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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书局:传统文化出版重镇

文 |刘火雄

2010年09月20日1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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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前,中华书局上海总部大楼外景及其总办事厅、印刷厂、编辑部内景

  时下,中华书局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工作正紧锣密鼓进行,预计2015年可完成,而中华书局早期位于上海市澳门路477号的“上海总厂”,正变身为“中华1912创意园”,用以打造“办公、商务、公寓三空间”。这也意味着,百年老店中华书局已无“家”可归。一时间,舆论颇为关注。

  在中华书局工作过的人喜欢说这样一句话:我们比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时间还要早。中国书业每谈及文史古籍,言必称中华书局。作为与商务印书馆齐名的百年老店,在民国时期,中华书局在教科书编纂,创办杂志,编译西学新书,印刷钞票等业务,同样独树一帜。

  正是创办者陆费逵等同仁数十年如一日的苦心经营,他们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的创业历程,不但成功打造了中华书局这块金字招牌,更为传播新知、开启民智立下汗马功劳,进而在中国文化传承史上,谱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陆费逵(1886-1941),字伯鸿,号少沧,中华书局创办人

  自学成才的创始者:《四库全书》总校官后人陆费逵

  中华书局的品牌传奇,源自一位自学成才的创始人——陆费逵。

  1886年,陆费逵出生于陕西汉中,原籍浙江桐乡。先祖陆费墀在乾隆年间曾任《四库全书》总校官,其母是李鸿章侄女,熟读诗书,思想开明。

  虽然颇有家学渊源,陆费逵却基本没有进过学校。正如他所说:“我幼时母教五年,父教一年,师教一年半,我一生只付过十二元的学费。”

  从5岁开始,陆费逵便由母亲教读。其母“颇有暗合教育原理者”,很重视致用之学,主张多读多看,不拘泥于八股文章和虚空的论说。到13岁时,陆费逵已读完了《四书》、《五经》、《唐诗三百首》等书,“文理粗通,勉强阅书报”。

  不久,陆费逵随父在江西南昌生活。期间,他自学不辍、兼收并蓄。“那时随侍在南昌,有一个阅书报社开办,我隔日去一次,午前九时去,午后五时出来。带一点大饼馒头作午餐。初时尚有阅者二三十人,后来常常只剩我一人,管理员也熟了,他便将钥匙交给我,五大间的藏书,好像是我的了。这三年中,把当时新出的书籍杂志,差不多完全看过,旧书也看了许多。遇喜欢的,便抄于簿子上,遇不懂的,也记出来,以便查书或问人。不上阅书报社的那天,便在家里用功。”自此以后,陆费逵“学问渐渐进步,文理渐渐通顺,常识渐渐丰富”。与此同时,他还自觉学习了数学、日语、英语等课程。

  良好的中西学功底和广泛的兴趣,加之与时代的文化生活密切接触,陆费逵具备了投身出版事业的必要素质。

  1904年,年仅18岁的陆费逵与友人集股1500元,在武昌横街开办了“新学界”书店,自任经理,“一面营业,一面有书可看”。书店出售的书籍中不乏《警世钟》、《猛回头》、《革命军》等。这些洋溢着反清反帝、宣扬民主平等思想的著述,在当时比较畅销,读者广为关注。一年下来,陆费逵的书店“居然盈余一千余元”。期间,陆费逵参加了革命组织日知会。后来陆费逵任汉口《楚报》主笔,积极从事革命宣传工作,因撰文批评“预备立宪”之举实无济于事,受到湖广总督张之洞的追捕,于是避难上海。

  此后几年,陆费逵屡经辗转,先后担任昌明公司上海支店经理、上海书业商会评议员、文明书局经理助理等职,并于1908年转入商务印书馆。陆费逵先在国文部任编辑员,次年春担任出版部部长、交通部部长、《教育杂志》主编等。短短一年就同时兼任3个重要职务,足见商务印书馆对陆费逵的器重和赏识。

