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悲哀”和“恐惧”中采访“黑砖窑”

　　[宋公明]：嘉宾，金奖银奖不如人民的夸奖，记者本是无冕之王，何必他人发奖？

　　【杨育才】：作为一个记者来说，获得一些奖项是一个方面，其实我觉得，最大的荣誉可能还是获得自己的读者或者观众的信任和支持。我想这是最主要的。

　　[小婉]：杨记者，请问如何在惨绝人寰的悲剧面前保持一个新闻工作者的理性判断？谢谢！

　　【杨育才】：这也是我当时面临的一个问题，首先我们要判断，比如最初从网上看到消息的时候，我们首先判断这是否是真实的。因为当时确实非常的震撼。如果做到这一点，首先肯定要多方面的求证，来核实。我们到了这边之后，我们接触了很多的家长，不是成堆的家长，而是分散的，如果一个家长跟你讲这些事情，你可能不相信，但是当所有的家长都这样对你讲的时候，你可能不能不相信这样的事情存在。如何保持理性？我想面临这些家长的时候，我想每个记者都很难做到心里面平静。但是如果做到客观和理性的报道，我想信息要全面一些，不要夸大事实，不管是民工的被迫害的程度，还是家长的困境以及包括政府部门的作为，我们都不要去夸大或者缩小它。我们尽量把我们自己真实看到的和内心的感受写出来，我想这就可以了。

　　[强坛最牛钉子户]：请教嘉宾，你对新闻媒体在舆论监督方面的作用怎么看？日常报道中，遇到过义愤填膺而又无法通过审查发表出来的事情吗？

　　【杨育才】：我先回答第二个问题，肯定是有的，我想任何一个记者都会遇到这样的事情。因为我们的媒体毕竟不是完全自由的，还是需要考虑到更多的社会影响。因为很多的新闻事件，可能我们作为媒体记者来说，希望挖得更深、更透一些，但是作为政府部门来讲，从稳定的角度来考虑，当然还有其他的考虑，可能就会阻止或者采取某种方式引导媒体，比如这次我们在山西采访的时候，地方政府不会透露一些信息出来，比如他们只说解救了多少民工，而不会说这些民工是哪里人，他们的姓名、年龄、籍贯，这些他们都不会透露。我们只能在这个框架内尽最大可能挖掘一些事实。

　　[亿万年06]：杨记者，这件事好几年前就有了，而直到现在才有报道，是有其他原因还是因为你们的失职？

　　【杨育才】：作为一个媒体来说，不是能够面面俱到的，特别是像我们这种都市类的媒体，首先，它的视角虽然是全国性的，但是并不是涉及到社会的每个角落，不管是全国性的媒体还是地方媒体，我想都是这样的。以前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当时有过报道，但是有可能当时的事情没有这么严重，或者当时媒体没有完全挖掘到根本的地方。所以才会让这种事情继续遗留下来。 媒体的失职，只能是在它知道这样的事情之后不去报道和挖掘才是真正的失职。

　　[稀饭逛人]：杨先生，请您用最直感的一句话说出这件事至今你的心情和希望。

　　【杨育才】：最开始的两个字还可以用，就是“悲哀”和“恐惧”。对于后面事情会怎么进展，我觉得还是有希望的，中央的部门包括公安部，包括劳动监察部都采取了非常果断的、非常严厉的措施。对于后面的看法，应该是比较看好的。但是我们最担心的事情是，这个事情是由很多家长找自己的孩子而引发的，在过程当中解救出来大部分是成年的民工，而那些家长们以前所看到过的未成年的窑工，现在不知道到哪里去了，他们的去向应该是公安部门或者地方公安局进一步调查的工作之一。这也是很多寻找孩子的家长所期盼的。

　　[光吃皇粮不办事儿]：首先向尊敬的杨记者致敬。其二，我有个建议，能不能利用自己的职业之便，与丢失孩子的家长联系，建一个失踪孩子的照片网页，在网上广为传播。

　　【杨育才】：我也考虑过，因为我记得好象有一个专门的网站叫寻亲网，在离开之前，我把接触到的一些失踪孩子的照片和他们的联系方式都做了记录，这些还没有找到的孩子，我可能会把一部分照片，经过他们同意之后，传到这些网站上面。包括电视台拍摄的画面，播出来之后，因为里面有很多小孩子的镜头，有些家长会从自己的镜头当中找到自己的孩子。刚才有一个家长就给我打电话过来，他说有人告诉他，在央视7台《聚焦三农》的栏目中，有关他儿子的名字出现过，他刚才给我打电话，希望我帮他联系央视七套《聚焦三农》这个栏目。

