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思奇】：我来也，谢谢人民网提供这样一个机会，让我与法国的同行和网友们交流。我首先想请教卡特琳娜·塔尔特女士，作为记者您工作中最大的压力是什么？

　　【王克勤】：各位网友大家好！法国的两位同仁及北海的梁思奇，你们好。很高兴在这里与大家有一个交流的机会，我在北京向你们三位问好。

　　[小火龙]：王克勤,你最近在关注什么问题，能给大家讲讲吗？

　　【王克勤】：感谢“小火龙”对我的关心，我一直在关注中国农村的贫困问题和圈地问题，但是阻力重重，做得很艰难。我正在努力得做着，希望能够顺利地完成我的调查。

　　[暖阳]：梁记者你好，我看到你大多反映的是经济和环境等方面的新闻， 你的新闻素材是不是有所侧重？

　　【梁思奇】：谢谢您花时间读我的东西，作为驻站记者由于没有任何采访领域的分工，我基本什么都涉猎，但我更关注与人类生存更直接的环境问题。

　　[小火龙]： 对您刚才说得这句话能否说得再详细些或者举个例子－－但我更关注与人类生存更直接的环境问题，作为驻站记者由于没有任何采访领域的分工，我基本什么都涉猎，但我更关注与人类生存更直接的环境问题。

　　【梁思奇】：我在海边经常关注的是海洋环境、海洋资源保护的问题。现在这方面的问题很多，开发和保护经常出现冲突。一言难尽。

　　[小火龙]：梁思奇,你最近在关注什么问题，能给大家讲讲吗？

　　【梁思奇】：六合彩、传销、毒品、海洋污染......这些问题发生的根源，解决他们遇到的困难等等。

　　[小火龙]： 能否举例说明？

　　【梁思奇】：我所在城市的海洋，有一个美人鱼保护区，这种生物现在已经看不到了，但二十年前它们还较多出现。我采访这个题材后，有人提出不同看法，认为这种报道影响对海洋项目的上马，我不以为然。类似的保护与冲突经常出现，我按照自己对可持续发展的理解，独立进行这样的报道。

　　[愚林]：作为新华社北海分社的领导，你报道的范围是不是仅局限于当地的新闻？ 怎样去关注全国其他地方的新闻？

　　【梁思奇】：我在一个小地方当记者，眼界狭窄，但三分地耕天下，拜信息化和全球化之福，同样可以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现在几乎每个角落发生的事情，都不妨碍它的迅速传播。我所在的城市，私人老板办了个鹅肥肝厂，美联社、华盛顿邮报、ＢＢＣ、日本广播公司、法新社等媒体都跑来看。一口井汲起的水同样反映世界。作为一个驻站记者，我基本上报道所在地区的新闻，但他们是为外界所关注的。好的新闻反映生活本质，从这一点来说，我觉得自己在报道的深度上可以有自己的优势。

　　[调戏猫的鼠]： 梁记者现在好像擅长揭露问题的记者比那些作正面报道的记者容易出名和获得读者喜欢？您怎么看？

　　【梁思奇】：我不知道作为记者是否有意识选择当一个揭露问题的记者或正面报道的记者。出名是一种客观的结果。至于揭露问题容易获得读者喜欢，我认为这是公众都盼望社会进步，消除这些问题。

　　[孔石]：梁记者你报道的中心是维护党和政府的形象还是维护人民的利益？二者之间的问题，你如何对待的？

　　【梁思奇】：谢谢你问了一个好问题。我所作的报道根据党的宗旨，维护人民的利益。

　　[风火轮]： 问王克勤和梁思奇记者的问题——你们都是善于运用新闻工具为社会服务、为公众服务的优秀新闻人，请谈谈记者的责任是什么？你们眼中新闻媒体的担当着什么社会义务？

