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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平陵:在清贫中辞世的文艺斗士

2010年08月04日1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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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平陵的名字不仅在大陆文坛,而且当下在台湾也鲜为人知。如果读过《鲁迅全集》的注解,就会知道他是一位“国民党御用文人”。不过,这种评价欠全面。王平陵在现代文学史上虽是以“御用文人”身份称著,但他还有作为抗日爱国作家及清贫文士的一面。王平陵生于1898年,江苏溧阳县人。他的本名仰篙,字平陵,后以字行,笔名有数种,其中写时评用“西冷”,写文艺论文用“史痕”,写散文用“秋涛”,写短篇小说用“草莱”。他一生致力于右翼文艺运动和新闻事业,创作有各类作品五十余种。

  从“文艺斗士”到抗日战士

  王平陵出身于书香世家,父亲为清末秀才。他幼年随父就读私垫,对四书五经接触得早。在县立第一高小毕业后,获官费资助,就读于浙江省杭州第一师范。因其刻苦努力,备受后来成为弘一法师的李叔同赞赏。就在李氏1918年落发为僧前夕,他把自己全部的文学论著转赠给王平陵。王平陵果然不负名师的期望,于1920年在《时事新报》副刊发表小说《雷峰塔下》,另还有独幕剧《回国以后》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妇女杂志》上刊出。

  王平陵在杭州第一师范毕业后,到奉天第一师范教书。期满一年后回南方,在溧阳县立同济中学任教。1922年由溧阳转到南京美专教书,同时在震旦大学南京分校攻读法文。此时他用“王平陵”之名在京沪各媒体发表文学作品,已有一定知名度。

  1924年从震旦大学南京分校毕业后,王平陵到上海主编((时事新报》副刊《学灯》。由于《学灯》有许多名家撰稿,王氏在文坛的声望亦从此剧增。他在《学灯》上还写过介绍实证主义美学的文章,使人觉得他年轻时读书面广。1928年他改在上海暨南大学中文系任教授,和文艺界人士广泛接触,并致力于文学创作和研究。

  1929年,王平陵由上海教育界转往南京政界工作,供职于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从此被部长叶楚枪赏识,视其为心膂肱股式的得力助手。并应杭州师范同窗即《中央日报》社长严慎予之邀,主编该报《大道》与《青白》两个副刊,并兼任南京英专教授。这时他已与吕英女士在老家结婚,除忙于创作外,还钻研社会学、哲学、美学。

  1929年6月,国民党召开全国宣传工作会议,蒋介石亲自到会鼓吹“创造三民主义文学”,“取缔违反三民主义之一切文艺作品”。在这种严峻形势下,以鲁迅为盟主的左联,以普罗文学为旗帜反对国民党文化围剿。王平陵、钟天心、左恭等人则在国民党中宣部策划下,于1930年5月在南京成立中国文艺社,由叶楚枪任社长,张道藩、王平陵、范争波、朱应鹏、徐仲年、华林等为理事,并于同年8月15日创办《文艺月刊》(1938年改为半月刊),作为鼓吹“三民主义文学”和“民族主义文学”的阵地,以和左翼文艺运动相对抗。这里所说的“民族主义文学”,是由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陈立夫、陈果夫支持上海六一社提倡的。六一社的主要成员有国民党上海特别市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上海市市政府委员、社会局局长潘公展,在国民党中宣部身兼数职的王平陵,国民党上海市市政府委员朱应鹏,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委员、警备司令部侦察队长兼军法处处长范争波,国民党中央军校教导团军官黄震遐,此外,还有叶秋原、傅彦长、李赞华、邵询美、汪倜然等。其中1930年6月1日在上海发表的攻击左翼文艺运动是“畸形的病态发展”的《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宣言》,王平陵曾参与起草。为此,茅盾、鲁迅、瞿秋白先后写了《“民族主义文艺”的现形》、《“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命运》、《屠夫文艺》等文章,揭露了“民族主义文学”的实质是法西斯主义和卖国主义,其代表作黄震遐的诗剧《黄人之血》,有明显的媚日倾向。王平陵并不因此气馁,于1933年还和鲁迅有过一场遭遇战。这年2月,鲁迅作《不通两种》,批评国民党御用报纸新闻的“不敢通”和“不愿通”。政治嗅觉灵敏的王平陵马上在《武汉日报》的《文艺周刊》上发表《“最通的”文艺》,先是揭发鲁迅用“何家干”笔名发表文章,然后含血喷人说以鲁迅为首的革命作家在写“对苏联当局摇尾求媚的献词”,这才是他们心目中“最通的文艺”。鲁迅旋即写了对“通论的拆通”的杂文《官话而已》,认为王平陵这种吃国民党官饭的人,所写的文章不过是“十足的官话”,不理会也罢。王平陵前后与鲁迅为首的左联发生的笔战,赢得了国民党官方的肯定与赞扬,多年来尊王平陵为“文艺斗士”。