　　[舟如叶]：请问嘉宾，在当前体制下，异地监督似乎是揭露恶性事件一种较好的方式，那么凭您的实践和思考，异地监督最主要的缺陷是什么？

　　【杨育才】：媒体作为一个监督者来说，本来是不应该有这种地域划分的，当然现在这样的体制下，很难做到本地监督，只有异地监督。异地监督最大的难度在什么地方？其实也是说当地政府，包括地方政府不配合，这样造成信息不对称。这种不对称其实对还原整个事件的真实是不完整。所以我们也希望，不管是中央媒体还是地方媒体，不管市本地还是异地的，希望政府能够把一些信息公开出来，这样民众的信息和政府的信息能够对称起来。

　　[东风51]：王东记妻子称办案警察在她家白吃白住，并索要金钱3万余元，请您证实一下真假？

　　【杨育才】：我在山西采访，一直是在运城，洪洞县那边是我另外一个同事在那边，你说的这个事情，我无法证实。当地一些媒体同行告诉我，在王东记家里面，有当地部门给他开去的一些收费单据，有的是办案经费，有的是其他费用。

　　[小水滴大世界]：杨先生，对全国各地对你报道“黑窑”事件的反应来看，你当时想到过反应这么大吗？

　　【杨育才】：从第一眼看到这个论坛上的帖子之后，当时觉得非常的震撼。到了郑州、山西之后，接触了这些家长，到砖窑现场看了之后，觉得心情很难说，觉得这种事情，真的有点耸人听闻，因为很多家长跟我讲过，他们跟别人讲的时候，就像在讲故事一样，但是这些故事是他们真实自己经历过的。后来引起全国媒体的关注是很正常的。

　　[ldrzy]：嘉宾，在黑窑做苦力的孩子和劳工都是来自哪些地区？他们的家境怎么样？这些孩子和劳工的基本状况如何？

　　【杨育才】：我现在只能够根据家长的情况来推断这些砖窑里面的孩子，这些砖窑里的孩子，大部分我没有见到，都是家长见到的。而且寻找孩子的家长，我现在也不敢肯定他们的孩子都在这个砖窑里面。根据付老师包括家长讲述的情况，这些孩子不光是农村的，也有城市里面的。家庭有很贫穷的，也有比较富裕的。但是他们在把这些孩子弄到山西去，采取的途径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农村的很多孩子，他们可能就是高中毕业之后出来打工，这些人贩子就会以找工作的原因把他骗到山西，城里的小孩，有些上高中的，不是找工作，是在大街上走的时候，人贩子假装以帮他搬东西的名义，把他骗到车上，强行绑到山西。甚至还有一些在饮料里面放上一些麻醉药，把这些小孩子麻醉之后，弄过去。成年的劳工一般家庭肯定是非常困难的。我们有一天下午和湖南卫视一起，他们解救出来几个河南的民工，因为是湖南卫视的记者把他们送到河南驻马店的家里面，其中有一个民工是在今年3月份的时候到郑州，他侄子那个地方借钱，为他老母亲看病，他母亲当时80岁了，而且得了癌症，所以他在郑州就被骗上了车，到了山西，现在被解救出来了。他自己连他母亲是死还是活都不知道。这样的家庭非常的困难。 我也是从媒体上看到有大学生被骗。具体情况我不是太了解。

　　[吴白丁]：善意抗议一下，为什么不让杨记者回答、评判一下网络声音在山西黑窑案中是否发挥了作用？发挥了多大作用？事件平息之后，政府有没有可能控制网络言论？

　　【杨育才】：互联网更快的把信息传递出来了，付老师他们拍摄的片子，因为电视台是没有上卫星的，所以，能够收看到的观众比较少，都集中在河南省范围内，后来有网友把他们文字性的东西，包括照片都放到网上，从而引起全国各地媒体的关注。我想网络起的作用可能还是更快的把信息传递出来。从而引起社会或者媒体的关注，深度地挖掘这个事件。

　　[漫游世界]：请问通过黑砖窑事件的调查，认为我们国家的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存在这些问题的主要根源是什么？

　　【杨育才】：可能也不是一概而论，因为每个地区的程度不一样，存在的问题也是不一样的。山西这个地方，由于它人口比较少，用黄泥做砖，当地是禁止的，但是当地农村建房子需要这个砖，没有其他好的替代品，有替代品，但是比较贵。这个时候有窑主私自开这样的砖窑，一个是满足这种需求，另外自己有暴利可以赚。你说的农村基层到底有哪些问题，我想最主要的，一个是经济比较落后，这可能是一个根源性的东西，如果经济发展好了之后，有了比较好的社会保障，他可能不会盲目地出去找工作，被骗。 全国其他地方农村的情况不是一样，我不是太了解，只能说这些。