　　【梁思奇】： 记者作为一种职业，和其他职业一样，对于它的从业者是一个饭碗。但对于社会，它有比其他职业更深刻的内涵。如果单纯地把它看作饭碗，最好去干别的，不适宜于从事这一行。记者是一种有社会责任感人干的活。
　　农民的职能是种地，工人是制造机器，士兵是守卫边境，警察是抓小偷，记者的职能是什么？是记录新发生的事实，告诉人们真相。　
　 　　记者是满足公众求“知”欲的人。由于个人利益和权力的因素，社会上有许多公众应该知道的事情，公众一无所知，记者所做的就把人们想知道的告诉他们。如王克勤揭发的兰州黑庄和北京出租车行业黑幕。这是一个真正的记者应该做的事。

　　【王克勤】： 感谢“风火轮”的提问，你的问题问得很好。在这里要谈记者的责任，我想先谈谈什么是记者。我个人以为，记者简单的从字面理解，就是记录的人。我一直强调，这样一个观点：记者应该坚持客观拷贝，就是原汁原味、原样的真实的记录，这里实质上还是阐释的是真实两个字。基于此我以为记者应该坚持两个“忠”，这是两个基本原则。第一个“忠”，要忠贞于历史；第二个“忠”要忠诚于公众。为什么说要忠诚于历史呢？因为我们记者是现实生活和现实社会的记录者，我们记录的现实生活和现实社会在百年之后和千年之后将成为不可更改的历史。当百年以后、千年以后人们研究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的时候，如果我们不辜负于这个时代、不辜负于历史，我们所做的记录是真实的真相，他们会为他们的前辈而骄傲。如果我们记录的是谎言或者是不负责任的记录，那么我们的后人将会耻笑我们这一代新闻人。
　　接着我再讲为什么要忠诚于公众。媒体的属性是社会的公器，我们媒体赖以生存靠社会公众，媒体的服务对象是社会公众，尤其在商业化和市场化的时代，媒体的这一属性，得到了充分的彰显。在这里我特别的强调一点，我所说的社会公众是占绝对多数人的普通老百姓，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讲，媒体要为自己的衣食父母——平民百姓服好务，忠诚于他们的利益。
　　最后我再对记者的职能做一个阐释。记者的职能严格的讲分三个层面：一、他是记录者；二、他是守望者；三、他是传播者。关于记录者，其实我前面已经讲到了。因为，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这是不争的事实。因此，真正的记者应该给后人留下可资镜鉴的信史，而非稗史逸闻。因此，我们的记录应该是严肃、负责任的记录。关于守望者，社会赋予记者和媒体以守望公众利益的一个基本使命，这也是由于媒体作为社会公器的属性的所决定的。因此我们应该成为公众利益坚定的守望者。关于传播者，我一直以为新闻记者是公众人物，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任何普通的老百姓传播消息，一般是采取人际传播的方式，他的传播对社会的影响力是非常有限的。但是，作为媒体的记者，他的每一篇文章乃至每一个观点，随着他的媒体的发行、传播，影响几十万、上百万、数百万的受众。那么一个不正确的信息、一个荒谬的观念，当有记者传播时，他给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是非常大的，乃至会给整个社会的精神和文明的建设带来致命的伤害。

　　[你是风儿我是沙]： 巴拉先生，从经历来看你是位不太安分的人，不满足于做一样事情，想什么都尝试一下对吗？你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冲动，请介绍一下你的使命感好吗？

　　【帕特里斯·巴拉】：不幸的是您说对了，表面上我经常东奔西跑。现在，我结束了记录片的摄制，比如关于：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伊朗律师Shirin Ebadi；巴勒斯坦的Ramallah；意大利公民和Berlusconi；对艾滋和恐怖主义的斗争（见www.madmundo.tv）；联合国安理会。 我在日内瓦组织了有关农业和商业的调停会议，在纽约组织了关于多边体系改革的会议。最终，我把这一切都处理妥当。因为这样我可以了解世界不同地区的忧虑和不同种类的人。 这样我就不会变得官僚，也不会在人民疾苦面前动怒。

　　[未央歌]： 卡特琳娜您好，可以给我们讲讲你实地采访时候的惊险经历吗？

　　【卡特琳娜·塔尔特】：我是一个非常谨慎的人，如果可以避免，我不会去冒险的。当我处在一个危险的场所时，我竭力保持平静，而且寻找可行的逃生之路，有时我非常害怕。但是当你处在一个危险的状态下时，你没有退路，只能做的最好。在战争地区，我穿着一件防弹衣，戴着安全帽。一旦遇到危险人物，我总是让他们明白，我是一个法国记者，我说出我的名字，并告诉他们杀我是没有用的，直到现在这种方法都非常奏效。谢谢！