  为了进一步和左翼文艺对抗,遏阻革命文艺的发展,叶楚伧代表国民党中宣部亲自拟订了四项措施:一、办大型《文艺月刊》;二、编印文艺丛书;三、设置全国报纸副刊及社论指导机构;四、成立“电影剧本评审委员会”。这四项皆由“文艺斗士”王平陵实际负责。如1930年8月15日创办的《文艺月刊》,他从创刊号担任主编直至1942年辞去这一职务。1932年,担任正中书局出版委员会委员的王平陵,主编了“大时代文丛”和“新生活丛书”,另主编每期六十万字的《读书顾问》季刊。这些丛书、季刊,翻译部分所载的大都是美、英、法等国的名作,以取代左翼文人所推崇的苏联作品。1935年,国民党正式成立“全国报纸副刊及社论指导室”,亦由叶楚伧委派王平陵任主任。王平陵随即拟订文艺指导纲要给全国各地报纸,并派右翼文人把持十二家“文艺周刊”。“电影剧本评审委员会”亦由王平陵任评审委员,其职责是防止左翼文艺向上海各民营电影制片厂渗透,并遏阻有共产主义倾向的剧本拍成影片。1936年,陈立夫插手电影工作,通过教育部成立“中国电影协会”,委派王平陵主编五百万字的《电影年鉴》,内容涵盖各国电影概况、政府法规及检查制度,另有电影理论和技术。为审查影片和编辞典,王平陵成了电影界的太上皇,许多人都巴结他。有一次,电影界人士专门请了胡蝶、徐来、舒绣文等女明星吃饭。饭后这些女明星轮流陪王平陵跳舞。王平陵舞艺不凡,居然还会跳宫廷探戈,使到场者不胜惊奇。看来,王平陵在与鲁迅论战时,讽刺左翼作家“常常在上海的大跳舞场拉斐花园里,可以遇见他们伴着娇美的爱侣,一面喝香槟,一面吃朱古力,兴高采烈地跳着狐步舞,倦舞意懒,乘着雪亮的汽车,奔赴预定的香巢,度他们真个消魂的生活”,这倒是王平陵一类文化官员的自我写照了。

