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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抗美援朝战争史》

杨奎松

2010年10月09日1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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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争史》值得肯定的内容很多,但如果从学术的角度来检讨,其中的不足与问题也十分明显。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该书在学术上的价值和份量。 《战争史》最值得讨论的一点就是它对引文及其注释的处理太过随意。通常,各国军事部门编写作战史,因大量直接利用部队战报加以分析叙述,故像学术著作那样,严格注释资料出处者甚少。

  四十多年来,有关朝鲜战争史的研究,在美、韩、日,以及在中国,都深受重视。尤其是各国军事研究部门,对此项研究更是不遗余力。已知美、韩、日都有大部头多卷本朝鲜战史研究专著[1],并有相当多的专文具体讨论分析战役战例。不过,与中国的情况不同,西方国家中从事外交史、政治史和战争史研究的众多普通学者,对这场战争的起源及其国际背景,对于它对相关各国内外政策,以及对亚洲冷战格局的影响等问题,都进行了相当广泛和深入的讨论。[2]

  在中国大陆,虽然迄今几乎没有朝鲜战争史的研究专著问世[3],但十几年来从中国自身的角度,即从抗美援朝战争史的角度考察这场战争主要进程的著作,也同样数量可观。引人注目的是,在相当长一段时期里,它们基本上都是由军队的研究机构和军队研究人员出版的[4],真正由学术界发表的成果少之又少,有也通常只是讨论当时条件下的中美关系。[5]这固然与军队的研究机构和研究人员在战争研究上具有专业特长有关,却也得益于他们在资料上占有近水楼台之便。

  中国抗美援朝战争史研究的成绩,可以从80年代中期以来出版的相关研究成果、回忆史料和档案文献资料的数量中得到证明。但是,过去的研究工作中也还存在着相当明显的不足。第一是历史档案资料保存有限,一些关键性会议和重要事件没有第一手的文献资料可资利用,回忆材料说法不一,再加上开放不够,以致留下诸多历史谜团;第二是军队的研究机构和研究人员发表的成果,通常更侧重宣传目的,习惯于简单地论证“英明”、“伟大”,不大注重学术性,以致多数出版物容易千人一面,众口一辞,反映不出研究的深度,更缺少学术上的交流与交集。国防大学教员徐焰的《第一次较量》一书1990年出版以后,之所以会引起海内外的广泛关注,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他几乎是能够对这场战争中志愿军方面历次重大军事决策,包括个别战役指挥的利弊得失及外交运用问题,大胆进行独立思考和深入反省的唯一一位军队研究人员。[6]

  90年代中期以后,即从1994年俄国开始对外开放它所保存的有关朝鲜战争的历史档案以来,国内和国外的朝鲜战争研究都明显地受到相当大的冲击。这是因为,已经披露并被译成各种文字的相关档案文献,就已有数百件之多,而且相当部分都是中国领导人与苏联领导人之间的来往电报或会谈记录。如此大量的档案资料的公开,不可避免地会引起新一波研究热潮,并引发许多需要进一步深入探讨的问题。面对国外学者对事件和档案的种种不同解读,中国一些普通的研究者多年前就已经开始对各种新公开的史料进行系统搜集和梳理,并尝试着做出自己的解读。[7]但十分明显,面对大量新公开的中、美、俄档案以及它们所提出的新问题,一向对朝鲜战争以及抗美援朝战争史深具研究的军队研究人员的看法,更引人注意。令人欣喜的是,在中国出兵抗美援朝50周年之际,笔者终于读到了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出版的洋洋150余万字的新著《抗美援朝战争史》(以下简称《战争史》)。

  值得肯定的尝试与努力

  军事科学院军史部早在1982年就开始集中部分研究人员着手编写抗美援朝战史,到1990年已几度修订出版《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史》(以下简称《战史》)。但以往各版《战史》,与国外军方战史的写法近似,基本上以志愿军五大战役和停战谈判期间历次战役战斗的作战经过为主,而辅之以简单背景和经验总结作为全书开篇和结语。《战争史》一反过去的写法,全书150多万字,只有不足50万字讲述具体作战经过。也就是说,虽然书名较过去几乎只有一字之改,即从“战史”变为“战争史”,其编写内容却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战争史》增写的比较引人注目的内容,主要包括:一、朝鲜战争爆发的过程;二、战争爆发后中国政府的各种因应与准备;三、中国出兵决策过程;四、美国战争政策的调整;五、外交斗争;六、停战谈判经过;七、中国反细菌战与反登陆作战的情况;八、中国国内状况及其对前线的支持;九、落实停战协定;十、中国撤军问题,等。

  写战争史,是否有必要把主要内容放在战争背景、外交斗争以及后方支持等方面,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但凡了解近年来中国和国际学术界在朝鲜战争研究问题上进展情况的学者都清楚,有关朝鲜战争各方作战史的研究,由于各自的战场统计数字相差悬殊,对话困难,许多年来并没有多少新的讨论。近年来有关朝鲜战争研究的深入与展开,主要是集中在朝鲜战争爆发原因与背景、中国出兵决策及其与苏联的关系、朝鲜战争期间的有关各国外交运用的检讨,和促成停战的原因等问题上。《战争史》适应这一形势,用相当篇幅来说明自己对这些问题的看法,理应得到肯定。

  关于战争爆发问题,《战争史》基本上秉持以往的观点,但对三八线的由来、美苏两国军队占领期间的对立政策,以及南北政府在美苏军队相继撤出后为谋求统一所展开的激烈斗争,都使用了比过去多得多的笔墨。过去有关这方面的说明只有短短的几百字,只强调一方“坚持‘武力统一’”,另一方面“也做了必要的准备”,结果,“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终于爆发。”(注释1,第2-3页)如今的写法,显然比以往《战史》的写法更容易让读者了解内中的复杂情形。不仅如此,《战争史》还第一次利用了新公开的俄国档案,在浓墨重彩地说明南方政府战争挑衅的同时,也具体地提到了自1950年1月以来,北方政府与苏联领导人密切协商,并使斯大林“同意朝鲜领导人对局势的分析和准备以军事方式实现国家统一的设想”等情况。[8]增加了这部分的说明,无疑将有助于解开许多读者过去长久不解的一个疑团,即为什么说南方政府不断扩军备战,对“北进”信誓旦旦,而战争刚一打响,迅速展开大规模攻势的却是北朝鲜军队?