　　[李佰钊]： 请问各位记者：你们有没有过想说而不敢说的经历？

　　【王克勤】： 有过。在任何一个国家，都不是你想说什么就能说什么，每一个国家和一个地区，都有所在国家和地区的一些法律法规，我们只能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讲我们所能讲的话，但有一个原则，那就是你可能不能说话，但只要你能说话就不能说假话，这是职业道德对一个记者的要求。

　　【帕特里斯·巴拉】：是的，我们并不是什么都能报道。 或是出于自我保护，或是为了保护某人。这样，我们选择不直接的报道或比喻。总的来说，我们还是写出我们听到或看到的东西。

　　[坚定信念]： 各位记者请谈谈：你的世界观、人类观、经济观、物质观立场，如何？

　　【卡特琳娜·塔尔特】：我认为世界经济的飞速发展主要是基于石油生产，然而总有一天石油会枯竭，而且会出现很多问题。我很担心未来几年由于人口问题气候会遭到破坏，而且由于过于自由的经济，贫富差距会继续扩大。

　　【梁思奇】： 我的世界观：已所不欲，勿施于“众”；人类观：人生而平等；经济观：繁荣不是经济目的，是生活的舒适；物质观：人是物之主，物乃人之仆；有仆固可喜，无仆亦欣然。

　　[愚林]： 梁记者三四十年代出了很多名记者，范长江、邹韬奋、邵飘萍，为什么现在没有太多的名记者你能分析分析吗?

　　【梁思奇】：我以为从“技术”上说信息时代不容易出名记者。另外，的确有勇气铁肩担道义的记者不很多。中国人多，记者也像其他行业一样，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用鸟比喻记者真是最恰当不过。有喜鹊型的记者，“语多吉祥，凶兆不敢入告”。有乌鸦型记者，中国传统中认为听到乌鸦叫有祸事，现在一些地方不管祸起何处，认为祸事是乌鸦引来的。还有更多的记者像麻雀，每日只求有吃有喝，吱吱喳喳，人云亦云。像乌鸦一样的好记者是少数。他们也正是“在船头眺望暗礁的人”。

　　[sars]： 请问法国记者先生:希拉克总统带着中国人民的友谊和丰盛的礼品满载而归,作为法国人民应以什么样的切实行动？

　　【卡特琳娜·塔尔特】： 我很难用几句话回答您。我想我们会让中国人们大致了解到一个生活方式、文化完全不同的国家的生活是怎样的，而且对我而言，观点的交流是非常重要的，即使我们存在分歧，尤其是关于人权问题方面。我肯定，法国不会对中国说教。谢谢！

　　[暖阳]： 梁记者有风险及压力，您的家人对您从事记者职业是怎样看待和理解支持的？

　　【梁思奇】：没有和家人探讨过这个问题，对于他们来说这是我的职业而已。记者有风险，但没有煤矿工人、烟花炮竹加工者、海底摸螺工风险大，我身边有不少人从事比我危险得多的职业，他们可能不以为意。

　　[大刺猬]： 问一个傻问题给三位记者：你们认为有没有超文化背景的记者的责任。如果有，那是什么？——请回答。

　　【王克勤】：超文化背景记者的责任，有。是什么呢？是记录真相和守望公众利益。

　　【帕特里斯·巴拉】：无论如何，似乎在任何一个国家，记者都有一个道德的准则。我们都或多或少地遵守这些准则。您关于超文化背景和多文化提出的问题的很正确。因为当我们提到“地球村”时，无论是在事实当中，还是在法律条文当中，或是在思想当中，都不存在一个记者的“国际”责任。也就是说，记者们更多的是为某个民族或某个国家的利益服务，而不是为“人民”的利益。将来，记者们必须觉得是在面对国际舆论，而不是国家舆论。我刚才忘记指出，有一个关于记者职责的组织。上星期我参加了“负责记者联盟”的会议，这个会议目前正在法国、巴西、亚洲（印度）发展，讨论您刚才提出的问题。你可以写信到 manola@fph.fr获得详细信息。