　　[黄晨灏]：尊敬的嘉宾，您好，请问，您在揭露社会另一面的时候，对自己安全是怎么考虑的？谢谢。

　　【杨育才】：坦率地说，还是要兼顾。因为在安全的情况下，才能保证你的报道能够出来。包括付老师，他们最早去的时候，就是采用暗访的形式，用家长的名义偷拍下来画面的。作为一个记者来说，当然挖掘事实肯定很重要，只有在你安全的情况下，你能够把这些事实传递出来，在这样的前提下，你才能去。如果盲目地去，为了你个人知道这个事实，但是你如果不能把这个事实传递给社会的话，我觉得那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我们去的稍微比较晚了，遇到这方面的问题并不多。

　　[探索者001]：杨记者，像山西这样的黑砖窑事件为什么只有中央领导批示了，地方领导才重视？如果没有中央领导的批示，他们会极力的掩盖事实，封锁媒体，如果还有这样的事件，记者如何能突破地方领导的封锁？

　　【杨育才】：作为一个记者，有的时候是非常无奈的，并不是所有的信息，都能够突破出来。比如地方政府如果不配合的情况下，我们只能够尽我们自己的努力，比如多方的求证，因为有些信息可能有来自普通老百姓的，可能还有专家的，还有政府的，如果政府这部分缺失的话，对整个新闻事件来说是不完整的，我们只能尽最大努力去做。

　　[五洲]：杨记者您好，根据您的实地调查，您能描述一下黑砖窑的生态链吗？

　　【杨育才】：据我们调查，这个生态链也不是很复杂，它有一个起点，有一个终点，核心就是包工头，在他前端有人贩子。在他后面有砖窑的老板，甚至是地方政府。从一些数字来说，有些孩子从郑州被卖到山西的砖窑大概300到500块钱，这是人贩子收取，包工头支付，有些是包工头，比如从他的老家或者其他地方带了一些小孩子过去，或者是一些民工过去。这种情况下，包工头处于核心的位置，工人没有工资，或者工资的多少，全部由包工头说了算，砖窑的老板，把砖窑承包给包工头，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你给我生产出一万坯的砖，我给你多少钱，好多是360或者380的，他们关系相对来说比较简单。还有一个就是，地方基层的派出所或者其他的部门，由于他们在基层长期和这些窑主或者包工头打交道，所以他们之间的利益是比较复杂的，有保护，也有监管，这是一种双重的关系。

　　[冷眼向洋de人]：请问杨记者：黑窑究竟是什么性质的问题？仅仅是非法用工问题吗？

　　【杨育才】：我想不会那么简单。比如我们提到的《劳动法》或者维护青少年权益，我觉得对这样黑砖窑来说，非常的苍白。为什么？这样的事情，不仅仅是法律的问题，我觉得是一个人性的问题，是作为人的底线的突破。所以我觉得不仅仅是一个法律的问题。人为什么面对金钱的时候会残酷到那样一种程度？

　　[强国一派]：你觉得应该如何防止类似事的发生？

　　【杨育才】：从这个角度来说，应该要把导致这种事情的关键因素打破，就是背后有一利益链，不管是拐卖人口也好，还是做黑砖窑也好，都有非常高的利润在里面。如果说我们能够把这种背后的利益链去掉的话，我们就可以防止这些事情的发生。这种利益链条，除了个人，除了人贩子、黑窑主之外，难免还会牵扯到地方的政府部门，包括地方基层的派出所。他们也是这个利益链当中的一个环节。只有把这个利益链打破了之后，我们才可能防止，才可能杜绝这种事情的再次出现。地方政府应该真正的承担起监管的责任，因为像这种黑窑的事件不是今年才出现的，在去年，甚至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就曾经有过，为什么现在发展到极端的程度呢？说明地方政府对监管可能不是那么有力。 我们可以从健全农村的社会保障制度，健全好了以后，如果这些民工家里有这些生活保障了，就不会跑到那么远打工，就不会出现受骗的情况。这应该是一个比较长期的工程，可能不是短时间能够完成的。

　　【杨育才】：感谢各位网友的关注，作为一个媒体记者来说，我们在全国同行的帮助之下，尽到了自己的一份责任。我们也希望当地的政府能够尽全力地继续追查失踪孩子的去向，给寻找孩子的家长有一个比较圆满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