  有关朝鲜政府求援前中共中央“未雨绸缪”,预先组建东北边防军,准备出兵朝鲜的情况,《战争史》的说明应该是目前已经出版的各种相关著作中最为具体而详尽的。它很清楚地解释了为什么在北朝鲜军队大举向南方推进,整个军事进攻相当顺利的条件下,中共中央会那样忧心忡忡,并不惜迅速开始向鸭绿江边集中十几个师的庞大兵力,以备不测。(注释1,第24页)[9]据《战争史》说明,朝鲜战争爆发一周后,刚一得知美国介入朝鲜战争的消息,周恩来就明确向苏联人提出,中国将在东北集结9个师的兵力,万一北朝鲜军队被美军打败,三八线不守,中国就将派遣部队入朝协助抵抗美军。在7月7日的中央军委会议上,正式决定了组建东北边防军,就连将来使用志愿军的名称,也是在这次会议上明确提出来的。而书中关于8月4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周恩来谈话内容和8月中旬聂荣臻报告内容的引述,更有助于进一步说明中共中央当时的主要忧虑,确实是担心北朝鲜军队没有大战经验,无法与兵力不断增加的美国军队长时间抗衡,必须把中国的力量加上去,否则朝鲜战局难免生变。

  作为军方的研究成果,《战争史》根据军方掌握的详尽档案资料,对部队准备期间政治动员、武器配备、后勤保障等许多鲜为人知的情况做了具体的说明,不少内容引人注目。像当时多数部队都已担负了生产建设任务,官兵作战意识淡化,战备松弛,忽视训练,车辆及各种装具损坏严重,20-30%以上的武器和火炮锈蚀损坏,甚至麻雀已在炮筒筑巢。而有些人对与美国作战也存在着恐惧心理,比如害怕原子弹,对美军的飞机、坦克感到束手无策,认为“鸭绿江是鬼门关,有去无回”,认为“美国鬼子不会打到中国来”,“何必多管闲事,不要惹祸上身”,等等,都极有助于说明当时出兵入朝作战的难度。(注释1,第92-93,95页)特别是对部队装备及其后勤保障情况的详细说明,更有助于读者深入了解当时中国军队入朝与美军作战的具体困难是什么。

  有关出兵决策过程的研究与说明,是《战争史》一书最具争议也是颇具特色之处。根据以往的说法,金日成所派外务相朴宪永携带求援信于1950年10月1日赶到北京,10月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讨论出兵问题。(注释2,第14页)而《战争史》却提出,金日成派来的特使不是外务相朴宪永,而是内务相朴一禹;到达时间也不是10月1日,而是10月3日。因此,书中否认政治局10月2日曾经开会,指出开会时间是在10月4日和5日。特别是在关于由谁挂师的问题上,《战争史》也一改过去关于“毛泽东同志原先决定让林彪去朝鲜指挥志愿军,可他害怕,托词有病,硬是不肯去”(注释3,第736页)的说法,明确指出: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最初考虑挂帅出兵人选时,首先考虑的是粟裕或林彪,并非只是一个林彪,而后来改为彭德怀,也不是因为他们害怕不肯去,而是因为“林彪和粟裕均有病在身,不能挂帅出征”。(注释1,第159页)

  《战争史》中另一处表现作者开始力求实事求是的文字,是对志愿军作战目标问题的讨论。书中相当具体地说明了中共中央在志愿军最初入朝时原本十分谨慎,再三强调避开美英军队,专打南朝鲜军,以“停止敌人的进攻”,争取“在朝鲜北部控制一大块地区”为目标,并且不排除“美国与我进行外交谈判之可能”。(注释1,第3,15页)第一次战役部队在朝鲜站稳脚跟后,毛泽东的想法已有所变化,开始相信志愿军虽然装备十分落后,但仍可对美军展开大规模战役行动,甚至设想一次歼灭美军一两个师,因而提出了要根本扭转朝鲜战局的设想,力争将战线推进至平壤、元山一线。待第二次战役胜利,毛泽东和志愿军总部则均力主必须打过三八线。到第三次战役成功,部队占领汉城,逼近三七线之后,从志愿军总部到中共中央,对朝鲜战争形势的估计又有了进一步变化。“毛泽东和彭德怀都曾设想,经过充分准备之后,再经过几次战役,根本解决朝鲜问题。这不但是上层的考虑和在部队中提出的口号,而且也明确地确定为部队部署和准备的要求。”毛泽东甚至告诉斯大林说:今后敌人统帅部的方针只有两种可能性:“(一)在中朝两大军队压力下,略作抵抗,即退出南朝鲜”;“(二)敌人在大丘、釜山地区作顽强抵抗,要待我们打得他们无法再打下去了,方才退出南朝鲜。”总之,现在志愿军的一切准备,就是争取尽快把敌人赶下海去,“解放全朝鲜”。《战争史》一书的作者显然认为,这种估计和方针是脱离实际的。这里面的原因在于,“志愿军入朝后作战发展如此顺利,战场形势发展如此之快,这是中共中央在决策出兵时没有料想到的。”(注释1,第194页)言外之意,中共中央虽然也再三强调战争的艰苦性,当时的想法还是太过乐观了。

  学术上的欠缺与遗憾

    《战争史》值得肯定的内容很多,但如果从学术的角度来检讨,其中的不足与问题也十分明显。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该书在学术上的价值和份量。 《战争史》最值得讨论的一点就是它对引文及其注释的处理太过随意。通常,各国军事部门编写作战史,因大量直接利用部队战报加以分析叙述,故像学术著作那样,严格注释资料出处者甚少。《战争史》一书的作者显然受此习惯影响,虽然在此书中试图按照一般学术规范对引文资料加以注释,但却没有一定规范,表现出很大的随意性。如全书第一卷中引用美国政府官方文件,即《美国外交文件》中的文电,极其详尽,不仅注文不做缩写,而且不厌其烦,一则电文有时能分做三条引注。[10]然而书中引用俄国档案处,除少数例外,大部均未加注释。少数注释者,也不按照规范注明引文资料的原始出处和转引出处。甚至就连引用《毛泽东军事文集》中的文电,也不时出现想注就注,想不注就不注的情况。[11]即使是那些直接引自原始档案的资料,作者的处置同样随意性极大。如对1950年8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的谈话内容,作者在60页连注两条,且使用的都是直接引语,显示其来自原始档案。但在90页再度提到此会及其发言内容,却只是将薄一波的《若干重大历史的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书中有关文字全文照录了事,既不加引号,也不做注释,结果反使人怀疑作者是否真的看过原档,前面的注释是否真实。