　　[蓝色理想]：请问卡特琳娜，《巴黎人报》的发行量有多少？是只在巴黎发行吗？

　　【卡特琳娜·塔尔特】： 《巴黎人报》的发行量是每天大约400000份，主要在巴黎发行。我们有一个版本叫做今日，主要针对法国其它地区，日发行量为120000份。

　　[我总是悄悄地来悄悄地走]：几天前我很关心在伊拉克的法国人质的问题，但是现在我听到一些消息，他现在的情况怎样，我希望他尽快获得自由。

　　【卡特琳娜·塔尔特】：关于被困伊拉克的法国人质的最新消息是，法国当局与绑架者取得了联系。人质仍然活着，非常健康。

　　[没有两下子敢上强国吗]： 请中法记者各自谈一下自己最难忘的一次采访经历？

　　【帕特里斯·巴拉】： 人们经常向记者提出这样的问题。我承认，是的，我们有经历不同情况的特权，但是最终我们的生活依然是普通的。唯一不同的是，我们可以在任何一个国家见到最强势或最弱势的人，从而做出一个独立的判断。

　　[未央歌]： 请问梁思奇，新华社北海记者站一共有几个人？

　　【梁思奇】： 俺是孤家寡人、单枪匹马。 当报道受到公众关注时，就没有“一个人”的感觉了。 关于桌上的书 。谢谢您的火眼金睛，但那是一本叫《南珠魂》的资料。

　　[杰尼龟]： 请各位嘉宾谈谈对网络论坛的看法。

　　【帕特里斯·巴拉】：对我而言，这是一个新鲜而有意义的经历，能和中国人民直接交流。我承认，这些问题的敏捷、活跃和多样令我惊讶。 对于一个“警醒”记者而言，他的思想意识当中会存在一些陈词老调和滑稽的东西。 因为我从来没有去过中国，这次经历十分珍贵，此次论坛对我而言是个发现。 我希望有一天能够与中国记者交流。

　　[我总是悄悄地来悄悄地走]： 王记者，还记得你曾在强坛做过客，知道你是一个敢于碰硬的记者，敢不敢到万州把事实真相调查清楚？

　　【王克勤】： 谢谢你对我的信任。一个记者敢不敢把一些事实真相曝光于天下，不仅仅在于记者个人的胆识，还在于一个媒体的胆识，还在于媒体所处的环境以及报道的时机与整个社会大环境。
　　据我所知，包括我所在的媒体在内，绝大多数媒体记者，在新闻报道的程序是：一，得到新闻线索；二，进一步核实线索，把握事件的新闻性，起草选题报告；三，向编委会呈报选题报告；四，编委会批准或否决；五，批准后，由报社财务支付出差经费，深入现场，展开采访；六，进行全面细致调查采访，完成后立即撰写新闻稿件；七，按程序向报社呈交新闻稿件；八，分管编委最后审定刊发与否。
　　因此，期望你能理解我和每一位记者，我们都希望更多的为老百姓说话，更多的报道真相。

　　【梁思奇】：请问卡特琳娜·塔尔特女士，在价值多元化时代记者的宗教立场是否影响报道和公正？法国媒体对从业人员的宗教立场有何限制？

　　【卡特琳娜·塔尔特】：通常，记者的信仰不会影响到他写的或者报道的东西。作为我个人，我是天主教徒，但是这从来没有影响到我的工作。在对一个主题或故事写作时，我们应该尽力忘掉宗教问题。

　　[april]：请问帕特里斯·巴拉和卡特琳娜·塔尔特。10月15日至17日，欧洲社会论坛在伦敦举行，主题为“另一个世界的可行性”。最后一天大约50000人参与了反战游行。你们对“另一个世界的可行性”这一观点如何看法？