  1938年南京沦陷后,文艺重镇转移到武汉。为了抗战,需要一个超越阶级和党派、以联合全国文艺界人士共赴国难、完成中国民族自由解放的统一组织。国民党中宣部便将这个重任交给王平陵去完成。王平陵接手后,花精力最多的是协调与冯玉祥派系的作家及以郭沫若为首的左翼文人的关系。后来经过艰难的协商,终于在1938年3月27日成立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文协”在汉口总商会大礼堂举行时,参加人员多达五百人。大会名誉主席团有罗曼·罗兰、威尔士(未到)、鹿地亘及代表国共两党的陈立夫、周恩来,大会主席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邵力子。王平陵作协会筹备经过的报告,老舍等宣读大会宣言和告全世界及日本作家书,然后通过协会简章,发出致蒋委员长暨前线抗敌将士慰劳电文,并民主选出下列理事:邵力子、冯玉祥、张道藩、王平陵、老向、老舍、田汉、沙雁、盛成、吴组缃、陈铭枢、郭沫若、马彦祥、胡绍轩、徐蔚南、胡秋原、胡风、姚蓬子、陈纪滢、陈西滢、冯乃超、穆木天、孟十还、华林、楼适夷、茅盾、丁玲、巴金、郁达夫、成仿吾、张天翼、谢六逸、沈从文、曹禺、曹聚仁、黎烈文、郑振铎、朱自清、朱光潜、许地山、夏衍、张恨水、沈起予、施蛰存、曹靖华等四十五人为理事。吴奚如、孔罗荪、罗烽、舒群、崔万秋、曾虚白、周立波、吴漱予、黄源、梁宗岱、艾芜、丘东平、周扬、宗白华、欧阳山等十五人为候补理事。叶楚伧、于右任、陈立夫、孙科、周恩来为名誉理事。这个理事名单《新华日报》在1938年3月28日报道时漏掉了孟十还,顺序亦与此不同。这里按当年《大公报》的报道顺序排列。

  由于左右翼文人斗争激烈,怕摆不平,所以“文协”决定不设理事长,实际工作由中间派作家负责,即总务主任为鼓吹文学抗战最卖力的老舍,另一副主任为国民党系作家华林。组织部主任—这是实际掌权的一个职务—为王平陵,副主任为共产党系作家楼适夷。另有出版部主任姚蓬子,副主任老向,等等。叶以群、赵清阁、谢守恒为干事。第二届理监事,由冯玉祥出任理事长。在抗战八年中,王平陵始终任该会常务理事。尽管他用各种办法防止左翼文人的渗透,如住在重庆的南山颠,“曾高高地遥编”桂林、恩施、昆明、成都、贵阳各报副刊,但这个组织最终仍为左派所控制。这并不是王平陵不努力,而是时代需要使然。

  应客观评价右翼文人在抗战中所起的作用。以王平陵而论,是他四处奔走为成立“文协”立下汗马功劳。他做的并不全是破坏性工作。他的诗集《狮子吼》,写抗战军民英勇杀敌,气势磅礴,十分感人。他为正中书局1946年5月出版的《中国战时学术》所写的《七年来的中国抗战文学》,肯定了田汉、萧军、舒群、白朗、罗烽等许多左翼文人的抗战作品,是研究抗战文学史的一篇重要参考文献。1939年冬,王平陵任桂南战地记者。他于次年初亲赴前线,写了国军光复昆仑关的综合报道,发生了重大影响。1940年春,汪精卫叛国投敌。在汪伪政府即将出笼之际,王平陵应“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战协会”之邀,写了揭露汉奸祸国殃民的剧本《狐群狗党》,在重庆上演了一个多月,社会效果良好。

  1943年,唯利是图的重庆奸商导演了米荒的惨剧,已成为抗日战士的王平陵及时地以此为题材写了五幕剧《维他命》,把囤积居奇的奸商嘴脸揭露无遗。前面提及他为商务印书馆主编的《大时代文丛》二十册,也有相当数量的抗日作品。

  日本投降后的1945年,王平陵应《扫荡报》副刊刘同绎(刘以■)之邀,写一部反映由于抗战胜利的来临,各方面都有骤然的转变和出现新现象的作品,以填补老舍《四世同堂》在该报连载告一段落后的空缺。这个长篇以杜甫的诗句“归舟返旧京”为题,计六十万言,原拟交刘同绎在上海主持的“怀正文化社”(并非谢冰莹在《作家印象记》中说的“怀正书局”)出版,后因时局混乱,通货出现空前膨胀,出版社业务受到严重打击,故刘同绎预告了要出版的这部长篇小说只好胎死腹中。尹雪曼主编的《中华民国文艺史》(正中书局,1975)第四百六十七页说此书已出版,是以讹传讹。