  供职商务印书馆期间,陆费逵策划并出版了《教育杂志》,亲自编撰了《初等小学修身书》等各类新式教科书,还为商务师范函授学社编写了《师范讲义》,这为创办中华书局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人脉。

“中华”系列杂志

《中华教育界》

《中华小说界》

《新中华》

《中华妇女界》

  经营新式教科书:宣扬“孙中山是当今中国的第一伟人”

  与商务印书馆脱胎于清末维新变法运动类似,伴随着辛亥革命日益高涨的时代浪潮,陆费逵加紧了中华书局的筹备。

  陆费逵很善于捕捉商机。早在武昌起义时,他已敏锐地意识到清王朝行将覆灭,共和时代即将到来。一个新的时代需要一大批新的读物,特别是适合共和理念的教科书,旧的教科书等许多出版物都将过时。为此,陆费逵决意辞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出版部部长等重要职务,并会同比较知己的同事戴克敦、陈寅等人,密筹资金2.5万元,准备另立门户,以实现自己多年的宿愿。

  白天,他们照常在商务印书馆上班,若无其事地应付馆中事务,晚上则秘密集合在陆费逵家中,商讨编纂新式教科书、筹组新书局事宜,常常忙到深夜,商务印书馆高层对此却毫无觉察。

  陆费逵暗中组织一批被商务印书馆辞退的编辑人员,加班加点地赶编《中华初等小学国文教科书》。由于书编成后不能公开付印,又须避开清廷耳目,加之普通印刷所不敢承印这种“大逆不道”的革命书册,不得已,陆费逵只得委托鸭绿江路日本人经营的印刷所承印,大多用二号字铅印,木刻插图。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在南京宣告成立。当天,中国近代民营出版业的又一生力军——中华书局在上海横空出世,陆费逵被推举为局长。后来,他觉得这样称呼过于官气,于是按照同业的惯例,改称总经理。

  民国初建,教育先行。1月19日,南京临时政府及时颁布《普通教育暂行办法》,规定“各种教科书务合乎共和民国宗旨,清学部颁布之教科书,一律禁止使用”。这表明,许多出版业的旧时教科书面临不合规定、必须更改的问题。对于大多数书局来说,这又决非短期内所能解决。

  2月,中华书局捷足先登,正式推出了以五色国旗为封面的《中华小学教科书》和《中华中学教科书》, 并在新教材中旗帜鲜明地提出“孙中山是当今中国的第一伟人。”

  中华书局版教科书,内容剔除了封建伦理道德之说教,适合共和民国之政体,于是风行一时。而一直占据教科书市场绝对地位的商务印书馆,由于对是否编印新式教科书优柔寡断、错失良机,其老式教科书来不及修改,依然是“龙旗向日飘,皇帝万万岁”的课文,一下便陷入无以应对的局面。

  “中华教科书”先期编成的课本,供应春季开学用书十数册,受到各地中小学的欢迎,出现了“架上恒无隔宿之书,各省函电交促,未有以应”的盛况。初出茅庐的中华书局,一举迎来开门红,当年教材业务营业额即达20余万元。陆费逵见此大好时机,乘势而进,又续编“新制教科书”。

  为大造声势,促进销售,中华书局还不断在报纸上以“教科书革命”为口号,宣传自己的产品。当时,在上海第一大报纸——《申报》上,不时可见中华书局大张旗鼓宣扬“革命”——“立国根本,在乎教育。教育根本,实在教科书。教育不革命,国基终无由巩固。教科书不革命,教育目的终不能达也。”

  随着民国教育的发展,学校与学生数量的增加,中华书局所拓展的教科书销售市场也进一步扩大。1913年,中华书局教科书仍然销路大增,大有供不应求之势。

  这种状况,令陆费逵等创业者大为振奋,“于是改公司,添资本,广设分局,自办印刷”。以此为开端,中华书局迅速开发出《中华教育界》、《中华小说界》等“八大杂志”,《大中华》还聘请梁启超为主编,一时声名鹊起。

