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谈新闻出版事业的发展 (4)

　　[宇宙台]：网络媒体何时能有记者证？ 

　　【柳斌杰】：网络媒体是一种新兴的、以高技术支撑的传媒载体。在我们国家纳入新闻传播的网络媒体的时间还比较短，从国家立法、行政管理方面还在对许多问题进行讨论，目前我们对网络媒体的原则是在传统媒体的基础上向外延伸，没有单独设立网络媒体记者系列，这需要国家的法律来解决。现在主要靠传统媒体的记者管理体系延伸到网络上去，这是目前的一种做法。

　　[游翁]：新闻说假话套话空话能改变吗？ 

　　【柳斌杰】：新闻说假话、套话、空话的问题也不是近一段时间出现的，而是长期形成的一些不良作风。当然，在新闻里面说假话，应该是坚决禁止的。新闻只有一个，必须是真实的、准确的、可靠的。舆论可以是多种，那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看。观点可以是多样的，这都是允许的。但是，新闻必须是讲真话，这是它的生命力之所在。这次汶川大地震的实践证明，说真话、报真情才能赢得人民的同情、理解和支持，才能让世界更加了解一个真实的中国，所以反对新闻说假话，我们是坚决支持的。对于打击假新闻、假消息，也是我们一贯的立场。现在我们还要建立一种举报制度，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专门设立举报电话，对假新闻进行专项查处，最近我们有几个地方的假新闻也正在查处之中，新闻是不能讲假话的。 
　　至于套话、空话是一个文风的问题，通过不断提高编采人员的素质，加以逐步的解决。套话尽量要少一点，空话最好是没有。这样使我们的新闻有一个风清气正的局面，这是网民的希望，也是我们的目标，我们共同努力。

　　[大方块字]：请问没有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发的记者证就是假记者吗？ 

　　【柳斌杰】：这位网友可能对记者证发放情况不了解，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不发放记者证，我们是负责记者证的监管和记者的管理工作，记者证由谁发放呢？记者证是由新闻单位发放。每一个记者是不是真，是不是假，在新闻单位去核对，是它发放的记者证。我们过去常常发现很多记者是假记者，他假冒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这样的记者身份，在地方上找线索，利用新闻的信誉敲诈勒索，这是经常发生的事情。所以，现在我们建立了一个查验系统，就是各单位所发的记者证必须进入国家的新闻出版总署记者网，公众可以通过记者网核验这个记者的身份是真是假，如果在这个名单之内，就是真记者；如果没有，就是假记者。这是提供给大家一种工作上的便利。当然，记者证还有一些新闻单位自己发放的采访证，比如有些电视台就有自己发放的采访证，有些报社的工作证，他们也确实是真的，有时候也去参加采访，这都要从实际去核查、核验，也不能简单地说哪个是假的哪个是真的。所以大家在辨别记者身份的时候，应该核实一下。 

　　[由自要我]：尊敬的嘉宾先生，您好，我想问之前人大讨论过的《新闻法》是否快要出台了，看到好多网友也在问这个问题，由于和我工作相关，请嘉宾先生拨冗回答，万分感谢！ 

　　[国坛强论]：堂堂一大中国新闻署长竟没有《新闻法》和《出版法》支持工作，新闻署长有何想法？  

　　【柳斌杰】：看来大家对《新闻法》、《出版法》都非常关注。新闻出版领域的法制建设一直受到党和国家的重视，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已经建立起了一个比较系统的法制体系。这主要是宪法、刑法、著作权法、出版管理条例、广播管理条例、音像管理条例、互联网传播权的管理条例等等，已经对新闻传播和出版做出了法律的规定，基本上满足了当前行政管理和行业发展的需要。很多同志不了解，以为我们没有这门法律，其实我们这门法律已经是很系统的。 
　　为什么没有上升到《新闻法》和《出版法》？这曾经也是我们国家法制建设讨论的一个问题，正像网友所说的，曾经在人大常委会立法工作中多次讨论过。为什么现在没有出来？我要给大家解释一下。 