  引文注释规范与否,直接关系到学术研究的科学性和准确性的问题。尽管中国多数学者目前还没有条件直接查阅档案以检验某些著作中的某些引文的真确性,但做到这一点充其量也只是个时间问题,要使自己的研究成果经得起历史和时间的检验,研究者就绝不能不加注释、不做说明地随意处理那些一般人目前看不到的档案资料。况且,引文注释的随意性,通常一定会伴随着对引文处理和解释的随意性。这种随意性不可避免地会使整个研究的基础发生动摇,从而使读者对其研究成果的真实性与可靠性从根本上发生怀疑。遗憾的是,《战争史》一书就明显地存在着这种情况。就引文处理而言,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该书第一卷在直接引用1950年10月2日毛泽东给斯大林的电报时,在不做任何说明的情况下,改动了电文原来的排序。原文总共八条,该书引用时将其删成六条,除最后一条节略不予说明尚属正常外,其中第四条被删去理应照惯例以“节略”说明,书中引文不仅没有说明,而且后面的排序也完全改变,(五)变(四),(六)变(五),(七)变(六),以致使读者误以为这一引文即是历史原貌。(注释1,第153-155页)

  当然,对10月2日电报做如此删改,始作俑者多半是《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之编者,以后各种文集均照抄不误,甚至写明“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12]但这种不顾历史真实擅改历史文献的作法,不仅不可取,而且在国际上会造成相当负面的影响。《战争史》一书作者既然清楚了解电报原文,此次全文引出这则电文又有意不加注释,以显示作者并非引自公开出版物,而是直接来自于档案原件。既如此,为何不就此一错误稍加订正呢?毕竟,毛泽东这封给斯大林电报的真实性,近年来已因为在俄国总统档案馆发现了10月3日毛泽东另一封内容完全相反的电报,而受到严重质疑。为了向国际学术界证明此则电文的真实性,中共中央档案馆在两年前就已经将毛泽东这封电报手稿的影印件提供给了美、俄学者。从已经在海外公开的这一影印件可以清楚地看出电报的全貌。而被档案馆在影印时隐去的第(四)点,即批评北朝鲜方面的相当部分文字,也已在逄先知、李捷的新著中得以披露。[13]在这种情况下,不加注释,却又照搬原来的文字,显然不是一种值得肯定的作法。

  就引文解释而言,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是有关中共中央对志愿军参战后战局发展可能性的判断的说明。作者强调,在决定出兵的同时,中共中央估计战局发展可能会出现三种情况:

  “第一,志愿军在苏联志愿空军的掩护和支援下,协同朝鲜人民军,将战争限制在朝鲜境内,有可能在朝鲜境内歼灭和驱逐美国及其他国家的侵略军队,从而根本解决朝鲜问题,这是最理想的结果。

  “第二,尽管中国军队是以非官方的志愿军名义参加的,但美国仍可能对中国公开宣战,或至少以其空军轰炸中国许多大城市及工业基地,以其海军攻击中国沿海地带,并且支持台湾蒋介石军队或美蒋军队联合进攻大陆。同时,由于志愿军武器装备落后,在朝鲜不能大量歼灭美军,战争形成僵局,影响中国整个恢复和建设计划,引起国内许多人不满。这是最不利的结果。

  “第三,在苏联不能出动空军直接支援作战的情况下,志愿军实施灵活的作战指挥,充分发挥自己在作战上的战术特长,能够在朝鲜坚持作战,能够攻打除大、中城市以外的其他地区,那么,有可能迫使美国通过谈判解决问题。”(注释1,第170-171页)

  有关此一说明的根据,作者特别注明是见于毛泽东1950年10月2日给斯大林和23日给彭德怀并高岗的两封电报。作者这里的意思很明白,那就是,毛泽东虽然希望根本解决朝鲜问题,但客观上需要苏联空军支援。如果没有苏联空军支援,战争最好的结果就是通过谈判解决问题。言外之意,毛泽东战前就已经预见到最终的结局。但凡熟悉这段时间里中共中央决策复杂过程的学者,一眼就能发现,上述三种可能的解释与事实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距离。

  首先,把10月2日和23日毛泽东的两封电报简单地混为一谈,就事实逻辑本身就存在问题。因为,从10月2日到23日之间,中共中央仅就出兵问题就进行了多次讨论,意见也几经反复。不论《战争史》一书对此间的反复情况做何种解释,至少苏联空军出动与否对中共中央的形势估计影响甚大应无疑义。把毛泽东10月2日的形势估计与23日的形势估计,相提并论,甚至混为一谈,显然不妥。

  其次,上述解释与毛泽东2日和23日电报的内容也相距甚远。就上述解释而言,第一种可能情况和第二种可能情况无疑是就10月2日电报内容概括而来的,但问题是细读电报,其中既没有谈到中国出兵作战要“在苏联志愿空军的掩护和支援下”这一前提条件,也从没有设想过要“将战争限制在朝鲜境内”,更没有谈到所谓“美国支持台湾蒋介石军队或美蒋军队联合进攻大陆”的可能性。恰恰相反,毛泽东明确认为:“既然中国军队在朝鲜境内和美国军队打起来(虽然我们用的是志愿军名义),就要准备美国宣布和中国进入战争状态,就要准备美国至少可能使用其空军轰炸中国许多大城市及工业基地,使用其海军攻击沿海地带。”换言之,毛泽东从实际考虑出兵之日起,就准备让美国连朝鲜和中国一块来打,决心要牺牲些“坛坛罐罐”。只不过,毛泽东相信:“首先的问题是中国的军队能否在朝鲜境内歼灭美国军队,有效地解决朝鲜问题。只要我军能在朝鲜境内歼灭美国军队,主要地是歼灭其第八军(美国的一个有战斗力的老军),则第二个问题(美国和中国宣战)的严重性虽然依然存在,但是,那时的形势就变为于革命阵线和中国都是有利的了。这就是说,朝鲜问题既以战胜美军的结果而在事实上结束了(在形式上可能还未结束,美国可能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不承认朝鲜的胜利),那么,即使美国已和中国公开作战,这个战争也就可能规模不会很大,时间不会很长了。”对于战胜美军的条件,毛泽东着重谈到的,也主要是增加火炮数量的问题,他显然相信苏联可以在这方面给予帮助。至于对制空权,其电报中虽有提及,却无一字言及苏联志愿空军参战问题,只是对自己的空军要到1951年初才能参战,表示出某种遗憾。纯粹是在这样一种前提下,毛泽东才做了“最不利的情况”估计。电报的基本精神是,毛泽东相信出兵朝鲜是有利的,各种困难是能够解决的,即使应当考虑到“最不利的情况”,在他看来也主要是两军万一相持而成为僵局,可能会影响经济建设计划和部分人的情绪而已。(注释4,第539-540页)[14]

