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道德：武大难逃道义指责

   即便武大方面的说法属实，校方不需要承担法律上的责任，但武大仍难摆脱道义的指责。作为一个曾经为学校作出过重要贡献的教职员工，张在元与武大的关系难道就只靠一纸聘书来维系，没有丝毫的情感和归属感上的关联？对待一个重症病人，武大难道就不能以一种更为人性化的方式，与张在元及其家人通过充分协商来解决聘用问题[详细]   

   难怪钱学森先生曾经再三发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而今算是有了答案：因为不真心爱人才也。相反，爱惜人才，特别是在人才处于困难或劣势时，给予应有的关怀，说不定会创造人间奇迹。[详细]   

   武大解聘病危教授的本质问题，是医疗费用的高低问题。国民医疗费用之高，已经高到让武大都不得不背负上了“不仁不义”和“狡兔死，走狗烹”的道德骂名。想想，张在元教授已经够幸运了。得病了，张在元教授还有一个武大可以依托。可是，作为一个庶民，如果得了张在元教授一样的病的话，没有医保，也没有武大。在这天价的医疗费用面前，可能只有无奈地等死。[详细]   

   武大或许没有那么“薄情寡义”

   如果张教授并非全职聘用，人事关系也不在学校，合同中又明确约定薪酬中已经包含医疗保险等费用，不享受校内教职工住房及公费医疗等福利；那么，武大3年多来除补贴16.5万元用于治疗外，且已垫付医疗费用68.6余万元，这相比一般的企业单位而言，非但不能说是“薄情寡义”……[详细]   

   事件中，我们都忽略了事起的【本因】——一个教授，如果沦落到和贫困人群常见遭遇的境地，让人唏嘘的同时，也不能不拷问制度建设的疏漏——当医疗改革在不断深入的时候，居然会有教授级的人被“病床解聘”，而后医费无着。这不能不让我们反思——医改的阴凉，是否真的覆泽了全社会每个群体？   [详细]   

   如果说张教授是不幸的，那么从他签订这份合同起，不幸就已经发生。而合同的制定和审核又是谁在掌控呢?——体制。有网友惊呼，“这样身份地位的人都得不到相应的保障，中国的保障制度去哪了?”武大解聘事件与其说是教授病危，不如说是体制顽疾。我们的体制长时期内得不到相应的改进完善，不能同中国日益高涨的保障需求与时俱进，才最终导致了缺乏人性关怀，丧失仁义道德的悲剧。[详细]   

   知名教授尚且“因病返贫”，何况普通百姓

   也许我们更该质问的不是武大薄情，而是：张教授的人事关系单位在哪里，难道没有医保待遇？当然，更令人唏嘘不已的是，一个著名教授不幸生了一场大病，经济上居然也会落入如此的艰难处境。倘若知名教授尚且会“因病返贫”，那么普通中产岂能不感觉异常脆弱，一般公众又焉能不哭喊“看不起病”？ [详细]   

   事实证明，中国人对“单位”的依赖心理，更多是保障机制不充分决定的，由于大多数人无法安享社会化保障带来的好处，只能向确定性不高的事物寻求心理支撑和援助。当人们从保障机制中获得的保障感越少，对单位及人情社会的依赖心理也就越重。而人们对张教授的同情，也暴露了相当多的人在现行保障机制中的危机感。[详细]   

   其实，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提出必须研究大病救助新机制。我们应该想到，当一个教授因病致贫、大病无助的时候，我们是否该仅仅把责任推给一个大学，硬逼他们来履行或许真的已经过期的聘任合约？这样的“守护人”责任，应该由一个完善的制度——政府构建的救助体系来担当——关怀并积极拯救每个公民的生命，这也是行政人性化的最基本体现。[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