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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小女深情忆双亲:想起他们,心中充满了爱

文|刘潇潇

2010年08月01日2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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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在少奇平反30周年之际,本刊约潇潇撰文,回顾这段传奇经历的同时,抒发人世间至纯、至真、至善、至美的父爱,寄托女儿无尽的哀思。

1964年,刘少奇同小女儿潇潇在一起。


  快乐童年:经常给父亲“捣乱”

  提起“父亲”二字,我眼前浮现的是一个高大模糊的身影,从我的窗前走过。那是父亲往返于饭厅和他的办公室,正好路过我和阿姨的房间。书桌就在窗边,我喜欢坐在那里画画、看小人书。

  “文革”前的家,是一个大家庭。爸爸和妈妈,老外婆和众多的哥哥姐姐,加上秘书、卫士等工作人员,一大家人,都在忙着各自的事情,紧张、忙碌而又热闹非凡、生机勃勃。

  我所感受到的世界,充满了欢乐。中南海里,就数我们一家吃饭时最热闹。虽然一般都是炒茄子、粉条、豆角等家常菜,但由于孩子多,开饭时熙熙攘攘。每次开饭时,父亲总是用一个空盘子,一样夹一点,自己埋头吃,吃完就走,从来不多说话。他一夹完,我们这些孩子们上来就抢,很热闹。杨尚昆杨爸爸经常背着手站在后面笑咪咪地看着孩子们抢饭吃。

  我父亲那时的工资是四百多元,这在当时不是一个小数字,但是家里人口多,还是挺紧张的,吃饭都是些家常菜,到现在我们家的孩子们都还认为肉末炒粉丝是一道特别的美味。

  父亲是个极认真的人。中南海的邻居们当中,像小平叔叔、杨尚昆杨爸爸,会时常带着孩子们野餐,我们家孩子也要跟爸爸一起去野餐,我父亲则说不行,我没他们聪明,文件总看不完。小时候,为了让爸爸能在紧张的工作中放松一下,我们家里有个不成文的规矩,最小的孩子负责隔一段时间就去给父亲“捣捣乱”,跟他玩一会儿、散散步,让他休息一下。我年龄最小,因而独享了不少和爸爸在一起的快乐。

  父亲没有太多时间跟孩子们亲近,但是在一起的时候总是亲密无间。那时,每年夏天中央在北戴河办公,孩子们就有了每天跟父亲一起下海游泳的机会。我们的童年充满了亲情、健康和积极向上的情绪。

  父亲对我们的要求既严格又宽松,学习不努力要管;道德品质不好要管;不礼貌要管。其它只要不是原则问题,就尽量放手。比如父母从不要求我们得多高的分数,但是他们要求我们必须努力。同时他们也会注意每个孩子的特点,并指出孩子们性格中的“短板”。我姐姐刘亭小的时候特别好强,考试得九十九分就哭,父母就鼓励她去少年宫学打乒乓球、弹钢琴,别只盯着分数。二姐刘涛不是我母亲生的,我母亲会对她更照顾一些,她也习惯事事占先,父亲就教育她不要养成占小便宜的习惯,爱占小便宜的人会吃大亏。这在“文革”中被歪曲为“刘少奇鼓吹吃小亏占大便宜”。

  我有一位哥哥允若出生在上海,小时候被送到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吃了很多苦,受过刺激。上世纪50年代,他到苏联的莫斯科航空学院学习飞机无线电仪表。因为和同学处不好关系,写信给父亲,要求留级转系。父亲就劝他:不要骄傲,不要看不起人,要尊重大家的意见,要肯于为大家的事情吃亏。至于转系的意见,父亲建议他:“不管将来干什么,我劝你学一门专业,因为学一门专业,将来不论干什么工作都有好处。”父亲还举例子说:孙中山、鲁迅学医,毛主席学教育,不妨碍他们成为政治家或文学家,要他“安下心来,坚持学习”。

  父亲一向认为,高干子弟更应当自律。三姐平平上初中的时候,父亲写信给她,要她虚心学习别人的优点,关心集体,关心国内外大事。还嘱咐她要多吃点苦、吃点亏,经受得住委屈,鼓励她加入共青团。

  四姐亭亭在北京师范大学女子附中就读的时候,父亲把她送到了时传祥的清洁队体验生活,参加掏粪劳动。“被集体被人民抛弃了的人是最可耻的”,他要求我们勤勉、能吃苦、经得住磨难,还要学有所长,培养自己成为对国家有用的人。这就是父亲对我们子女最大的期望。

  “文革”岁月:看遍万般丑恶,人间仍有大爱

  “文革”开始的时候我六岁。不久,父母就在住所被隔离,哥哥姐姐们又离去,不准回家了。最后,我和保姆赵阿姨也被赶出了中南海。因为我们是最后走的,住校的哥哥姐姐们天天去中南海门口,要求见小妹妹,却不知我早已不在那里了。一家人,彼此都不知道各自的下落,家破人亡,天各一方。

  只有艰辛中的爱,才显得最为珍贵。我六岁离开中南海,保姆赵阿姨带着我住进了中南海工作人员的宿舍,靠每月25块钱生活费,相依为命。那里住的有毛泽东、朱德的厨师,江青的司机等等。这些邻居和他们的孩子们都对我很好。邻居叔叔阿姨的单位里发水果了,就会分给我们吃;学校里的任何活动,从未拒绝让我参加,音乐老师还义务教我拉手风琴;恢复高考后,老师长期为我加课复习,从未要求过任何回报。