  第一、二种可能情况概括得不准确,第三种可能情况的说明同样与毛泽东23日电报的内容差得很远。就事情的逻辑本身而言,说中共中央决定出兵的同时,已经因苏联不能出动空军直接支援作战,而将战争目标确定在逼迫美国与我进行外交谈判上,这显然是说不通的。因为直到五次战役结束之前,即使在作战效果最好的情况下,中共中央都坚持拒绝与美国进行外交谈判,它又如何会在还未出兵之时就预先准备好要通过谈判解决问题呢?而且,说不得不走谈判之路是因为苏联不能出动空军支援作战,与毛23日电报本身的内容对照也说不通。因为毛泽东在电报中并不认为空军支援的问题不可解决,只是认为需要“半年至一年”的时间而已。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又如何会以没有空军支援为前提来具体设想战争的结局问题呢?事实上,毛泽东在电报中所以提到“谈判”二字,也并非是从我们后来看到那种因为战成僵局,被迫以三八线为界相互妥协的情况出发的。他的意思很清楚,那就是:如果敌人飞机杀伤力不大,战局发展顺利,志愿军必定能够占领平壤、元山、汉城、大邱、釜山等大城市及其附近地区以外的整个朝鲜半岛,到时候朝鲜问题将只有两种可能性。一是“迫使美国和我进行外交谈判”,二是“待我飞机大炮的条件具备之后把这些大城市逐一打开”。 总之,都将是胜利的局面,而非是妥协的局面。如果敌人飞机杀伤力太大,那么,不要说与美国不可能进行外交谈判,就是志愿军在朝鲜半岛的作战都将会陷入严重的困境。(注释4,第588-589页)[15]

  《战争史》一书作者对学术研究规范的生疏,还突出表现在作者过分自说自话,述而不考的写作方式上。历史研究的特点,就是强调缜密考证,反对不看对象,自说自话。何况有关抗美援朝问题,许多史实早有说法,要做出新的解释,不仅要自己能够前后一贯,不致自相矛盾,而且一定要对前人的说法加以考辨,以证明自己言之有据,确能自成一说。否则,既不考辨,又不善于逻辑分析,熟悉这段历史的读者读起来就会疑窦丛生,如堕五里雾中。

  比如,书中再三说明南方穷兵黩武,扩军备战,战争爆发前部队已达到15万多人的规模,北方的人民军却只有13.5万人。而读者看到的结果,却是战争一打响,北方气势如虹,摧枯拉巧,几乎不废吹灰之力就一举拿下汉城并直下釜山,虽然书中讲明北方也做了进攻的准备,但按照书中的描述,北方的兵力及装备似乎都不如南方,对此不加解释,还是多少有些让人费解。况且,比照已公开的各种文献资料,包括已经出版的国内著作,实际情况均与《战争史》中所说明者不同,国内外学术界多认为战争爆发前北方的军力早已大大超过南方,甚至北南两方的力量对比已经达到兵力2:1,火炮2:1,机枪7:1,半自动步枪13:1,坦克6.5:1,飞机6:1的程度,所以北方才会初战即取得赫赫战果。[16]对此,《战争史》不做任何考据和说明,势必使看过其他著作的读者倍觉困惑。

  比如,书中谈到1950年初美国对台湾的政策时称,由于其“已无法挽回在大陆的失败”,“台湾落入共产党之手只是个时间问题”,因此,“美国当局只好无可奈何地面对中国的现实”,不仅明确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而且公开宣布美国在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的岛屿防御圈不包括朝鲜和台湾在内。但之后突然笔锋一转,称“美国的岛屿防御圈战略,并不意味着放弃台湾,而是等待时机,随时准备寻找借口,实施直接军事入侵。”其提到的理由是,美国在对台湾问题的声明中都留有伏笔,如继续给蒋介石集团以经济援助;不称台湾而称福摩萨;强调无意干预海峡两岸目前局势时,特别加了“现在”一词作为限制。说朝鲜战争爆发时美国立即以台湾地位未定为由,派出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就是“借此机会实现其对台湾既定的政策”,准备“制造中国的分裂”。如此简单化地说明美国对台湾政策的变化,不仅太过牵强,前后叙述自相矛盾,而且也在相当程度上是对作者突出描写的,中共自1949年7月以来制定的攻台计划及其各项准备的根本性的批评与否定。因为作者随后即写道,中共中央因美军介入台湾海峡决定停止攻台计划,是完全正确的。原因是:“在缺乏充足的海、空力量掩护下进行渡海作战,很可能变成一场灾难”。(注释1,第27,29,33,61页)假如上述说法都能成立,那么合乎逻辑的结论只能是:中共中央当初的攻台计划带有太大的冒险性,完全没有能够正确地判断出美国正在“等待时机”,“寻找借口”,以便“实施直接军事入侵”。幸亏爆发了朝鲜战争,才使中国避免了一场可怕的军事灾难。这是否就是作者的意思呢?

  又比如,书中谈到朝鲜劳动党政治局9月28日紧急会议决定求援,不加分析地使用了“同时”这一概念。说朝鲜方面“在向苏联请求给予直接军事援助的同时,也向中国提出了同样的请求。”(注释1,第148页)但从文章叙述的过程之中,读者却吃惊地发现,朝鲜方面最初其实并未向中国提出同样的请求。28日会上通过的是以金日成和朴宪永名义给斯大林的求援信,要求苏联援助,或由苏联方面帮助组织中国等国家的志愿人员参战。苏联方面9月30日收到这一求援信,并于10月1日凌晨2 时50分送至斯大林处。斯大林当即给苏联驻朝鲜大使及军事总顾问发电,要他们转告金日成和朴宪永,苏联不能参战,只能设法组织志愿部队,而这也必须直接与中国同志去商量。同时斯大林致电毛泽东,希望中国方面能派五六个师出兵朝鲜救援。只是在这种情况下,金日成才于10月1日夜紧急召见中国大使,正式向中国方面求援。10月3日,其特使才到达北京向中共中央最高领导人转达朝鲜方面的请求。

  再比如,书中提出,由于带有金日成、朴宪永联合签名的求援信来京的朝鲜内务相朴一禹到京时间是10月3日,也由于在京外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尚未到达北京,因此中共中央政治局10月2日并未开会,会议是在10月4日召开,5日结束的。但奇怪的是,书中也未提到2日召开的书记处会议,其表述的方式,似乎4日以前中共中央并未开过专门的会议研究出兵问题。然而,几乎所有谈到志愿军出兵问题的书都相当肯定地指出,10月2日下午中共中央曾召开过书记处会议,讨论朝鲜半岛形势和出兵问题。(注释5,第14页)[17]《战争史》对此不置一辞,也不做任何考辨以证明自己的说法源自何处,有无史实根据,至少在学术上是不合要求的。