　　【帕特里斯·巴拉】：现在我没有参与伦敦的欧洲社会论坛，但是此前（2002年和2003年）我参与了这类会议。现在我来回答你的问题，是的，我当然相信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否则我不会致力于桥梁行动（www.bridge－initiative.org）。更加深入的是，全球势力的平衡和改革必然会发生。这些平衡不仅包括像中国、印度或巴西这样的国家，对某些社会组织而言，也起到新的作用。 另外，极端自由主义显然没有触及世界面对的问题，比如环境问题、移民问题、债务问题、贫穷问题。所以我们需要其它主义。但是，我们是否应该在发生积极改变之前期待一种更公正的新模式的产生，还是需要面对一些主要的危机，比如战争，不同性质的冲突，这还是个未知数。这似乎是跟时间的赛跑。

　　[april]： 伊拉克战争之际，许多欧洲的记者的报道既不涉及美英政府，也与其美国同行无关。请问您的观点是什么？

　　【卡特琳娜·塔尔特】：作为一个记者，我反对美国在伊拉克的所作所为。不仅是因为我支持有点专断、统治别人并杀害了成千上万的国民的萨达姆，而且因为美国制造的骚乱，比萨达姆还要严重，而且他们非法侵略伊拉克。通常，如果欧洲记者不同意美国的行为，他们会代表本国政府的立场。

　　[边城飞人]： 卡特琳娜您好，您来过中国的哪些城市？采访过中国的哪些事件？给你最强烈的感受是什么？

　　【卡特琳娜·塔尔特】：我唯一的一次在中国是在1989年夏天。

　　[sars]： 塔尔特女士:你知道什么叫礼上往来吗？什么叫有来无往,非礼也？何为人权？禁止学校学生戴头巾是人权吗？

　　【卡特琳娜·塔尔特】：我明白禁止一个带头巾的女孩上学似乎侵犯了人权。但是，法国的学校是非宗教的。禁止戴着头巾去上学。一旦女孩选择了在非宗教性的学校接受教育，她应该把头巾放在家里。我个人认为，这条规定有点严厉，因为具体状况有所不同……如果是父亲禁止女孩不戴头巾上学呢？她该被开除吗？我不知道。我最重要的是学校方面与女孩和她的家庭的沟通，以便找到解决方法。

　　【梁思奇】：请教帕特里斯·巴拉先生，人道主义对记者是必需的品质吗？我觉得人道主义对于中国一些记者、编辑来说，是一种稀缺物质。一份杂志刊登一篇中国客机在国外坠机报道，有一幅记者站在残骸旁的照片，样子很休闲，带着微笑。登这幅照片可能仅仅是证明记者到了现场，当时中国基本没有媒体记者到现场。但媒体这种荣誉真是这么重要吗？还有一份报纸，有一次也是报道坠机事件，登了一幅潜水员从海里捞出黑匣子的照片，那名潜水员居然笑容满面。教帕特里斯·巴拉先生，您有没有过人道主义和披露真相发生矛盾的经历？

　　【帕特里斯·巴拉】：我并不知道你刚才所说的飞机事故，是否只是一些照片？ 但是面对一个重大事件，记者总是很高兴，因为他们有了“好的题材”。这时候，他们想到的更多的是成功和个人荣誉，而不是他们所看到的事实。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年青记者受消费社会的影响，面对个人成功的欲望，更多地走入这样的误区。或许几年之后，中国记者也会面临同样的问题。此外，还有一种极端，那就是记者往往由于同情而忘记了工作的严谨。最后，我自己也常常面对这样的矛盾。由于经常描写在非洲、亚洲、美洲或欧洲发生的人类的苦难，我甚至觉得故事写得越悲惨，我的文章或者电影越有可能成功。因此，我甚至冒险去追逐人类苦难。1998年我在伊拉克的时候，甚至不能对人们的生活条件提出同样的问题。这变得公式化。