  民六危机:唐绍仪、宋曜如出面调停

  到1916年,中华书局营业范围由教科书延伸到译著、古籍、小说、字典、杂志,其中不乏名著,如梁启超《饮冰室全集》,托尔斯泰《复活》,《福尔摩斯侦探案全集》等,其分局也达40余处,遍布南昌、天津各主要大中城市,包括香港、新加坡等地,印刷机械增至大小数百台,大大增强了实力。当年8月,在上海四马路棋盘街转角(今河南路福州路口),中华书店总店新厦落成。总店新厦有五层楼洋房共100多间,沿马路店面10多间,屋高70英尺,为沿街第一高楼,门脸上下左右各有“中华书局”四个大字,端庄凝重。

  正当中华书局业务蒸蒸日上之际,一场危机却悄然来临。

  1917年(即民国六年),中华书局用于购地置械、扩充编辑等方面的费用,支出资金达80万元以上。厂店迁移,使工厂停工2个月,上海店也停业半月,损失甚巨。而这时,国内外局势的动荡对营业十分不利,“因内战而减少收入,因欧战而增加支出”。

  此外,副局长沈知方挪用公款3万余元别作他用的事情也被曝光,一时间,谣言四起,有说中华书局股本已亏折将半,拟盘给商务,有说中华即将倒闭,不得已而与商务合并。于是存户纷纷提存,数日之内达八九万元。

  5月,中华书局连续召开董事会七次,一面在股东中筹集押款应付提存及造货开支等必需用款,一面定出节省开支、加强预算及今后如何维持的办法。在第七次股东常会上,陆费逵在报告中说:“经济困难已达极点,现已不能支持。”情形非常危急,“今日倘不能解决,明日即无法维持。”因债务危机,陆费逵一度还遭当局拘押。

  当时中华书局全部固定资产为290万元,其中可以变价偿欠者,如房产、印刷机器设备、纸张原料、仪器共计仅90余万元,但书局为保障运营却高息吸收居民存款达120万元。

  为化解危机,陆费逵等人提出与商务印书馆联合,以摆脱困境,渡过难关。由于商务领导层对联合一事争论激烈,难成一致,双方协商未果。6月25日,董事会决定书局全部财产由新华公司承租经营,并签订合约,商定押租6万元。

  中华书局董事、曾出任内阁总理的唐绍仪,此时为化解“民六危机”出力不小。10月,唐绍仪与中华书局其他董事以及各债权人商量,议定分年摊还的办法。董事宋曜如第一个和中华书局签订协议。作为实业家和宋氏三姐妹的父亲,在宋曜如的劝说下,其他股东开始意识到,只要公司在,运营得还好,大家还有机会赚钱,如果现在把公司弄倒闭了,大家都受损失。

  不久,常州纺织业巨商吴镜渊出面联络富商士绅,组织“维华集团”,出资10万元作为中华书局的造货专用资金。11月中华书局结束出租,收回自办,处于歇业状态的机器终于又启动了。

  中华书局在这次危机中,充分暴露了盲目扩张及财政管理制度上的混乱。痛定思痛之后,在裁汰冗余机构的同时,中华书局专门设立专门的稽核处,凡涉及财务开支,必须有预算。预算外开支须经稽核处逐项审查,否则,任何人不得随意支出。

  经过不断修整,中华书局渐渐恢复了元气。1919年,中华书局营业额为82万元,利润28万多元,减去债务等还剩2万多元。一年后,其盈余额达22万元。这些业绩的取得,逐步消除了“民六危机”带来的负面影响。

中华书局皇皇巨著:《古今图书集成》

民国时期,中华书局出版的新式教科书

  《四部备要》: 十元大洋买一错字

  中华书局在经历“民六危机”之后,决定投资编纂一部新编大型古籍丛书。

  1921年,聚珍仿宋印书局正式并人中华书局。中华书局随即设立聚珍仿宋部。中华书局以此作为招牌,先后出版了《四部备要》、《二十四史》、《古今图书集成》和各种古诗文集,担负起保存传统文化的重要使命,顺应了当时“整理国故”的思潮。