  上述所列,仅为第一卷中内容,所涉及的文字还不足全书的五分之一。限于篇幅,本文自不便再一一举例,但这里仍应就太过明显的战史方面的问题再举一例。这就是,书中谈到第二次战役全歼新兴里美守军问题,与自己过去的说法出入极大,同样未做任何说明,令人费解。10年前,同为军科院军史部所著之《战史》一书明确写道:第二次战役中防守“新兴里之敌为美第7师第32团和第31团第3营及师属炮兵营”,12月初被志愿军全歼。过去国内有关抗美援朝战史书也多持相同说法,认为此次作战歼灭美军“一个团部、四个营”,甚至有说此次作战是“抗美援朝战争史上志愿军成团建制歼灭美军的唯一战例”的。(注释6,第400页)如今,《战争史》一书不加任何说明、不做任何考证就改变了以往的说法。称“新兴里战斗,志愿军全歼美第7师第31团”,“共歼敌3191人,击毙美第31团指挥官麦克里安上校和继任指挥官费斯上校”,“创造了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以劣势装备全歼现代化装备美军1个加强团的模范战例。”[18]一般说来,战史中双方统计的伤亡数字通常都会有很大差距,即使是具体的交战双方的部队番号也难免会有个别差错,对此细节也许可以不必特别在意。问题是,有关中美两军作战死伤数字及比例,原本就是容易引起极大争议的问题,作者又特别强调此战之意义,更断言此次作战为志愿军全歼美军1个加强团的“模范战例”。此战如此重要,若连被歼部队番号都没有弄清楚,甚至变来变去,岂不贻笑大方?对于这种十分重要,且直接关系到志愿军荣誉的问题,如此轻率地改来改去却不加说明与考证,即使不从学术角度考虑问题,也是不妥当的。[19]

  值得深入探讨的两个问题

  目前,即使排除个别否定参战为必要者不计,史学界在有关志愿军抗美援朝战争的问题上也还是存在着一些不同的看法。在这方面,国内多数学者中间最主要的分歧有两个:一是在入朝作战乃至后来的各项重大决策过程中,对苏联方面的作用应如何估计[20];二是在前几次战役进行过程中,有无因过分看重军事上的暂时胜利,没能抓住重要的外交机遇,造成了不必要损失的情况。对于这种分歧,《战争史》一书的作者理所当然地站在传统观点一边,也就是坚持:第一,志愿军入朝作战及其所有决策,都是独立自主做出的,与苏联无关。第二,志愿军在朝历次战役决策乃至整个外交处置都是绝对正确的,联合国1951年1月的停火提议并没有为志愿军在军事上取得休整提供任何外交机遇。[21]在《战争史》一书中,作者同样坚持了这样的看法。但坦率地说,书中分析问题的方法及其结论明显地值得讨论。

  就前一个问题而言,最容易反映出《战争史》一书作者对苏联作用太过敏感的,就是书中对1950年10月2日和3日毛泽东给斯大林的两封内容相反的电报的解释。

  1950年10月2日电报的问题,早在几年前就曾引起过国内外学者间的争执。原因是中国学者一向按照档案公布者的说明,认为这则反映毛泽东出兵决心的电报已经发出。然而俄国学者在斯大林个人档案中,没有查阅到这封电报,相反却找到了一封10月3日经由苏联大使转发给斯大林的毛泽东表示暂时不能出兵的电报。此事很快引起美、苏两国舆论的注意,并开始出现指责中国政府伪造档案的新闻报道,影响十分恶劣。鉴于这种情况,负责公布档案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协同中央档案馆,对10月2日毛泽东电报手稿进行了严格的核对,确认公布的档案确为毛泽东手稿,并根据毛泽东及中共中央相关电报发报通例与其他已发出之电报进行了比较,最终确认此则电报没有发出。随着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中央档案馆非正式地向海外学术界提供了电报手稿原件的影印件,并进行了解释说明,此事近年来已在国内外学术界中基本上取得了共识。负责公布档案的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逄先知近来出版的著作中,也十分肯定地说:“这份电报没有发出”。[22]然而,对于这样一种共识,《战争史》一书的作者却基于怀疑俄国公开档案“有其政治背景和政治目的”,而坚持毛泽东10月2日电已经发出。坚持己见并无不可,但不做任何解释,就理所当然地把10月2日电当成是已经发出的电报来使用,显然不能令人信服。至于因为不同意说由于多数人2日表示异议,毛泽东曾一度改变态度,因而干脆不承认中共中央10月2日当天曾经开过会议,以便给人以党内争论发生在4日以后的印象,这就更难让人接受了。[23]

  那么,《战争史》又是如何解释2日电和3日电内容的不同呢?书中这样写道:“表面看来,毛泽东这份电报(指3日电-引者注)的意思与上一份电报的意思相反。实际上,毛泽东在这个电报里并没有说中国不出兵,而是强调了中国出兵援朝,可能会造成两个极为严重的后果:一个是靠中国出动几个师很难解决问题;一个是最大的可能是苏联也将被拖进战争。因此提出,最好‘暂不出兵’,‘准备力量’,这样‘在把握与敌作战的时机上会比较有利。’”“毛泽东这个电报的根本意图不是中国出不出兵的问题,而是了解苏联方面对电报中所提两个问题,尤其是第二个问题的态度。这个电报与同一天毛泽东给斯大林的另一个电报不但不矛盾,而且恰恰表明了毛泽东对中国出兵援朝可能带来严重后果这一问题上的深谋远虑。”因为中共中央必须了解:“一旦美国对中国公开宣战,甚至苏联也被拖进战争,斯大林和苏联政府将是什么态度。”[24]

  一面坚持毛泽东出兵决策并无反复,丝毫不曾受过斯大林的影响,一面又强调毛泽东3日的电报根本是出于担心自身安全的目的而不得不预先探测苏联态度,再来决定出兵与否,这明显地有些自相矛盾。何况,毛泽东3日电与2日电真的只是表面上意思不同,内容完全不矛盾吗?

