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晓阳:官场小说多是就现象写现象

▲ 黄晓阳近照

　　本报记者 师文静
《二号首长》之后,畅销书作家黄晓阳最近出版了新作《爱情万岁》。该作品黄晓阳打磨了六年,讲述共和国青春历程中的一段绝美爱情,一场围绕女主人公方子衿与三个男人的爱情长跑。黄晓阳称,作为六年打磨之作,《爱情万岁》这部小说有其特殊的寓意和哲学思辨。从官场小说到写爱情,黄晓阳认为自己的创作过程谈不上转变,作家写作总有为了生活和为了信仰等不同阶段。
为信仰写作前有一个为生存写作的过程
齐鲁晚报:从给明星写传记到出版《高手过招》、《二号首长》,日前您又出版了《爱情万岁》。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写作历程的转变?
黄晓阳:谈不上转变,写小说是一个作家的追求,写明星传记是为了生活。作家也是人,也需要衣食住行。在作家为自己的信仰写作的准备阶段,肯定有一个为生存而写作的过程。只是,有的作者才华好,成名早,这一过程很短。而我,大概属于作家中比较笨的那种,此前写的小说,基本上都无法公之于众,所以,这个过程显得很长。在这一过程中,我不得不为生存写作。而今天,我会感激在经历这一过程时所积淀的一切。

齐鲁晚报:《爱情万岁》您打磨了6年,您为了写这部小说,尤其是要写一位妇产科医生,做过什么准备吗?为什么要刻画医生方子衿这样一个形象呢?
黄晓阳:我个人的写作习惯是先给要写的内容进行形而上定位,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确定写作主题。《爱情万岁》的中心主题就是表现我们年轻的共和国从诞生到幼年、到少年、到青年这样一种历程。如果以人比喻的话,这大概也算是一个青春的历程,是一个经历懵懂到成熟的历程。第二步,设计一个故事来承载这个主题。这就要涉及人物的性格、职业等因素。《爱情万岁》中其他人物的职业,几乎不需要特别的设计,这些人物都是在方子衿的职场生涯中遇到的,只有方子衿的职业,曾经让我非常纠结。后来,有一个朋友向我提了几个很好的建议,其中包括方子衿的职业。
妇产科包括了妇科和产科两科。其中,妇科疾病现状能体现建国时,中国尤其是中国农村的医疗现状,从而透视中国民众的生存状况。而产科的使命,就是迎接生命,是人类生命过程中极其重要的一个节点,也是生命的初始,因而有了一种生命传承的特别意义。
作家不应把写作囿于某一范围
齐鲁晚报:您说“爱情万岁”或许是“爱情破碎”,仅仅是顺了一把菜,方子衿就对白长山的爱情灰飞烟灭。您在小说中是以什么样的视角去描写爱情的?
黄晓阳:《爱情万岁》这个书名,同样是我经过深思熟虑之后确定的。坦率地说,使用这个书名,需要一定的勇气。根本原因在于,大众的心目中,万岁代表着过去某个时期的强烈烙印。读者在看到这个书名的时候,会联想到那个时期,从而放弃对此书的购买和阅读。
我早已经想到了这一点,但我仍然坚持用了这个书名。在我看来,万岁这个词,并非过去某个时代所特有,相反这是一个伴随着整个中国社会几千年的特有的词。它代表着人类一种特别的期望,也就是对于永恒的期望。直到今天,我相信几乎所有的人仍然期望爱情永恒。
而事实上,并非人类期望爱情永恒,爱情就真的永恒了。相反,爱情是易碎品。在精神层面,爱情是永恒的,而在现实层面,爱情却经不起两棵小白菜的冲击。因而可以说,爱情永恒和爱情易碎,是爱情在人们的精神层面和物质层面以不同的形式存在的两种客观现状。这也就使得《爱情万岁》这个书名有了一种更深的内涵,有了特殊的哲学思辨。

齐鲁晚报:《爱情万岁》不是官场小说了。是不是一部重量级《二号首长》足以写尽官场生态?还是官场作品的写作受到太多制约因素,不能够尽情发挥?
黄晓阳:我不认为任何一个作家会把自己限定在某一个层面、范围。社会进行类型小说的区分,而确实有很多作家的写作划定在某一种类型中,那是因为他们习惯于或者谙熟于这一类型。也有很多作家,并不把自己的写作范围囿于某一范围。我相信,更多的作家为表达思想而选择写作方向。
比如说,我要写《爱情万岁》所表达的主题,这样的主题,肯定不适合放在官场这样一个相对局限的范围内表现。同样,《二号首长》所要表达的“王者伐道”这样一个主题,所要表现的权力结构的实质是“逻辑、规则、秩序”这样的形而上,自然不适合用爱情的方式来表现。
我的脑子里,有很多小说的构思,多到我这一辈子肯定写不完,而有很多的构思,我也不可能再去写。这是一种无奈,也是一种遗憾。我现在正在试图弥补这种遗憾,也就是成立一个工作室,将这些我不会再去写的主题,交给工作室的年轻作家去写。
官场中,道始终是主流,术只是末流
齐鲁晚报:您理想中,好的官场小说是什么样子的?应该提供怎样的官场生态、怎样的政治抱负和理想?
黄晓阳:我更希望从中国人的思考习惯谈起。中国人更习惯于通过现象来总结本质,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透过现象看本质。事实上,通过现象,是很难看到本质的,原因是我们所能看到的现象,并非现象的全部,而仅仅只是现象的部分。逻辑学上有一个充分必要条件概念,而现象的部分,离充分必要条件相距甚远。因此,通过现象看本质这样的模式,很可能让我们得出错误的结论。西方哲学显然不同,他们研究的着力点是规律。先掌握了事物发生发展的客观规律,再利用这种规律性的总结,分析判断现象得出结论,准确度就会高得多。

齐鲁晚报:具体到官场小说呢?
黄晓阳:我们回到官场小说这个范畴。我个人也是官场小说的爱好者,我读过大量的官场小说。坦率地说,我觉得,绝大多数官场小说是就现象写现象。官场存在跑官现象,作家们就写跑官；官场存在裸官现象,作家们就写裸官；官场出现了“表哥”、“房哥”,作家们就写“表哥”、写“房哥”。作家的笔,跟着官场跑,能跑出个什么结果?只能给读者一个结论,这个官场真黑暗。
更进一步深究,除了作家对官场现象的思考不够深入全面之外,还有某种固定理论甚至是错误理论影响。比如说,《三国演义》和《厚黑学》这两本书的影响。《三国演义》只是一本小说,而几乎每个读者,都把它理解成了一本官场教科书,从而得出一个错误的结论,官场需要谋略,甚至需要阴谋。到了《厚黑学》出笼,几乎是对这种思想进行了盖棺论定,使得今天,无论是官场还是民间,几乎都十分地肯定,厚黑就是官场的全部。
这种观点流毒甚深,贻害无穷。事实上,官场永远存在着道和术两种不同的追求。而道始终是主流,术只是末流。
我写《二号首长》就是想说明这一点。所以,我在封面上注明“王者伐道、智者伐交、武者伐谋”。比较可惜的是,在前两部,我始终没有机会阐述这三句话的含义。在第三部的结尾,我有明确的阐述,只不过因为种种原因,这种阐述始终无法和读者见面,这是一大遗憾。
作家简介
黄晓阳,湖北大冶人。著有《王菲画传》、《魏文彬和他的电视湘军》、《印象中国——张艺谋传》等作品。近年推出长篇小说《二号首长》、《高手过招》、《爱情万岁》。

(来源:齐鲁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