  《四部备要》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收古籍351种,辑印11305卷,分订为2500册,利用聚珍仿宋活字排版,古色古香。从1922年开始,《四部备要》分5集陆续出版,前后历时十余年。

  出版《四部备要》后,中华书局在《申报》上刊出纠错广告:“中华书局征求《四部备要》校勘,正误一字,酬银十元。”《四部备要》字数将及2亿之多,中华书局敢用十元大洋买一错字,如果不是质量过硬,难得有这样的勇气。尽管这是一种宣传手段,但中华书局因此造就的影响,不是一味追求轰动效应的其他出版商可以比拟。

  《四部备要》的出版,体现了中华书局向对手不断学习、不断超越的竞争精神。

  比中华书局早成立十余年的商务印书馆,长期以来一直占据中国近代民营出版龙头地位。中华书局的策略是:及时掌握商务印书馆的出书信息,通过选择与比照,然后在内容或形式上有所创新,既借船出海,又另辟蹊径。每当商务印书馆有好的题材,中华就马上相应地策划一个类似的选题,以至出现了在各类出版物中都能找到两家相对应而又各有千秋的图书。

  对商务印书馆的学习与超越,在《四部丛刊》和《四部备要》的出版上有突出体现。商务印书馆的《四部丛刊》因版本佳而深受读者欢迎,中华书局的《四部备要》收集的则多是研究古籍的必备书和常备书,更具实用性,而且《四部备要》用聚珍仿宋版铅字印刷,字体秀美。

  为使《四部备要》在竞争中获胜,中华书局针对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的缺陷,展开针锋相对的宣传。商务印书馆刊登广告,说《四部丛刊》照古本影印,不像一般排印本之“鲁鱼亥豕”,错误百出。中华书局则宣称:《四部备要》根据善本排印,经过多次校对,还订正了原本的错误。不像影印古本,有的以讹传讹,印刷上的墨污,把“大”字变成“犬”字或“太”字等等,贻误读者。中华书局的《四部备要》凭着自身的特色和优势,受到读者的欢迎,当时实力雄厚的商务印书馆,对此也无可奈何。

民国时期,中华书局承印的钞票。印钞业务一度是中华书局得以迅速发展的重要支柱

  多元经营:为国民政府印刷钞票

  追寻中华书局早年的发展轨迹,可以概括为“一主多元”的模式。“一主”是指以出版图书为主体,“多元”是指在主体上发展多元经营,即包括向办学、印刷、文化用品制造等产业链延伸。

  上世纪30年代后期到50年代初,中华书局的营业额中,一大半来自于印刷业务。1927年,中华书局承担了为国民政府印刷债券的业务,使营业额增至400万元。4年后,技术先进、设备当时号称远东第一的九江印刷厂建成投产,并购入印钞设备,大规模承揽为政府印刷有价证券的业务,使营业额骤增至1000万元。不久,中华书局又在香港建立了大型铅印厂。

  1935年,国民政府进行币制改革,发行法币,市场流通的硬通货和商业银行发行的钞票一律停止使用,当局为此要求印刷大量法币以满足市场流通需要。过去钞券大多向国外订印,主要原因在于印刷技术和印刷厂的信誉问题。这时的中华书局,恰恰具备了上述两个条件。且国内印刷工价还较国外便宜,从此大量钞券改在国内印刷。

  此后不到四年的时间里,中华书局印钞业务发展十分惊人。从原来只有十几台手摇凹版机,发展到百余台小电机,还投资百余万元从德国引进5台滚筒轮转凹版机,自动送纸、上墨、接纸,把凹印的手工劳动全部转入机械化。从1936年开始承印钞券,到1941年太平洋战事爆发,单以香港分厂计,印钞营业收入累计就达2800余万元。