  2日,毛泽东说:“我们决定用志愿军名义派一部分军队至朝鲜境内和美国及其走狗李承晚的军队作战,援助朝鲜同志。”3日他却说:“目前最好还是克制一下,暂不出兵”。

  2日,毛泽东说:“如果让整个朝鲜被美国人占去了,朝鲜革命力量受到根本的失败,则美国侵略者将更为猖獗,于整个东方都是不利的。”3日他却告诉斯大林:朝鲜只能让美国人占去了,“我们不派兵援助,这对于正处于如此困难境地的朝鲜同志来说,是十分不利的”,但希望朝鲜同志能忍受暂时的失利,“换一种斗争方式,进行游击战。”

  2日,毛泽东已经估计到美国可能会宣布和中国进入战争状态,并用空军和海军攻击中国大城市、工业基地和沿海地区,但他仍坚信出兵“是必要的。”3日他却告诉斯大林:问题不仅仅是美国对中国宣战,更为严重的是“苏联也可能被拖进战争中来”。因此许多同志认为必须谨慎行事。

  2日,毛泽东表示相信,只要初期防御能够顶住,等到苏联武器到达,将我军装备起来,就能够歼灭美国侵略军。而在3日电中,他却表示:“我军装备极差,同美军作战无胜利把握”,“如果我们出动几个师,随后又被敌人驱赶回来,并由此引起美国与中国的公开冲突”,对中国不利。

  2日,毛泽东说:中共中央决定“将预先调至南满洲的十二个师(五六个不够)于十月十五日开始出动”,而且说明:“我们还正在从长江以南及陕甘区域调动二十四个师位于陇海、津浦、北宁诸线,作为援助朝鲜的第二批及第三批兵力,预计在明年的春季及夏季,按照当时的情况逐步使用上去。”3日他却表示说:中国只能出动几个师,“靠几个师很难解决朝鲜问题”。 [25]

  比较上面两份电报的文字,谁又能否认二者意思截然相反呢?当然,毛泽东在3日的电报中确实没有说过中国已决定不出兵这样的话,但他毕竟清楚地讲出了我们考虑“暂时不出兵”,和“我们不派兵援助”朝鲜同志虽然“于心不忍”,但“目前最好还是克制一下”,请朝鲜同志“换一种斗争方式,进行游击战”这样的话。说此电只是为了了解美国对中国宣战后苏联政府的态度,完全不合逻辑。何况,发电报的目的就是为了要让对方了解自己的想法,如果明明已经决心出兵援朝,却偏偏要说一些自己作战没有把握,最好暂时不出兵,让朝鲜同志去打游击的话,以此来探测对方愿不愿意援助自己,岂不是南辕北辙?

  其实,要证明毛泽东的“深谋远虑”,未必一定要证明毛泽东从来不曾有过思想反复。不少当年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过的人都回忆说,“出兵抗美援朝的决策是毛主席一生中最难做出的决策之一。为了确定这一决策,毛主席多少天睡不着觉,反复思考”,[26]如果毛泽东思想上毫无反复与担忧,又怎么会表现得如此焦虑不安,夜不能寐呢?何况这种反复,很大程度上也不纯粹是由于毛泽东本人,而主要是考虑到党内其他领导人提出的问题与担心。毛之所以在3日电报中说:“对此问题尚未作出最后决定,我们是想同您商量一下”,也正是因为他内心其实并未完全放弃出兵的想法,但却拿捏不定,不得不反复权衡和比较各方面的意见。要听取自己最重要的盟友和武器装备提供者斯大林的意见,更是情理中事。一定认为说毛泽东出兵思想有过变化,就会给人以服从于“苏联压力”之嫌,恐怕是太过敏感了。

  事实上,不知作者是否想到,因为想要否认毛泽东思想上有过反复,转而把3日毛泽东电解释为对苏联的“探测”[27],结果反而会给人以毛在出兵问题上优柔寡断,扭扭捏捏,非要苏联表态兜底,又不愿把话讲明,以至于不得不拐弯抹角,用非常隐晦,甚至暗含不想出兵的要胁方式来逼迫斯大林亮出底线的消极印象。读者因此不仅不会明白作者的良苦用心,反而会认为毛泽东出不出兵有赖于斯大林的表态。这恰好走到了作者初衷的反面。总而言之,无论是过分强调毛泽东不受苏联影响,还是过分强调毛泽东对苏联的期望,都是值得商榷的。中国自己的事情,当然是要由中国人自己来决定的,这一点即使在当年的斯大林看来也是天经地义的。但中苏两国既结为同盟,中国与美国作战又需要苏联援助并为后盾,中共中央在许多问题上必须与苏联方面取得一致,甚至尊重苏联方面的意见,这也是完全必要的。毛泽东2日凌晨起草电报时没有考虑到美国对中国宣战,可能导致苏联被迫参战问题,当天书记处会上意识到情况的复杂性,因而次日接受了多数与会者的意见,收回了已经起草好的电报,另外对罗申转达了会议的不同意见,这也是合情合理的。正视这种情况,如实地描写这些历史,未必就会有损毛泽东的“深谋远虑”。

  与对苏联作用的认识问题相比较,外交机遇问题上的分歧应当不是十分复杂。因为在战争过程中,真正存在过的外交机遇只有两次,头一次是1950年12月,由美国控制的联合国第一次在朝鲜战争问题上发生公开的意见分歧,13个亚洲国家的代表团联合向中国和朝鲜发出呼吁,并起草了《朝鲜和平方案》,主张立即停火;中美两国军队撤出朝鲜;美军撤离台湾海峡;南北朝鲜军队解除武装,由联合国成员国组成的少量部队和联合国朝鲜委员会留在朝鲜,完成选举后撤走。随后联合国大会通过了亚洲13国提案,提议立即成立三人小组商定可以在朝鲜实现停战的条件,以提交大会讨论。尽管这时志愿军在军事上的优势依然明显,美国及联合国军尚未从打击中清醒过来,军事上是否应该利用此次机遇促成停战,值得讨论,但利用联合国内部的分裂,从外交的角度做灵活的表态,争取同情,加剧联合国内中立国家与美国之间的矛盾,以便在万一军事需要时利用此种矛盾,在策略上无疑是必要的。而对于这一点,《战争史》一书似乎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书中较多地强调的却是中国方面对美国的期望,“愿意知道美国对中苏所提停战条件的意见”,“迅速结束战争的关键在美国”,“必须要美国表明它对停战条件的意见”,[28]如此等等,这显然搞错了对象。

  第二次是1951年1月,联合国“朝鲜停火三人小组”正式提交了达成朝鲜停战和和平解决远东问题的五步方案,包括立即安排停火并确保它不会被利用来作为发动新的攻势的准备;非朝鲜的军队分阶段撤出朝鲜;设立包括美、苏、英和中国四国政府代表在内的适当机构,讨论解决包括台湾问题和中国在联合国代表权问题在内的远东和平问题等。《战争史》一书中对五步方案的看法明显与传统的看法不同,它承认:这个五步方案“对于解决朝鲜问题,维护远东和平还是有利的。”因此,“美国当局对这个五步方案感到左右为难”,又不敢否决,生怕在联合国内失去支持,最后不得不违心地投票赞成,暗中却期待中国反对。但它同时却强调:中国政府当时公开拒绝五步方案,也是完全必要的。理由是因为“中国政府已经看透了这一点”,即“只要联合国通过这个决议,美国就有可能利用停战保存实力,在南朝鲜保持若干地区,并武装日本,而谈判则可无限期拖延下去。”[29]这种解释显然有些自相矛盾,它在逻辑至少存在两个需要讨论的问题。