  上小学时,有些不懂事的小孩子骂我狗崽子,对我喊口号、扔石子。每天上下学的路上,宿舍院里的小朋友们就把我围在他们中间,不许外面的孩子欺负我。对于他们来说,我就是一个在一起玩的小朋友。后来长大了一些,有一次走在路上听到有人对我喊口号,开始感到困惑了。这时旁边走过一个我并不认识的大人,对我说:别难受,要记住,你的血统是高贵的。当时我听了并不理解,只感觉到那种被安慰的暖意。现在回想起来,他是在设法保护一个少年的自信心。这正说明我父亲是了解人民的,他曾在1967年的夏天叮嘱我们:一定要活下去,一定要在群众中活下去。

  那时,为刘少奇平反是不可思议的。邻居、老师、小朋友如此帮助我,他们的好意,完全基于最朴实善良的感情,纯粹出于正直人纯朴的同情心,出于老百姓包容一切苦难的博大爱心。这种逆境和委屈中所得到的帮助、安抚和爱护,让人倍感真挚。因此,即使看遍了“文革”的百般丑恶,我仍然相信人间有自然直白的爱。

  我们的幸与不幸,都来源于父亲

  人都有阳光美好的一面,也有阴暗邪恶的一面。“文革”就是带出了人性中最阴暗的那一面的一场运动。二姐刘涛刚考上清华不久,“文革”就开始了,江青亲自找刘涛谈话,说“我是受压的,你也是受压的”,让她站出来揭发自己的父亲。涛涛按照江青的话做了,写了一张充满扭曲的大字报。这让涛涛痛苦了几十年,因为她再没能有机会跟父亲说声对不起。2009年11月12日,父亲去世四十周年的时候,下着大雪,涛涛独自一人坐着火车,来到河南开封,在父亲离世的那个旧银行的金库,嚎啕痛哭……

  “文革”的丑恶不堪回首,不论是受迫害的,还是“迫害”人的,都不愿再提起,但也抹不去。那场灾难的涉及面极广。仅在“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有备案的人就多达百万,还有他们的家人,还有其他的专案组,更多的则是根本没有备案的普通人。我有一个同学,她的父亲当年就是北京高校的一名普通青年教师,“文革”武斗时期的一个晚上,几个人冲进她家,砍死了她父亲,当时她母亲怀着孕,背着她鲜血淋漓的父亲往校医院跑,六岁的她,拉着妈妈的衣襟一起跑。这种经历刻骨铭心,而且不仅是她和她的家人,那几个砍人的人,现在也该是六七十岁的人了,当时的疯狂早已不在了,他们想起自己当年的作为就不痛苦吗?但他们没处去说,是吗?要告诉下一代,“文革”这种事不好玩。

  按理说,我们一家和我的不幸,都来源于父亲。但我们家没有谁因受株连而怨恨他。我也从未感觉到人们对父亲有什么痛切之恨,从未觉得自己真是个狗崽子。我心目中父亲的形象,从未遭到过真正的破坏。

  在我心目中,父亲是一名在胜利到来之前倒下的烈士,就义成仁,凛然无憾,虽死犹荣。比起那些自诩公仆、标榜为民,却把自己的名利地位放在人民利益之上的人,父亲的光辉形象,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

  在为父亲自豪的同时,也有一个困扰我很久的问题,使我不断思考:父亲无疑是一个好人,但他死得很惨,他是一个失败者,还是一个成功者呢?一个人的成败靠什么衡量?金钱,地位,一时的山呼万岁、顶礼膜拜、权重如山,都不成为最终的标准。最终,功过是非,要经受长期实践的检验和历史的评判。

  父亲能得到人们的认可,是因为他是一个正直的人。“大跃进”后期,他首先想到的不是把错误归结到某一个人,而是如何团结一致改正错误。他回老家做调研的时候,就住在自己家的老屋里,离开的时候,他要求停止办他的旧居,把房子让给村里贫苦的乡亲们住。正因为有乡亲们住在那里,“文革”中的造反派没能破坏那些房子,使故居完整地保留下来了。这在家乡被传为一段佳话。

  父母都是有理想的人,他们都有不错的家境,因为理想,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作为后人,我们很为有这样的父母而自豪。想起他们,心中充满了爱。

  编者按:刘潇潇乳名小小,1960年生,是刘少奇和王光美的幼女,被父母视为掌上明珠。1966年,“文革”风暴席卷神州大地,刘少奇明白自己的命运已注定,他不能不为自己的儿女担忧。他最放心不下的就是6岁的潇潇。刘少奇预料自己无法保护和抚养她了,决定把潇潇托付给保姆赵淑君,让她在群众中坚强地活下去。

  在把潇潇托付给保姆带走时,刘少奇对王光美说:“要记住小小的特征,将来一定要把她找回来。” 据刘源回忆,文化大革命中,刘少奇和王光美在受到最惨烈的批斗时,心里作好了最坏的准备,唯一放心不下的一件家事,就是最小的女儿小小,嘴里常念叨着:“小小该上学了,该上学了。”

  潇潇果然不负父母的期望,在人民群众中茁壮成长。她先后就读于北京北长街小学、北京161中学,1979年以北京市总分第二名的优异成绩考入北大生物系,后赴德留学,1987年学成归国。今天,在少奇平反30周年之际,本刊约潇潇撰文,回顾这段传奇经历的同时,抒发人世间至纯、至真、至善、至美的父爱,寄托女儿无尽的哀思。

 

来源:《文史参考》

(责任编辑:张淑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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