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驻港记者吴长生谈香港回归这十年

　　[主持人]：听您这么回顾，我好像也回到了2003年紧张的时刻了。其实我们现在说很多以前的事情，从回归十年这个节点上往回看，我们看到香港有一些变化，也有一些不变的，您怎么体会到它这个很微妙的不变和变？

　　【吴长生】：香港是一个很特殊的地方，我就不多讲了，大家都知道，它一直受国际社会的关注。当然随着它本身事件的不断发生，人们的关注度时高时低，但是一直没有脱离国际社会的关注。说达到了密切关注的程度，应该是从上世纪80年代关于香港回归问题中英开始谈判，也就是在1982年开始。这之后，香港就一直没有摆脱国际观察家的视野，当时是越临近1997年，这种观察就越来越紧密。因为“一国两制”这个构想在人类历史上没有过，所以，自然人们关注的程度就更高。
　　一些人，特别是香港当事人，因为他不了解，所以他有一种疑惑。而某些人，历史在他的大脑里形成了一定的偏见或者一定的思维定势，他就做一些预测，认为香港的繁荣是因为在英国的统治，是在很特殊的政治制度下，基本上还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形成的。他认为回归中国之后，中国政府虽然说了“一国两制”，但是，可能会打折扣，有一些地方会按照中国内地的一些做法对它进行干预。甚至根据他们这种逻辑，做了一些很极端的推断，认为离开了英国人，香港肯定要乱，香港很多原有成功的东西，肯定要被丢弃，直接受影响的是香港市民生活的素质下降，因为经济肯定会衰退，政治上肯定会缩短原来的自由空间。
　　和香港市民接触中，有一些朋友告诉我，香港人就关心两件事，一个是找工作、挣钱，还有一个是自由，就是我随便说话，这两条可能回归之后都会发生变化，而且会发生很大的变化。结果就把一些香港本来有疑虑的市民情绪就鼓动得更加激烈了。
　　所以在回归前的时候，相当一部分香港人怀着很重的怀疑，甚至是惧怕心理等待回归。这中间有一些香港比较有名的人，后来移民了十多年之后就回来了，回来之后，就问他，当时为什么走？这位先生一点也不避讳，说我当然就是怕，我就怕回归之后，整个香港变了，干脆我惹不起，我就躲算了。结果回来之后，就问他的感受，你回来之后实际感受是什么样？他说香港没变，如果变，变的节奏也让人感受不出来，他讲的“变”，我估计没变是不可能的。我觉得，一棵小树，一株小苗，今天和明天还会不一样，何况是一个将近700万人的大都会，而且经济上又充满了活力，它怎么可能不变呢？而且是十年。但是这位先生回来之后，他说没变，他主要指的是香港人的生活习惯、生活方式没有变、生活的素质没有降低，我认为是这样。
　　因为我很特殊，去了之后，我就成了一个香港市民，当然我不是永久居民，但是我是有身份证的，所以在那五年中，我是港人的一分子，很多事情是跟我有切身关系的，但是因为我又不是香港的永久市民，而且我有公务人员的身份，所以我又和这个社会保持着一定的距离，看问题可能就比较超脱一点，有好多事情，因为跟我的切身利益不是连接得那么紧密，我不会像有的人那么激动，因为，每一件小事有可能直接关系到他经济利益的增长或者损失。
　　就我看来，我和香港的很多市民、朋友也有接触，我就问他们香港变和没变的问题。后来，绝大多数人讲的就是没变，主要指的是生活方式。曾经有一句很知名的话，叫做“股照炒、舞照跳、马照跑”这是80年代初，大家知道了这个是80年代初讲的，当时有中国的改革开放处于初期，还没有股市，跳舞也不是特别普遍，所以当时这三句话实际上成了香港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一个概括。实际上有些东西并不是都是属于资产阶级的。
　　像炒股，现在内地的股市恐怕比香港热度有的时候恐怕还高。跳舞就更不用提了，现在跑马的内地还没搞，需要一定的条件，但是没变，香港680万人，除了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不许参与这项活动，还有一些年纪特别大的人也参与不了，我估算了一下，大约400万人可以参与这项活动，这中间大概有200多万人有资格参与，而且是实际参与的。
　　也就是说，香港的青壮年人间，有一半多的人是“马迷”。回归十年了，香港的跑马一点也没有变化，依然保持着。每年有十个月的跑马赛季，从第一年的9月到第二年的6月，每星期有两场赛马。那个时候，香港的200多万人在不同的场合，有的是直接入场，有的在家看电视，通过电话或者有一种叫“投注宝”的机器来参与这个活动。一点也没有变。
　　从表面观察，除了这三个“照”以外，其他的照旧比比皆是，包括人们所担心的，所谓的言论自由问题，实际上没有丝毫的限制。原来的报纸，当然多数是很严肃的，当然也有极少数的报纸是不太负责的报纸，采取一些歪曲的、谩骂的手段来表明自己的立场。一点也没受影响，它怎么办现在还怎么办，所谓的它的“编辑自主立场”还在坚持着。这充分体现了“一国两制”方针执行的是非常到位的。所以像这些都没有变。概括一句话叫做“大家担心变的、害怕变的都没变”。但是我刚才讲了，从哲学上来讲，变是绝对的，不变是相对的。那么哪些发生了变化，我觉得发生变化的东西很多，说“不变”，这不是事实。变的东西很多，而且很多东西是大变了。但是，概括一句话，就是“凡是变的方面，基本都是对香港的广大市民有利、有好处的，得实惠的变”，所以这种“变”没有受到广大市民的反对，大家逐步的接受这种变，因为是很有好处的变。
　　比如，我觉得最大的“变”，谁也否认不了的，从十年前六月三十号的二十四点到七月一号的零点，那一刻，英国的米字旗降下来，中国的五星红旗升起来，包括紫荆花区旗升起来，这就是一个最大的变化，香港从一个英国实行殖民统治的一块非地变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这就是最大的变化。而过去是实行的殖民统治，回归之后，实行的是“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针，这也是非常大的变化。