  第一,既然五步方案对朝鲜、对中国都有利,无论美国实际上态度如何,中国都理应欢迎和支持。只因注意到美国实际意图是想要“利用停战保存实力”,并不真的打算实践停火以外的其他四步方案,就断然拒绝,结果只能是拒绝了对自己有利的外交条件和那些本来可能站在自己一边的中立国家。美国不赞成五步方案,却因为害怕失去支持而被迫投票赞成;中国赞成五步方案,却因为害怕美国以后不执行方案而公开拒绝,这无论如何不合逻辑。况且,美国既然因害怕失去支持而被迫投票赞成,未来停战实现后它也未必就能够完全否认其他四项方案,拒不谈判。而只要美国承认台湾问题和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可以讨论,即使美国采取各种方式拖延拒绝,中国在外交上也已经取得了重大胜利,并必然会赢得广泛的同情,为以后外交的开拓及中美争端的解决打下一个有利的基础。中国拒绝五步方案,导致原来赞同五步方案的多数国家转而支持美国提出的谴责中国为“侵略者”的大会决议,也足以从反面证明这种拒绝的消极后果。

  第二,对五步方案的态度问题,不仅仅是一个外交问题,同时更是一个军事问题。即使外交上没有价值,也不等于军事上没有价值。从军事角度看问题,在1950年1月,究竟是美国更需要停战,还是中国更需要停战,这一判断的正确与否是直接关系到当时中国外交应对正确与否的关键所在。经过多年的研究,目前关于1950年1月谁更需要停战的问题,已经是再清楚也没有了。志愿军自10月下旬开始发动第一次战役,至这时第三次战役结束,前后两个多月,部队几乎没有休整,在紧张的作战中,完全徒步跋山涉水长驱几百公里,其疲劳程度可想而知。再加上部队战斗损失严重,大批官兵冻伤,后勤补给又跟不上,致使志愿军与美军在装备、火力、空中掩护等各方面的差距更加突显,部队显然已经到了一而鼓,再而衰,三而竭的危险境地。就连彭德怀都已明确表示,打第三次战役就很勉强,若再不休整补充,继续作战,朝鲜战局难免会有暂时转入被动的可能。以后的事实也证明,第三次战役时志愿军已经推进到了极限。从此之后,第四、五次战役,志愿军都打得极其艰难,不仅被迫全面后撤,而且伤亡被俘人数大量增加。但是,在1951年1月这个时候,中共中央却并没有意识到形势的严峻。正如《战争史》一书所承认的,第三次战役结束后,中共中央的想法不是更实际,而是更乐观,更大胆,不仅准备再打一仗根本解决朝鲜问题,而且对前线的危险形势也缺乏足够的认识。包括对彭德怀提出的困难,毛泽东也明确认为问题不大,说没有补兵,弹药不足,“但集中主力向原州、荣州打下去,歼灭几部分美军及四五个南朝鲜师的力量还是有的”。总之,绝对不能让敌人恢复仁川及汉城南岸桥头堡,封锁汉江。美国要想在“使汉城处于敌火威胁之下,即和我们停战议和”,也“是决不能允许的”。[30]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共中央当时会坚持认为五步方案有利于美国保存实力并在在南朝鲜保持若干地区,而不是认为五步方案是志愿军获得军事上喘息,保持住已经得到的土地和胜利的重要外交机遇。《战争史》一书既承认五步方案对朝鲜和中国有利,又承认1951年1月中共中央形势判断过于乐观,胃口过大,对美军的反扑和军事优势缺乏足够的估计,志愿军存在严重困难,但却不承认接受五步方案是在外交和军事上绊住美国手脚,使志愿军获得军事喘息的一个重要的外交机遇,坚持必须以美国是否真心愿意谈判台湾问题等来作为应否接受五步方案的前提条件,这在逻辑上亦颇难让人理解。

  简短的结语

  坦率地说,笔者上述对《战争史》一书的批评和讨论,可能略过严格。因为在事实上,由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集体编著的著作,通常并不属于学术研究成果的范畴。它们往往被赋予了较多的宣传教育的目的,甚至编撰它们本身就带有政治任务的性质。包括对《战争史》坚持当年一切决定与决策都无可争议地是正确的和必要的这种态度,纯粹从学术的角度来讨论它们,都未必是很适当的。但是,就本书而言,作者的编写方式明显与以往的集体著作不同,它不仅大量使用了引文和注释,注意到遵循通行的学术规范,而且研究范围涉及美、苏、朝、韩各国,利用各国研究史料和学术成果甚多,这与过去单方面编写自己军队战史,用于部队教育和政治宣传时的做法大不相同。而作者在后记中的说明也反映出,他们也力图通过此书与国内外学术界相互交流沟通。既能大量吸收国内外学术界的研究成果,试图回答国内外学术界提出的问题,自然也会乐于看到国内外学术界的批评与讨论。这也正是促使笔者大胆抛砖引玉的原因所在。而且,本文这里的批评与讨论,其实也并不仅仅是针对《战争史》一书的。笔者只是希望,通过对《战争史》一书中问题的批评与讨论,能够使研究者们更多地从学术的角度去考虑问题,严格要求,力争使我们国内的朝鲜战争以及抗美援朝战争史的研究,也能像历史研究中的其他问题那样,逐渐形成有较高水平和较高质量的学术成果。

  参考书目:

  1、《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史》,解放军出版社2000年版。

  2、洪学智:《抗美援朝战争回忆》,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

  3、《聂荣臻回忆录》(下),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

  4、《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

  5、逄先知、李捷:《毛泽东与抗美援朝》,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6、徐焰:《第一次较量:抗美援朝战争的历史回顾与反思》,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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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1] 已经由中译出版的美、日、韩大部头著作就有(美)沃尔特·G·赫姆斯:《朝鲜战争中的美国陆军》(国防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美)詹姆斯·F·施纳贝尔:《朝鲜战争中的美国陆军-战争爆发前后》(国防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日)陆战史研究普及会编:《朝鲜战争》(国防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韩)韩国国防部编:《朝鲜战争》(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1988年版)。朝鲜也有相应的著作,如《朝鲜人民正义的祖国解放战争史》(朝鲜外国文出版社1961年版),等。