  由于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孔祥熙、中国农民银行总经理李叔明都是中华书局董事,这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书局承印当局钞票、证券的业务长盛不衰。

  据中华书局上海印刷总厂印钞检查课李湘波回忆,国民政府后期“受通货膨胀的影响,物价像火箭般的飞涨,市面上就要求有更多的钞券作流通手段,这种互为因果的连锁反应,使我们每天送货200万张,还不能满足银行的需要。本局每月5日发放工资,从票面上所印的号码发现,往往就是我们当天送去银行的货币。有时为了免得送来送去,经过银行允许,干脆在当天送货中扣下一箱,发放工资”。

  大量小额钞券和有价证券的印制,给中华书局带来的是高额利润,为更大的发展创造了条件。1937年春,中华书局“扩充资本,一次增足为400万元”,年营业额约为1000万元,全国各地分局四十余处,沪、港两厂职工达三千余人,彩印业务为全国第一,印刷设备之新,当时号称亚洲第一。编辑有二百人之多,中华书局达到全盛时期。

“文革”时期,参与点校中华书局“二十四史”的学人,中国传统文化正是通过他们得以薪火相传

  点校“二十四史”:书局成“阶级斗争的避风港”

  然而,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华书局再次遭遇生存危机。连绵多年的战火致使民不聊生,纸张、印刷原料等物价飞涨,中华书局编辑、印刷、发行机构也纷纷内迁重庆等地。1941年7月9日,总经理陆费逵在香港逝世,终年55岁,中华书局痛失精明能干的舵手。

  据估算,仅抗日战争时期,中华书局分支机构,包括沪港两厂的机械设备在内,所受损失总值3.3亿多万元。而在运输途中书货损失,搬迁物资的损耗难以查明者,尚不在内。直到新中国建立后,中华书局的历史才揭开了新的一页,其总部也由上海迁往北京。

  1954年,中华书局完成“公私合营”的改造。

  4年后,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建立了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并把“古籍办”设在中华书局。毕业于北大历史系、时任文化部出版局常务副局长的金灿然,出任中华书局的总经理兼总编辑。从那时起,一直靠多种经营立足于世的中华书局成为一个专门出版古籍的专业出版社。在古籍、辞书专业出版领域里,中华书局罕有匹敌,仅解放以前,书局就出版了《辞海》、《中华大字典》、《四部备要》等600多种重要典籍。

  国家对古籍整理的重视,很大程度上源于毛泽东的支持。1958年,毛泽东指示历史学家吴晗、范文澜标点《史记》、《汉书》等“前四史”,后经吴晗、金灿然共同商议,报请毛泽东,想扩大点校全部“二十四史”,得到毛泽东批准。于是,由中华书局牵头的“二十四史”点校工作正式展开。

  金灿然上任伊始,抓的头等大事就是落实点校人员,《史记》为顾颉刚,《汉书》、《后汉书》为西北大学历史系,《三国志》为陈乃乾,全国各地不少专家学者还被抽调进京。

  1959年至1965年5月,“前四史”标点出版,并程度不同地点校整理了其余各史,对此,北京的许多文科教授都对中华书局投以羡慕的眼光。当时各院校正在开展对知识分子“白专道路”的大批判,许多教授都在整天“学习”,做“检查”,而这批外地来京集中的教授却一天到晚搞点校古籍,既不参加政治学习,又脱离群众“监督”。不久社会上就传出中华书局是“阶级斗争的避风港”的说法。

  到了1966年春,厄运还是来了。首先是从部队派来了工作组进驻中华书局,开展“社教”,中华书局一切业务工作停止。不久,“文革”正式爆发,“横扫一切”的疾风骤雨,使得中华书局刚步入正轨的事业戛然而止,教授们都纷纷回到学校接受“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华书局也被打成搞“复辟”的据点,被定为必须砸烂的“修正主义的黑窝子。”