　　【王克勤】： 请问卡特琳娜·塔尔特女士对此事的看法？ 刚才看到有网友向帕特里斯·巴拉提出中国记者与外国记者的差异这样一个问题，我也看到帕特里斯·巴拉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他对中国记者的理解，有一定的道理，我想对这个问题谈谈我个人的一些看法。这些年来，尤其今年上半年，我在香港大学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关于传媒学的访问，广泛的结识了一大批西方记者，与他们进行了多方面的交流与切磋。尤其，与《美国新闻60分》、《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媒体的同仁，就揭黑报道记者工作与生活状态，进行了认真的交流。我以为，中国调查性记者与外国调查性记者的共同之处有以下几点：
　　一，都是一批理想主义者。为公众利益不惜牺牲自己的个人利益乃至生命。
　　二，都是一批工作狂。
　　三，工作作风都十分扎实，调查采访十分的深入、详实。
　　他们的不同点：
　　一，由于有完善的新闻法律法规，西方记者的采访权充分得到了保障，他们的新闻工作环境较之中国新闻记者来讲，要好一些。我们至今没有一部有关新闻与新闻记者的法律法规，这就使我们的采访工作处处受阻，在法律上没有保障。
　　二，西方许多揭露性报道的记者，敢于冒险、舍生忘死，他们更多的依靠着个人的冒险精神在支撑自己的工作。我所了解的中国的揭黑记者们，没有一个人有个人冒险主义的想法。作为东方人他们更注重自己的家庭、妻儿老小，正是因为他深深的热爱着自己的父老乡亲，所以为了父老乡亲能活得更好，他们往往舍弃自己个人的利益乃至生命铤而走险。
　　三，西方记者普遍的采访经费和个人报酬比较有保障。但是，我所了解的许多中国记者，尤其是做揭黑报道的记者，他们的个人收入在中国记者中，处于中等水平，许多记者连采访经费都不能保障，但依然为了让更多的老百姓能活得好一些，还在从事着极其危险、艰难的工作。2003年，有关方面做过一个报告，中国记者已经列入“中国十大危险行业第三”名列矿工和警察之后。
　　当然在商业化时代，中国的媒体和西方媒体同样都有来自于政界和商界的压力，这一点我基本认同帕特里斯·巴拉的看法。可能，关于中国记者和西方记者的异同点还有很多很多，由于时间所限我今天只简单的谈以上一点我自己的看法。

　　【卡特琳娜·塔尔特】：首先感谢您的观点。请注意，您在中国见到的记者是传媒界的明星人物，因为现在中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所以最优秀的记者都被派到了那里。处于职业巅峰的他们，拥有金钱、社会地位和一切必要的技术手段，但是不是每一位西方记者都如此幸运。这点请相信我。

　　【王克勤】：卡特琳娜·塔尔特女士，您的看法印证了我的感觉。谢谢您的回答。

　　[陆军少尉]： 错，中国不乏冒险主义记者。有很多想去但是没有机会去的记者，而且我相信唐师曾闾丘露薇等等都是有冒险精神。

　　【王克勤】： 看到你的回应我认为应该再说一说。看来你应该认真的再看看我的观点，我所说的中西方记者同样都具有冒险精神，但是他们的出发点和动机是有所不同的。我所了解和认识的中国记者，处于个人冒险主义想法而去冒险的记者，我没有见过。我所见到的一些敢于冒险的记者，都是为了公众利益、为了一种新闻的使命而在冒险。诸如，现在《新周报》的主编赵世龙曾经揭开了“广州一戒毒所把戒毒女贩卖给地下妓院”这一事实。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的柴静在去年SARS期间，前往最危险的北京人民医院连续采访整整四天。还有，《中国青年报》首席记者刘畅为了揭开“繁峙矿难”，被煤矿矿主追杀。尤其赵世龙、刘畅都经历过这样的生死风险，我跟他们都作过交流，他们没有一个是处于个人冒险的想法，而确实是处于“铁肩担道义”的责任，我尊重这样的为公众利益、为大众利益冒险的记者，这样的冒险更值得。在这一点上，东西方记者的差异还在于东西方不同文化、东西方人不同性格所至。西方人更认同个人英雄主义，这与东方文化是有差异的。

　　[陆军少尉]： 请问卡特琳娜，您在采访和写稿的过程中要受到哪些制约？可以基本从事实出发、从个人喜好出发吗?