　　这是最大的变化，而这种变化引发了以后一系列的变化，“港督”变“特首”了，这个大家都承认，过去是英国人，从1842年英国人占领香港，到1997年香港回归，150多年中几十任港督，没有一个是中国人，全部都是英国人，而变成中国的特别行政区之后，最高行政长官是中国人，而且产生的办法过去是英皇任命，他只对伦敦负责，现在我们是由具有广泛代表性的推选委员会推选出来，然后由中央政府任命。
　　也就是说我们的行政长官是由香港人自己选出来的，然后中央任命，这种产生方式也不一样，这也是很大的变化，过去是英国人作主，现在是中国人自己作主，代表香港人的“特首”来作主。这又是一个大变化。
　　我曾经跟一个香港政府高官，咱们在公务员队伍上也体现了“变”与“不变”的状态，要说变了，确实变了，过去18万香港公务员只听命于“港督”，而“港督”又听命于伦敦政府，说的不好听点，实际也是个事实，它是英国在香港实行殖民统治的一支队伍。而回归之后，我们没变的是基本是照单全收，因为它是港督政府过去的公务员，我们不用了，没有，18万公务员基本原封不动的接收过来。
　　变化是它不再是英国殖民统治的一支队伍，而是“港人治港”的一支骨干。一个香港公务员中的高官，他谈自己的工作变化，他职务没变，结果他讲工作状态变化了，挺有意思的，他说过去，他一上班，办公桌上放了很多电报，都是伦敦政府的指示，这要怎么做，那要怎么做，非常明确，所以他到那之后也很简单，因为他是一个高官，就把这些电报指示分发到各个执行部门去做，回归之后，进办公室桌上一封电报没有，因为中央政府对香港的日常事务是根据不干预的，完全由港人作主，所以他尝到了当家作主的甜头和感觉。同时他说他开始不适应，因为原来是一种听令的工作状态，人家让你怎么干就怎么干，现在是你要通过了解社情民意来制定政策，你来施政，所以这又是一个大变化， 所以作为他来讲职务没变，而工作方式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这种变化体现了“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这又是一个大变化。
　　另外就是在经济上，实行的还是资本主义或者叫市场经济的自由经济体制。回归之后，这种经济体制丝毫没有变化。老板和雇员之间的关系依旧按照合同，和我们这比较不太一样的，就是它在聘用和解聘方面有法律保证，但是，比我们这灵活性更强，他可以提前七天通知你，你辞职也好，我辞退你，提前七天告诉你就可以了，用不着互相之间更繁琐的东西，所以闹事的很少，这就保证市场经济能够更顺畅的、高效的运作。
　　这不光是我们自己来评价，加拿大、美国那边有一个很权威的评估机构，每年它要对全世界市场经济体制做评估，香港到今年为止，连续十一年被评为“最自由的市场经济体系”的第一名。因为自由市场经济体系它有若干个国家，其中包括美国在内。香港作为一个独立的经济体系，已经蝉联十三年的第一名。
　　从旁观者的角度看，香港的经济体制没有变。但是也有变化，而且是大变，特别是在遭遇了前一段时间整个西方经济持续低迷和SARS全球性自然灾难，香港经济也同样遭受到一定的打击。因为香港经济的外向依存度相当高，我去的时候是85%以上，据说现在已经超过90%了。
　　好的时候很灵活，但是它的弊端，就是容易受外界冲击，人家感冒，它就也得跟着发烧。所以它受外界影响很大。但是香港经济最近几年保持着持续稳步增长态势，为什么？其中一条就是充分享受了中国内地持续高速发展的好处，受内地的拉动越来越大，和内地合作关系越来越紧密，合作的范围越来越宽广。特别是2003年之后，中央政府给香港不光是物资上的支援，而且包括经济上。大家知道CPARK就是内地与香港更紧密的经贸关系安排，这个说起来很专业，实际上核心内容就是港产品可以零关税进入内地，还有香港的一些服务业可以提前几年，比其他的一些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提前几年进入内地。
　　所以，这个时间差就是一种非常大的优惠。对于香港来讲，它充分享受到了中国内地经济“快车”对它的拉动作用。所以，新加坡的领导就不止一次地说，香港的特殊优势，因为，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竞争对象，其中香港也是把新加坡当成一个主要竞争对象，新加坡也主要把香港作为竞争对象，因为两个地方经济上和地理位置上有很多相近的地方。但是新加坡承认，我们和香港不能比的就是位置，因为香港更靠近中国内地。这也是很大的变化。
　　如果没有回归，没有更紧密的经贸安排，香港的经济不可能在遭遇那么强烈的冲击之下很快地复苏。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就是“个人游”，有的叫“自由行”，我叫“个人游”，它区别于团游，这个数量越来越大，实行了也就是三年多时间，现在已经扩大到几十个城市，居民可以去。我当时算了一笔账，我说中国内地13亿人，如果十分之一的人想去香港，是1.3亿，1.3亿是什么概念？香港前几年是一千多万的游客，现在大概增长到两千来万，这是什么概念？就是一亿三每年去1000万，要排13年的队，这个市场非常大。
　　开放之后，的确是香港的旅游业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客源原来由主要以外面的为主，现在逐步转到了主要以内地客为主，而且消费方面，大家知道，西方的游客有特殊情况，他旅游不像咱们中国内地刚刚开始富裕的状况有所不同，他把休假旅游基本成为一种常态，所以他到香港就是玩，购物也只是一般性。我们内地的游客有点特点，就是说，他是正而八经的出去，而且很难得的出去，把攒了好几年的钱放在那几天去花，很快，在香港的，内地游客成了第一名，原来是日本，后来欧美，现在内地游客成了香港最大方，出手最大的客人。
　　所以这也是变化，这些变化直接的使香港的市民受惠。所以对这些变化，还有什么疑虑呢？欢迎还来不及呢。我所体会的是，我既是曾经当过一段香港市民，又是一个旁观者，担心变的东西没变，发生变的都是对香港，对市民有实实在在的好处的变，那还害怕什么？所以在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香港曾经有一部分心存疑虑的人、有点门路的人，移民的不少，而从回归之后到现在，至少有10万人回流，他看到了，第一，担心变的东西没变，第二，变的东西都有好处，所以他就慢慢又回来了。