  [2] 有关这方面的专著和文章仅到1986年就达2000种之多。这里值得提到的两部在西方产生过重要影响的著作为:Allen S. Whiting, China Crosses the Yalu: the Decisions to Enter the Korean War. New York: Macmailan, 1960; Bruce Cumings, The origins of the Korean War. 2 Vol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1, 1990。

  [3] 齐德学曾著有《朝鲜战争决策内幕》(辽宁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一书,但内容其实还是研究抗美援朝战争的决策经过。

  [4] 由军方研究机构及其人员出版的著作,如姚旭:《从鸭绿江到板门店: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国防大学战史简编编写组:《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史简编》(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柴成文、越勇田:《抗美援朝纪实》(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沈宗洪、孟照辉:《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徐焰:《第一次较量:抗美援朝战争的历史回顾与反思》(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0年版);《当代中国的抗美援朝战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齐德学前引书等。

  [5] 如华庆昭:《从雅尔塔到板门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赵学功:《朝鲜战争中的美国与中国》(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5年版)。

  [6] 在徐书之前已经出版的有关抗美援朝战争史的著作,除作家文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叶雨蒙的纪实文学作品《黑雪》以外,均未引起太多反响。而徐书出版后,却立即引起日本、美国军史学界的高度重视,并被台湾报刊择要连载。

  [7] 如青石:《1950年解放台湾计划搁浅幕后》;《斯大林力主中国出兵援朝》;《朝鲜停战内幕》,《百年潮》1997年第1-3期。沈志华:《朝鲜战争揭秘》,香港天地出版公司1995年版;《毛泽东、斯大林与韩战》,香港天地出版公司1998年版。

  [8] 其实,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在国内已有文章详加说明,如青石前引文。而特别应当提到的,还有张盛发的新著《斯大林与冷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一书。作者在本书第四章第一节“朝鲜战争”一目中,更为详尽地运用俄国新解密的档案说明了这方面的情况。

  [9] 1950年8月上旬新成立的东北边防军全部进入指定集结位置的部队,就有第112,113,114,115,116,117,118,119,120,124,125,126师,及担任战勤任务的第169师和炮兵第1,2,8师,另外还配备有一个骑兵团、一个工兵团及一个高炮团。8月中旬又增调另一个军(后确定为第50军)三个师编入东北边防军。9月初更确定要准备动员部署11个军36个师,连同特种兵和后勤部队,共约70万人。第一线即集中5个军15个师的兵力。

  [10] 如该书第一卷第135页,一则潘尼迦电报,只因叙述时分为三段,即分别列出了三条引注。但即使对《美国外交文件》及其他引自英文的注释,其引注也不尽统一,有注中文者,有注英文者,更有中英文混注者。

  [11] 以第二卷第二章为例,其中引用《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文电约15条,注明者10条,漏注者5条,引注方式也颇不规范。

  [12]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和《毛泽东文集》第6卷等均照抄不误,除《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标明“根据《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刊印”以外,其他各种文集均写明“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13] 已经披露的内容为:“还在今年四月间,金日成同志到北京的时候,我们就告诉他,要严重地注意外国反动军队侵略朝鲜的可能性。七月中旬,七月下旬和九月上旬,我们又三次告诉朝鲜同志,要他们注意敌人有从海上向仁川、汉城前进切断人民军后路的危险,人民军应当作充分准备,适时地向北面撤退,保存主力,从长期战争中争取胜利。所有这些建议都未能引起朝鲜同志的注意,以致陷入敌人预先设好的圈套,人民军主力被敌人切断。”见逄先知、李捷:《毛泽东与抗美援朝》,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2-13页。

  [14] 毛泽东:《关于派军队入朝作战给斯大林的电报》,1950年10月2日。

  [15] 毛泽东:《关于朝鲜战局问题给彭德怀、高岗的电报》,1950年10月23日。

  [16] 《苏联外交部致苏共中央备忘录:关于1950-1953年朝鲜战争与停战谈判》,1966年8月9日,转见Woodre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 Fall, 1993, No. 3, p.16; Sergei N. Goncharov, John W. Lewis, and Xue Litai, Uncertain Partners-Stalin, Mao, and the Korean War,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147; 陶文钊主编:《中美关系史(1949-1972)》,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18页。

  [17] 并见《彭德怀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第400页。

  [18]前引《抗美援朝战争史》,第2卷,第121页。

  [19] 关于这一战例的问题,不仅在于当时新兴里美军团的番号,《战争史》书中关于继任指挥官费斯的军衔也明显是错的,费斯当时还只是32团1营营长,也不可能是上校军衔。另外容易引起争议的还有被歼美军是否一个加强团及死伤的数字,也应考证。根据古格勒《朝鲜战争战斗经验实录》和贝文·亚历山大《朝鲜:我们第一次战败》两书中的说法,当时负责防守长津水库东侧新兴里一带的美军为32团一营,31团3营和57野战炮营,并非一个整团,也不是一个加强团。31团另外的部队或与第1海军陆战团驻守下碣隅里,或被编入特遣队负责打通到下碣隅里的道路。另外,当时在新兴里方面的32团1营1053人,31团3营人数相当,炮兵营人数较少,三个营的兵力只有2500人。32团1营最后仅回来181人;其他两营伤亡比例也差不多。最后幸存者仅为1051人,而肢体健全者仅385人。换言之,三个营2500人,死伤达到2115人。在这里不清楚的只是,这三个营中是否还编有南朝鲜籍士兵。

  [20] 在注重苏联作用的论文中,沈志华的《抗美援朝战争决策中的苏联因素》(《当代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1期)颇具代表性。

  [21] 见齐德学:《关于抗美援朝战争的几个问题》,《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1期。

  [22] 逄先知、李捷前引书,第18页。

  [23] 对于当天会议的形式,绝大多数学者,包括逄先知等,都表述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逄先知、李捷前引书,第14页,等。

  [24]前引《抗美援朝战争史》,第1卷,第163-164页。

  [25] 同前引注16;并见《罗申转呈毛泽东关于中国暂不出兵的意见致菲利波夫电》,俄罗斯当代历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档案,全宗号45,卷宗号1,目录号334,第105-106页。

  [26] 参见徐焰前引书,第20页。

  [27] 见齐德学前引文。

  [28] 前引《抗美援朝战争史》,第2卷,第161页。

  [29] 前引《抗美援朝战争史》,第2卷,第211页。

  [30] 转见《抗美援朝战争史》,第2卷,第224-225页。

    来源:人民网文史频道

(责任编辑:肖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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