就足够了。

  “他的一生,他自己讲得太少,我们想了解只能找旁证,但还是很多事不知道。他在第三党的那一段历史,我就知道得太少了。他在第三党的经历,没有旁证材料。他在第三党那里到底怎么干的?第三党的人怎么评价他?我现在最想知道的就是那7年,有没有什么资料。”

  所以周坚以前每次到香港出差,除了公干,就是逛书店。这次去台湾的三天也是,除了安排的会议、参观,他抽空跑去24小时书店,在“中国历史”那儿待了有两个小时。他就是想买一些过去跟他父亲同时代那些人的回忆录,看会不会提到父亲,“想买,但没买到。我这次去台湾认识了一大批黄埔子弟,就委托他们,看看有没有1927年以前的那些和我父亲有关系的那些国民党将领的回忆录,帮我买下来,他们已经答应了。”

1975年,周士第在广东肇庆叶挺独立团团部旧址 


■本版供图/周坚
 
 

(责任编辑:肖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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