　　【卡特琳娜·塔尔特】：我只是报道和讲述采访者所讲的内容，讲故事的不是我，我也不会主观臆断。每次我去发生冲突的地方，我会全面的看问题，希望并竭力报道各方的观点 。这样，读者可以自己判断。比如，假如可能，我会采访萨达姆·侯塞因，或者希特勒，不过我知道他们是谁。

　　[边城飞人]： 帕特里斯，您在电台、期刊杂志和电视台三类媒体都工作过，请谈谈在法国这三类媒体对社会舆论影响力的异同。

　　【帕特里斯·巴拉】： 很难用几句话分析这三者的区别。广播更及时、更灵活，也是最便捷的工具，给我们充分的想象空间。报纸有更多的分析、回顾和思考空间。电视是一个明确的公共生活时段，它对所有社会成员而言是一个参考点。今天事情变得更为复杂，不仅仅是因为多媒体的发展和不同技术的发展。同样也是因为这三者可能属于同样的产业集团，因此从经济力量的角度可以互补。

　　[你是风儿我是沙]：巴拉先生，你希望的电视报道是多样化的、报道真实生活的，而不是成为电视拥有者的一个工具，对吗？你正在创造这个模式，并希望更多的人能加入这个行列。这就是你尝试和认为的电视人的职责。

　　【帕特里斯·巴拉】：是的，似乎你已经理解了我正在努力完成的事情。我认为不同国家和文化之间应该加强交流而不是分离它们。但是这样的努力似乎并不能被大多数媒体所接受。在媒体工作者之间，非政府组织和一些机构之间要建立起一个能够充分利用新技术，能够报道并传播事实的新一代媒体，并不容易。 关键是要寻找这样的一个大众，他们对媒体真正感兴趣，而不是被媒体感动或震憾，他们能够反应现代社会的复杂性。 我得和你们说再见了。

　　【卡特琳娜·塔尔特】： 非常感谢。能与你们大家聊天一种独特的体验，祝大家好运！卡特琳娜·塔尔特。

　　[绿荷]：请问嘉宾，现在记者队伍里也有些人影响了记者的整体形象，对此你们怎么看？

　　【梁思奇】：有一个怪现象，一方面中国记者名声不佳，防火防盗防记者，另一方面记者在许多人眼里，记者又是无冕之王。记者没有权，却见官大一级。好记者应该是乌鸦。对一个行业，经常说的一句话是“大多数人是好的，大部分是值得信任的”，但我得说，像乌鸦一样的好记者是少数。他们也正是“在船头眺望暗礁的人”。 记者名声不好，有两方面，一是一些记者把职业当成赚钱的工具，搞歪门邪道，有奶便是娘，搞有偿报道。这种有偿报道最普遍不是收了哪个老板的误餐费、车马费乱写一气，而是承某地方长官意旨挖空心思胡吹。二是一些报纸、电视的新闻公信力太差。 新闻是记者的产品。现在有不少新闻怪象。一是“通稿”新闻，开会也好，搞庆典也好，召开新闻发布会也好，主办者发一份通稿，记者完全成了传声筒，不辩真假。二是新闻不说事，只说套话，“高度重视、狠抓落实、采取有力措施、取得辉煌成果”这一类词在新闻中很多；三是不关心人，人的悲欢离合、人的不幸。巴基斯坦中国人质被绑架，你不知道他们姓甚名谁，哪里人。河南发生大矿难，我每一分钟都在想那些地底下的人是否已经脱险，但你在最想看到的时候看不到。我觉得这种处理新闻的方法与以人为本是相悖的。关心人的新闻常常被认为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但回过头看看，１００多年的新闻史，至今记录着时代风云的是哪些作品？
　　中国新闻乏力，搞不清哪些是人们应知道的，人们不想知道某个机关哪天开了哪个会，而想知道为什么开这样的会；人们不想知道某个下水道不通，而想知道是谁在负责这个下水道，他干什么去了；人们对一个三陪小姐不感兴趣，而想知道她一年到头陪的是什么人。
　　 现在经常有记者挨打，挨打令人气愤，但你上网看看，每次挨打都有不少人叫好。这和一些记者的无良有关。记者没有任何法律确定的权力，采访权是一种权利，但在一些记者那儿，权利异化成了权力。记者没有权，读者、观众认为记者有权，那是一种误解，但如果记者认为自己有权，就摆不正自己的位置。
　　记者除了不能当导师，更不合适就是把自己当成救世主，当成布道的牧师，当成包打天下的游侠。记者让人看不起，还因为他们有时很弱智。一个问题，简单得一加一，仍去刨根问底。前几天，北海炸“烂尾楼”，从北京到地方，来了很多记者，围着一位领导采访，领导说了一遍，有的记者没听清，又让说一遍。一位记者一边收拾录音机一边对其他同行说：你够了没有？反正我够了。好像一头猪喂饱了。我在一边听着又好笑又悲哀。我见过不少好笑的新闻，十多天前，我到一个发生特大安全事故的地方采访，当地电视台报道了这次事故后，播音员接着说“当地政府长期以来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工作，采取了怎样的安全措施”。事故原因还没查清，就迫不及待揩屁股了。这是我亲眼见过的最拙劣、也最无耻的新闻之一。
　　现在的世界是一个信息时代，记者更应小心翼翼。因为信息太芜杂，更难窥探到真相。