  此后,点校“二十四史”的工作开展得断断续续。1967年5月,北京的运动搞得正热闹,停顿了一年的“二十四史”整理工作又恢复了。

  当时,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给中华书局掌权的“革命造反团”传达意见,要中华书局继续点校“二十四史”,并且可以用“旧人”。书局顿时士气大振,原任点校的学者一部分因此借调到中华书局,还有一部分学者所在的单位却认为他们“问题严重”,不予放行。

  可惜好景不长,局面维持了几个月,戚本禹垮台,“二十四史”的点校工作又告休停。中华书局也遭到重创,很多专家、员工被集体下放到湖北咸宁五七干校,进行劳动改造。这时候,中华书局实际上是被“撤销单位”。

  直到1971年,在周恩来部署下,“二十四史”点校工作恢复,并增加整理《清史稿》。中华书局又成了“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顾颉刚、白寿彝、周振甫、罗尔纲、启功、杨伯峻等学者共襄其事。

  1977年底,点校本全部出齐,卒成其功,享誉海内外,使之成为“二十四史”流传过程中的最具有权威性、最通行的版本。此后20多年来,其深远影响的一个表现就是不断地被重印。

  不难看出,十年“文革”浩劫中,中华书局其实成了一个文化堡垒,许多知识分子的学术生命得以借此延续,也使得中国传统文化能够薪火相传。

  守正出新:老树何以开繁花

  改革开放以来,中华书局一路磕磕碰碰,辗转沉浮,特别是近年来,随着出版单位转制改企的推行,在新的挑战与机遇面前,中华书局新的领导集体也在摸索如何守正出新,老树开繁花。

  中华书局先后组建了大众读物编辑室和文化读物编辑室,随着央视“百家讲坛”的热播,中华书局抓住机会,先后打造并推出了阎崇年《正说清朝十二帝》、《于丹〈论语〉心得》等系列畅销书。借此,中华书局在全国图书市场的占有率排名,从2001年的第141名跃升至2007年的第3名。

  不过,就在前不久,中华书局却遭山西大学副教授白平的起诉,据他发现,《于丹<论语>心得》中的错误保守估计也有近五百处。“于丹这本仅48000字的书,存在这么多的错误,可以说平均每100字就有一处错误,让人怎能容忍!”

  中华书局新的征途似乎才刚刚开始,任重而道远。正如中华书局创始人陆费逵曾说过的:“我们希望国家社会进步,不能不希望教育进步;希望教育进步,不能不希望书业进步。我们书业虽然是较小的行业,但与国家社会的关系却比任何行业为大。”

  链接: 中华书局大事记

  1912年,陆费逵、陈寅、戴克敦、沈颐、沈继方等集资二万五千元创办中华书局于上海,设编辑所、营业所、发行所,陆费逵任局长

  1921年,杭州丁辅之创办的聚珍仿宋印书局并入中华书局,其所创制的聚珍仿宋体字同样归于中华书局,缘此,聚珍仿宋版《四部备要》开始排印

  1935年,上海澳门路477号新厂建成,总办事处、编辑所、印刷所、图书馆陆续迁入

  1941年,陆费逵在香港九龙逝世,李叔明继任总经理。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占香港,香港印刷厂被日军侵占。当年,日军进驻上海租界,总公司被封,永宁印刷厂被侵占

  1954年,总公司迁北京,与财政经济出版社在西总布胡同合并,分别以财经、中华名义出版财经、农业、文史、俄国语文书籍

  1966年,“文革”开始,编辑出版业务全部停顿

  1977年,校点本“二十四史”的人名索引开始分册出版

  1988年,经新闻出版署等机构批准,开始对外出口业务

  1992年,首次全国古籍图书奖颁奖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华书局共有26种图书获奖,约占获奖图书总数的四分之一

  2006年,推出《于丹〈论语〉心得》,出版三个多月,销售超300万册

  2010年,“二十四史”第四次修纂工作会议在上海召开,预计2015年这一工程可全部完成,全国参与这一工程的学者达200位

        来源:《文史参考》

(责任编辑:肖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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