  当《归舟返旧京》在《扫荡报》连载到第四章时,因日寇投降,当局将报名改为《和平日报》。当社方派刘同绎到上海分社工作时,刘氏推荐王平陵任《和平日报》副刊主编。《中华民国文艺史》第四百六十三页及上海辞书出版社1990年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词典》均说王平陵任过《扫荡报》副刊主编,欠准确。战时的《扫荡报》副刊主编先由陆晶清担任。陆氏赴英后,由刘同绎接手。王平陵接手时,报纸已更名。

  关于《归舟返旧京》,王平陵边写边交给女儿王晶心,她进城时送到《扫荡报》重庆中正路办事处。当时王氏未留底稿,修改后在和平日报印刷厂重排,打好纸型,寄到上海怀正文化社却丢失了,到现在仍未发掘出来,看来只有等后人去钩沉了。

  除了《归舟返旧京》外,王平陵还为华北第一大报即天津《民国日报》写了长篇《国宝》。内容亦是反映抗战胜利后陪都社会贤达活动的长篇,有些细节描写极生动。小说长达三十多万字,一共连载了九个月。后与某书店签约决定出版,可局势骤变,这个长篇的出版也告吹,原稿亦已遗失。

  抗战胜利后,不少人均争先恐后出川去当接收大员,从中捞取政治资本和饱己私囊,可王平陵没搭乘归舟返旧京,而是留在重庆。他先是推荐尹雪曼到《新蜀夜报》编副刊,而自己则埋头写作,连因避战祸分别多年的老母他也未能回去团聚。1948年至1949年冬,担任重庆文化运动委员会委员的王平陵,奉顶头上司张道藩之命积极推动重庆的文艺运动。此外,为了养家糊口,他还得在重庆的巴蜀中学兼课。在他1949年11月25日上完课后,人民解放军已兵临城下。王平陵在老友倪炯声的安排下,于次日即重庆解放前一天乘坐最后一架飞往台湾的班机,带着长子王允昌,而把妻子和女儿王晶心、次子王允汶留在山城—他们于1950年才辗转离开大陆到台湾团聚。王平陵曾有一篇近两千字的散文《离散》,生动地记述了当时的慌乱情景。

  从台湾到海外的清贫文人

  王平陵到台湾后,生活极不安定:先是在基隆落脚,后迁往中坜,一时找不到固定的工作,以卖文为生。为了将文卖出去,他向刘心皇等人炫耀“鲁迅曾骂过我”,意即自己是文坛老资格。在50年代渡海来台的文人中,也只有王平陵外加胡秋原等少数人与鲁迅交过手,故他颇得意。这一宣传也的确见效。从1950年5月19日起,他在程大城创办的《半月文艺》任专稿撰述委员。另参加《新生报》关于“战斗文艺”的讨论,他认为“战斗文艺”在“战斗”的同时可兼顾趣味,不必筑室道谋。《新生报》采纳了这位资深作家的意见,由此确立了“战斗性第一,趣味性第二”的原则作为审稿标准。1950年3月23日,《新生报》副刊假台北中山堂举办盛况空前的文艺作家座谈会,王平陵和张道藩、齐如山、戴杜衡、陈纪滢等一起受邀出席。会议内容是讨论“战斗文艺”的开展和成立一个“全国性”的文艺团体。同年4月17日,举行“全国文艺团体发起会”,到会约五十人,张道藩任临时主席,会议决定团体名称为“中国文艺协会”。在推举筹备人选时,张道藩一再推辞,他的理由是:自己是北伐时代的人物,现应让年轻人出来干。并举例说:“戡乱为什么失败?就是因为戡乱的将领,仍然是北伐抗战的将领。”票选结果,王平陵、冯放民、孙陵、赵友培、陈纪滢等十一人当选。同年5月4日,“中国文艺协会”正式在台北市中山堂成立。由张道藩推荐陈纪滢担任大会主席,张道藩致词,冯放民(凤兮)报告筹备经过,出席者有罗家伦、谢冰莹等一百四十七位文坛前辈和青年文艺家。张道藩、陈纪滢、王平陵、谢冰莹,许君武、耿修业、冯放民、傅红蓼、孙陵、梁中铭、徐蔚忱、王蓝、赵友培、王绍清、顾正秋等十五人当选为理事。张道藩、陈纪滢、王平陵三人为常务理事,由此可见王平陵在官方文坛中的重要地位。正因为有这种地位,他于1952年3月至1954年出任《中国文艺》月刊主编,于1952年4月起任《中国语文》编委。此外,还一度担任过官方刊物《文艺创作》的主编。在任主编期间,他改变前任主编胡一贯不重视评论的情况,每期至少刊登五篇论文,一是用以鼓吹官方所倡导的文艺,二是辅导青年创作。他后来还为“中华文艺函授学校”编过《小说写作概论》讲义。