　　【王克勤】：记者既是理想主义也是现实主义我想再说一点。记者的使命还在于弘扬一种人文理想、人文精神，使诸如公平、正义、自由、民主、科学等普世价值渗透人心。作为记者的价值，就在于忠实的记录成为关怀制度安排的咨文，使这种事实真相的忠实记录有助于制度安排的合理与完美。
　　接着我再阐述一下两者之间的关系，弘扬人文精神、关注制度安排。弘扬人文精神，简而言之就是让每一个人在这社会上平等的、自由的、文明地生活着，尊重每一个人作为人的基本权利，使每一个人人模人样的、像人一样的拥有自己的权利，履行自己的义务，这是人类社会进步的，也是我们的政策更加合理，这是实现人文精神的手段，只有有了合理的制度、合理的政策，才能保障每一个人的权利，保障每一个人自由、平等的生活在我们的社会中。因此，记者这个社会中肩负的责任是非常神圣的。 　　从这个角度来讲，我对记者的属性还有以下一些认识：
　　第一，记者的内心应该像诗人，他易于被一切新鲜的事务所触动，充满对现实生活中的新鲜事物的探究和感知的激情。如果一个记者没有激情，我认为他不可能成为好记者，因为他会变得冷漠，有些人的理性将会变成冷漠，冷漠将会对公平，将会对老百姓的疾苦，将会对不平等的事件产生不了激动，产生不了激动就产生不了关注，产生不了关注就不会行使自己的责任。我曾经看到一篇文章说，有激情的记者不是好记者，这个观点我不能苟同，我觉得记者的一个重要的要素就是要有激情。
　　第二，我觉得记者的写作应该是史学家。他要忠贞地、客观地记录历史，而不是浮躁地记录我们周围的生活，给后人留下可耻的、虚假的历史。从这个角度讲，记者必须要客观、理性、公正，并且超越。你对老百姓的疾苦，对人文地关怀，充满了多么大的激情，但是你在写作和分析的时候，必须得非常客观，非常理性，不能把你的激情写进文章里去。以激情的心去关注，以冷静的笔去记录。这样你才不至于产生媒体对任何一个人的伤害，你不能因为关注平民百姓而伤害一些其他的无辜的政府公务员，有些公务员的所作所为是无辜的，所以任何时候都必须站在社会进步和社会文明的角度去把握和思考，所以客观的记录也是有条件的，并不是说无条件的记录。
　　第三，记者应该是现实主义者，以记录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为已任。
　　第四，记者也应该是理想主义者，总是想着使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使每一个人有尊严的生活，平等的生活着，使我们的制度安排更合理，使我们的社会更加自由、更文明、更进步。使每一个人都能够自由而前面的发展，平等的沐浴自由和公平的阳光。

　　【王克勤】：非常高兴在这里与广大网友就今天的话题进行交流，尤其和帕特里斯·巴拉先生、卡特琳娜·塔尔特女士、梁思奇先生有这样一次中法记者的深入的对话，我感到很高兴，给了我很多的启发。我在此热烈欢迎你们到北京来，北京欢迎法国的朋友。再见！

　　【梁思奇】：谢谢各位网友的赐教。感谢人民网。小的去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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