　　[主持人]：很高兴跟您聊这么多，我也感觉到了香港的变和不变都很分明。我最后想请您能不能用一句话或者一个词形容一下您对香港的感觉？

　　【吴长生】：我觉得就是“活力”。因为这种“活力”体现在各个方面，因为你让我用最精炼的词。各处都能感觉到它充满着活力，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也能让人们看到希望。当然这个“活力”是需要有一定空间的，这也是香港人自己有时候概括出来的。
　　我跟一些港人聊天，我说你觉得香港最可贵的地方在哪？有的朋友一点也不加思索，说“自由”，实际上它自由、它有活力才能发展，如果没有活力，再大的空间，也不可能发展。所以给的印象很深的，我感觉是香港的活力。有一个故事很有意思，在1995年8月，美国的《财富》杂志突如其来的做了一个封面专题，四个大字“香港之死”，结果给香港当时的很多人，本来就疑惑着，结果这么一个权威财经杂志做了这么一个预测，加重了香港前景的悲观情绪，同时，国际上很多人，认为它一向以严肃、权威著称，它做了这么一个判断，所以它在国际上的影响也很负面。
　　结果没想到过了六年之后，2001年，还是这个《财富》杂志，把全球财富论坛，也就是全球财经方面的巨子办的一个年度聚会，并选在香港举行。后来在举行的时候，当年做这个封面专题的总监，也到香港参加会，结果有人问，说你到香港感觉怎么样？如果你现在还做一个专题，你用什么词？这位先生想了一下，就回答“活力充沛”。所以反映了这种变化，我觉得的确旁观者有时候确实是看得很清楚的。香港没有什么其他资源，它很小，物质资源很少，但是它充满了活力。如果说给我在那待了五年的印象，用最简单的词概括的话，我想我用这么两个字“活力”。

　　[主持人]：很谢谢您，跟您聊这么多，对香港以前、现在和将来都有很多的认识。谢谢各位网友的收看，也请大家继续关注我们其他的访谈。谢谢！

　　【吴长生】：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