  张道藩赴台后,曾反省自己40年代领导右翼文运,由于“根本不做工作”和“虚于应付”的作风,致使文坛被左派占领。50年代他带着“戴罪立功”的心情,极力让王平陵等吃官饭的作家东山再起。但那时吃官饭的位置已逐渐被后起之秀占领,年迈的王平陵尽管奋起直追,如为雷震的《自由中国》写过《自由魂》的多幕剧,还先后动手写有《少女心》、《沙龙夫人》及运用意识流派手法写《六十年代》等长篇,但毕竟笔力不足,全部写了一半即无下文。在老作家不受重视,尤其是“中华文艺奖金委员会”及其附属物《文艺创作》日渐式微的情况下,王平陵眼看大势已去,便在深具主导力与号召力的官方刊物《文艺创作》即将关门大吉之际,于1956年赴曼谷任((世界日报》总主笔。后因气候不适应,害过热病,并昏迷一次,一年后他带着高血压的病体回台。

  为了孩子们能上完大学并出国深造,年逾花甲的王平陵再次抛下两眼深陷、颧骨高耸的老伴只身到岛外,应马尼拉华侨师范专科学校(中正学校前身)鲍事天校长之聘,赴菲律宾讲学,主讲“中国文化史”、“各体文选及写作”、“中国通史”、“大学国文”等众多课程,并在马尼拉《大中华日报》写专栏,并经常帮助菲侨开展戏剧一类的文艺活动。1959年,他获得台湾“教育部”颁发的戏剧奖。

  在菲律宾工作三年后,王平陵回台湾住在景美半山腰的平房,与老作家凤兮、刘心皇为邻。他这时主编《薰风》月刊,任《创作》月刊社社长。1961年7月,他应聘为政工干校专任教授,开的课有“中国通史”、“国文”、“名著欣赏”、“名剧选读”。他上课认真负责,深为学生所爱戴。他的最后一部长篇《爱情与自由》,便是在教课之余写就。这部小说只有二十万字,但他严肃认真,改了又改。即使这样,王平陵一生只是在30年代与左翼文艺运动论争时大出风头,在创作方面并没有什么传世之作。他最好的作品应是生活气息浓厚的《归舟返旧京》。此外是在台湾写的《残酷的爱》。其余作品,用刘以IN在《关于<归舟返旧京>》的话来说,最多只能批六七十分。即使像《中国新文艺史话》这样有参考价值的文章,也被曹聚仁在《文坛五十年》续集中指为颠倒黑白。《卅年文坛沧桑录》从五四文化运动写到50年代初的台湾文坛,不失为研究新文学的参考书,但里面的政治偏见亦减弱了此书的学术价值。

