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原副秘书长、中国联合国协会会长陈健谈联合国事务与中国外交(三)

陈健做客人民网强国论坛
  

　　[侠剑恩仇情义决]:知道您从事外交工作很长时间了，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中国外交的重点是什么?

　　[主持人]:访谈开始时，陈老师给我们介绍了。

　　[侠剑恩仇情义觉]:中国外交需要突出考虑的问题是什么?

　　[陈健]:我很高兴能够跳出联合国来谈谈中国的外交。我们中国外交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奉行的基本政策就是“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在这个政策的指导之下，我们采取了与发展中国家发展关系作为我们外交的基石，与周边国家发展关系作为我们的重要的组成部分，然后和大国调整和建立伙伴关系，这样一种全方位的外交。

　　随着中国强大以后，我们中国外交的重点走向应该是什么呢?我想，明确地说，就是不管我们发展到哪个阶段，我们都要继续地奉行“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方针。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韬光养晦”和“有所作为”会有不同的重点。所谓“韬光养晦”会有不同的含义。在目前阶段，或者在改革开放以来，相当长一段时间，我们谈到韬光养晦，主要是指我们对外工作当中、外交工作当中，不扛大旗、不挑头、不搞对抗，争取在现存的国际秩序中寻求发展，十年、二十年之后，或者到本世纪中叶中国成为一个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强大国家，到那个时候，我们还要不要继续奉行“韬光用晦”的政策和方针呢?

　　我认为，应该继续奉行“韬光养晦”的政策。那个时候的“韬光养晦”就会有不同的含义。它的含义是什么呢?就是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来的，我们要把中国人民的利益同各国民的共同利益结合起来，始终不渝地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反对各种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也就是说中国强大了以后，也不搞扩张，也不称霸。这就是今后“韬光养晦”的新的含义。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应该说，韬光养晦万岁!

　　[主持人]:中国人在联合国，包括其他国际组织，正在担任要职，您觉得这一种现象对中国有什么样的意义?同时还有一位网友说，联合国总部有没有可能迁到北京来?

　　[陈健]:现在看不出来联合国总部要从纽约迁出来。当然随着中国地位的上升和中国在联合国和国际组织交的会费不断地增加，我们中国在联合国派驻的人数也会不断上升。

　　[主持人]:我们知道，陈老师在联合国工作了很长时间。有人说美国主导联合国，而且这种言论声音还非常多。您对这种言论是怎么看的?

　　[陈健]:很简单，自从1971年，联合国通过了恢复中国代表权的决议作为标志，美国已经不再主导操纵联合国。我曾经讲过，美国操纵联合国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最好的证明，除了1971年联合国绝大多数成员国不顾美国的阻挠，通过了恢复中国代表权，是一个标志之外，最近的一个标志就是伊拉克战争，布什下了很大的力量，动用了各种手段，包括派他的国务卿到安理会来做工作，最后安理会还是没有同意授权他打伊拉克。再一次表明了美国想操纵联合国已经是不可能的。

　　[主持人]:谢谢陈老师的回答。最后一个问题是我特别想问陈老师的。您有过做外交工作的经历，同时又在联合国工作过，以现在这种多种角色的身份，让您再次畅谈联合国、畅谈中国外交的时候，您现在最想说的一句话是什么?

　　[陈健]:最想说的就是希望中国人民给中国外交更大的活动天地。我想举一个例子，我到好几个学校去演讲，一般演讲完了以后，我都给半个小时以上的时间回答提问。在回答提问当中，经常有不少听众提出这样的问题，说中国外交太软，说外交部大部分的外交人员是“鸽派”不是“鹰派”，他举了不少例子。

　　[主持人]:当您听到这些声音的时候，感到委屈吗?

　　[陈健]:不是感到委屈，是我感觉到，人们对外交在什么环境下开展起来的，他们缺少理解。由于人们习惯于长期以来国际关系的状态，拿这个背景来看外交工作。忘掉了现在中国外交工作是在新的历史环境下进行，新的历史环境是什么呢?又要回到胡锦涛总书记的讲话，他用高度概括地语言讲了两句话，“当地中国同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中国的前途命运日益紧密地同世界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也就是说，中国改革开放和全球化这两个重大的发展结合在一起，使得中国和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出现了利益相同，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人们觉得中国软，往往会举出好多例子，比如前不久德国默克尔总理接见了达赖喇嘛，我们外交方面采取了一些措施，对原来既定的访问推迟或者取消了。我曾经碰到好几位跟我提，说我们这个反应不够强烈，太软。我就反问他，你告诉我，你还能举出任何一项能够打痛德国、打痛对方，而不损害自己利益的措施吗?我一定会建议采取。坦白地说，没有一个人举出一个例子来。什么道理呢?因为任何一项能够打通对方或者真正打痛对方的措施，必然首先打痛我们自己。

　　再说日本的事情，当然日本申请担任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我们提出来抵制日货，在现在的历史背景下，能抵制日货吗?大部分的日货都是在中国生产的，抵制日货受到损害的首先是中国人民、中国的工人，而不是日本的企业家。所以，中国现在外交的环境是在这样的环境下进行的。就是说，我们的利益、中国人民的利益和其他国家人民的利益已经密不可分了。反过来说，也相同。其它一些国家想要制裁我们，想要对中国实行遏制，这个声音一直不断，一直不绝于耳，为什么国际上没有形成主要西方大国联合起来遏制中国的局面呢?也是因为这样的道理。他们不可能在不损害自己利益的情况下，遏制中国。正是因为这样，中国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发展的国际环境中。中国现在的发展，我们说是和平崛起，为什么呢?首先当然因为中国人民从我们自己的文化、从我们的政策选择出发，我们是爱好和平的国家，我们不寻求战争扩张来取得自己的发展。同时，也是因为国际环境。我们现在所处的国际环境是开放的国际环境，世界上不可能形成一种联合遏制中国的局面，所以有条件和平崛起，和当初德国二战之前德国的发展所处的国际环境截然不同。正是因为这样，“中国威胁论”是完全没有根据的，既不符合我们中国的传统和中国人民的选择，也不符合当前国际形势发展的趋势。谢谢。