  王平陵渡海来台后生活过得非常清苦。他去菲律宾一年后,仍感到无法适应当地炎热的气候,不想留下。可为了两个孩子的留学和一个读高中的儿子的学费,他还是离乡背井走了。1963年10月,王平陵的太太因积劳过度,突然中风。可他穷得连佣人也请不起。不会做也从不做家务事的王平陵为照料夫人,只好做些婆婆妈妈的事。为此,他通夜失眠,可一大清早又得赶去教书。在太太病倒四个月后,即1964年1月5日晚上,王平陵正赶写《爱情与自由》序言,只开了个头,写了三百多字,可又要批改考卷,累得突发脑溢血重症。在病倒的前几天,他曾向《幼狮文艺》和《新文艺》分别借过稿费。为了给夫人治病,他把《爱情与自由》卖给正中书局这样一家大书店,才换来了几千块钱救急。他得脑溢血昏迷后,鉴于几乎无人赞助他医药费,只好由王平陵老友王集丛提议“中国文艺协会”等三个文艺团体发起募捐。正如朱小燕在《悼念文坛老兵王平陵先生》一文中所说:“社会对待这位老作家,只有一片冷漠。”谢冰莹在《王平陵先生之死》一文中更是感慨地说:“凡是文人都有一个相类似的下场!穷,病,死!可是谁又想到平陵死得这么快,这么惨,这么可怜!”王平陵倒安贫乐道,其为人正如其名的“平”字——平淡、平实,从不装穷叫苦,待人接物,亦和蔼可亲。年轻人向他讨教,他从不摆老资格,而是平等对话。他抱着“淡泊明志,宁静致远”的胸襟,不与人争权夺利,而不像台湾文艺圈某些人喜欢自吹自擂,“趁活着,赶快写进文艺史”。他在台湾文坛,口碑甚佳,有“好好先生”之称。他同时也是一位好父亲。为下一代的成长,他呕心沥血。如他的女儿王晶心读书时没钱交注册费,休学了一年,后来的学费全靠王平陵爬格子维持。他常对王晶心说:“‘忍耐’是人生的消炎片;‘幽默’是人生的兴奋剂;‘仁爱’是人生的维他命;‘宽恕’是人生的润滑油。”王平陵由于具有这四种“法宝”,故他对晚年未受到国民党官方应有的照顾,从不抱怨,最多把不满埋藏在心中。他去世时倒挺风光,由蒋经国任治丧委员会主任。在台北市极乐殡仪馆灵堂四周,首先挂的是“总统”的“尽瘁文艺”的挽匾,其次是“副总统”的“艺林矜式”的挽匾。挂在中央的则是王平陵夫人的这样一对长联:

  轮回如可信低徊今世凄凉,勿再呕心作文士。

  忧患已频经情怆老年伴侣,哪堪抱病复营■。


  王平陵太太中风后,就盼自己早点死,以免多花家里的钱治病。这副挽联正是她感叹世道凄凉、文人命苦的生动写照。其时前往吊祭的有于右任、谷正纲、蒋经国、张道藩、程天放、楚崧秋、李焕等要人及文艺界朋友千余人。但这些均为不解决任何实际问题的官样文章。当王平陵灯干油尽、撒手西去时,他两个在西班牙留学的长子和长女因路费难筹无法回台奔丧。王平陵为国民党的文宣工作和右翼文运奋斗了一辈子,可直到他出殡的那一天,党营的正中书局才为他印出一部长篇小说,这使那些活着的国民党文人心寒!尤其是他去世近四十年,连一份完整的著作书目都无人整理出,更不用说出版他的文集、全集。在这种情况下,他的子女于王平陵冥辰一百零一周年之际,只好自己掏腰包由台湾世界华文作家出版社出版了《卓尔不群的王平陵—平陵先生纪念选集》,由纪念文章和王平陵作品选组成。

 

摘自:《几度飘零:大陆赴台文人沉浮录》,古远清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张淑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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