　　[主持人]:非常感谢陈老师。陈老师刚才说了一番自己的亲身感受和肺腑之言。今天能够和陈老师在这儿探讨一些话题，我也感到收获很大。今天的视频访谈就到这里结束了，接下来的时间，陈健老师还会在线回答网友们的提问。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望着葡萄的狐狸]:您好嘉宾：从国际事务角度观察，“3.22公投”是否能如意得逞?我们所坚持的立场从什么角度得到国际大家庭的认可?

　　[陈健]:台湾所说的“公投”完全是陈水扁一意孤行的行为，在国际上受到了普遍的反对和谴责。所以无论从什么角度来说都是不可能达到预期的目的。从联合国的角度来说，中国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已经在1971年一劳永逸的解决了。

　　[方以类聚]:请问嘉宾：你认为台湾问题是我国的内政还是中美2国之间的问题?

　　[陈健]:台湾问题首先是中国的内政，但是由于美国长期以来在台湾问题上粗暴的干涉中国的内政，没有充分地履行中美之间的三个联合公报的原则，所以，也是中美关系当中的一个重大问题。

　　[一天一地一广仔]:请问嘉宾，现在的联合国能够为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和改善起到什么作用?怎么看中国今后和发展中国家所开展的合作?

　　[陈健]:促进发展是联合国三大任务之一，联合国成立以来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这推动所谓“北方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给予支持之外也积极推动南方国家之间的互助合作，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推动“南南合作”方面有许多事可以做，比如说中非论坛这些重大的活动，这样也可以在联合国范畴里开展。

　　[九加一送红军]:请问嘉宾：作为一个外交官，在中国的哪一个时期，让您觉得比较“舒坦”?

　　[陈健]:应该说，中国的外交在每个时期都是存在着机遇和挑战两个方面的。不同的时期，机遇和挑战的性质就不同，当然在现阶段随着中国实力的上升，以及国际地位的上升。外交方面的空间跟过去相比已经大大开阔了。尽管也要面对更多的挑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只有挑战才可以显示外交官的风采来，所以可以说，目前是外交官利用历史所赋予的机遇智慧的面对挑战最好的时期。从这个角度来说，现在的外交官应该说最舒坦的。

　　[一天一地一广仔]:请问嘉宾，目前来说达尔富尔问题是一个国际关注的焦点问题，那么中国和联合国各自发挥的作用是什么?

　　[陈健]:达尔富尔问题反映了三个方面的变化，一个重大的变化是进入冷战后时期，国家主权和人权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由于全球化对国际造成的影响，使的国家之间的联系更加密切，一个国家发生了问题，可能对其他国家造成的影响就更加直接，因此，受到国际的关注也会更加广泛。这就带来了一个如何在坚持国家主权作为一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之下对一些国家出现的人权问题进行合法的、适度的干预成为必要。另外一个重大的变化，就是国内问题和国际问题之间的界限趋向模糊，像恐怖主义、环境污染、人口泛滥等问题已经跃出一个国家的界限，也需要进行国际干预。第三个变化，个别西方大国利用国际关系这样一个变化，实行双重标准，有选择的对一些国家在保护人权的名义之下强行进行干预。面对这样一个国际环境的变化，中国采取了一个建设性的态度。比如向达尔富尔派出的特使，主张通过协商和劝说的办法以及通过联合国帮助解决达尔富尔的人道主义的危机问题。

　　我们主张建设性的干预应该遵循三个原则：第一，要有合法的授权，比如说安理会。第二，要取得冲突各方的同意，比如说要劝说苏丹政府接受联合国提出的方案。第三，干预要适度。这些原则，实际上是国际上广泛赞成的。一些反华人士诬蔑中国在达尔富尔问题上的说法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杜康]:中国强大以后，如何洗去一百多年来受到列强侵略的耻辱。如何收复被列强侵占的领土。

　　[陈健]:中国所以在一百年遭受了列强的侵入，实际是因为我们自身分裂、软弱，所以洗去我们百年的耻辱，最好的办法是把我们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富强、统一的国家，争取在十年、二十年以后，中国成为一个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国家，成为一个受到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所尊重、所爱戴的国家。就像温家宝总理在记者招待会上所说的那样，中国将成为一个有高度道德力量的国家，那样，世界各国人民就愿意到中国来访问，居住，某种程度上，会回到盛唐时代，恢复中国对国外的吸引力。至于如果在强大以后就要采取过去列强对付我们的一套做法，只能给中国人和世界人民带来灾难，并给宣传“中国威胁论”的人提供借口，这是我们决不能采取的。

　　至于收复领土的问题，由于我们现在处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不一定非要通过对领土的战略或者收复就可以实现自己的民族利益。小平同志当年提出：“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不是一个权宜之计，而是一个解决一切领土资源分歧的最佳办法，实现互利共盈。因此应该是我们永远遵循的方针。

　　[陈健]:很高兴今天有机会就联合国以及国际关系等问题跟大家交换意见，我发表的只是个人的看法，不对之处欢迎大家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