　　【柳斌杰】：《新闻法》这是一个涉及多方面利益和公共利益的一个法律的类别，不是相当成熟的国家中，都没有《新闻法》，很多人不是崇尚美国的新闻自由吗，美国就没有《新闻法》，恰恰相反，美国禁止出台《新闻法》，对宪法的条文做了解释，他们认为出台《新闻法》就是对某一方面新闻自由的干涉，所以不允许出台《新闻法》，世界上多数国家也没有《新闻法》，为什么？新闻立法的难度是很大的。你是保护公众的新闻自由、保护新闻工作者的新闻自由还是保护当事者的新闻自由，这个角度是很难选的。就目前我们国家要求新闻立法，我认为从我接触到的情况有三种：有人呼吁新闻立法是限制新闻工作者的自由，他不愿意让你曝光、采访、监督，他希望有这个法律把新闻工作者管住，这显然也不恰当。有一种立法的呼吁是保障公民的新闻自由，这是我们宪法上已经保障了的，不需要再用法律去规定。有一种要求新闻立法的是呼吁保障当事人利益的，特别是在新闻事件中受到冲击、受到影响的这一类人员，强调呼吁由《新闻法》管管新闻单位，这又不利于我们加强舆论监督，因为舆论监督是民主社会的一个重要的方面。所以鉴于这样一种情况，大家在认识上还很不一致。加之目前我国的传媒事业正在发展，依赖于计算机、互联网、数字化这些新的技术，传媒也正在发展，正像胡锦涛总书记所讲的那样，像互联网新媒体这样，未知领域远远大于已知的领域，你还不了解它，你还不掌握它，它将来会是一个什么局面，会对我们整个传播带来哪些深刻的变化，你还没有规律性的认识，所以，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我想任何一个负责任的人都会感觉到这是相当困难的。所以，不如我们暂时让它再发展一段，利用国家的其他法律、政府的管理条例，让我们这个事业更加成熟、更加发展，在更加恰当的时期再来谈论这个问题，会更合适一点。 
　　出版现在有法可依，《著作权法》是出版管理的一个重要的法律依据，对所有的知识生产者的权利都是一种保护，对所有的知识传播都有规定。相应的还有一个《出版管理条例》，这是一个相当成熟的法规。它现在在实践中已经进行过几次的修订，更加符合我们当前中国出版业发展的现实。如果我们有必要的话，它就能很快上升为国家的法律，这个不存在多大的问题。所以，我希望关心这方面的同志，研究一下国内外的情况，多了解一下我们的现实，大家在这个问题上就会有更多的共识、更多的理解。谢谢。

　　[余乐]：6月20日，胡总书记视察人民网，并且破天荒的与强国论坛网友交流，您觉得总书记这一举动有何重要意义？您是如何看待网络民主的？

　　【柳斌杰】：6月20日胡总书记视察了人民网，这对我们整个网络传媒应该是一个极大的鼓舞，不仅仅是人民网的光荣，而是整个网络传媒的一种光荣。 
　　胡总书记亲自在强国论坛上同我们交流，这一实际行动体现了对网络这种平台的重视和关注，我觉得对全党、全国广大公民进一步认识互联网这种传播功能在我们传媒事业建设中的作用有重大的意义。从我接触到的情况来看，对互联网认识态度是截然不同。有的人像控诉地主老财一样的控诉互联网，曾经有教师团找我上访，哭诉互联网对他的孩子、对他的家庭带来的害处，根本就是反对国家发展互联网，这是很多时候你都能听到的，现在好象罪大恶极的就是互联网。有一种认识，互联网这种新的传播技术，不管你认识不认识、使用不使用，它都要自然而然的同其它科学技术一样进入人们的生活、进入人们的生产，你是阻挡不了的。我们的问题就是认识它、利用它、趋利避害、为我所用，这是我们对互联网一个正确的态度。在这样一个不同认识、而且分歧很大的时刻，胡总书记来视察人民网，我想应该是对我们网络事业，特别是网络新闻传播的很大支持，我觉得这个意义是重大的，可以说在互联网发展史上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为什么？互联网传入中国，很多人不认为它是一种传播工具，在后来很长时间，已经成为现实的情况下，还有很多人认为它不能成为一种传媒工具，可以把它限制在商业领域，今天经过解放思想，我们跟上世界潮流，把它作为一个重要的传媒来看待，应该可以看到中国人对互联网的新认识，也是我们社会的一种文明进步，对新事物的一种理解和敏感。这是我觉得这个意义是重大的。 
　　对于网络民主，中央领导多次表示，网络是表达社情民意、了解基层情况的一个重要的渠道、一个重要的平台，很多领导人经常引用网络所反映的情况和数据，来指导我们当前的工作，可见党和国家非常重视。从社会的角度来看，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这是我们保护公民利益的一个重要的方面，而互联网就提供了这样一种机会。所以，我认为互联网在推进民主建设方面、发挥舆论监督作用方面、表达人民的心声方面都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总体上我们是完全支持的，扩大网络民主，推进社会民主，它是有积极意义的。对于互联网民主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我们也不必大惊小怪，我们有这种自信，有这种信心，我们能够排除一些不良的干扰，使互联网民主健康的发展，这对推动社会主义民主建设有积极的作用。  

　　[番薯仔64世]：柳先生，如果台湾允许《人民曰报》落地零售，大陆有没有胆量也允许台湾报纸也落地零售？谢谢。 

　　【柳斌杰】：台湾的报纸在大陆一直有订户，对每一个需要订阅台湾报纸的，我们都给予了支持。 通过大陆的书报刊进出口公司办理这些业务。我们都会帮助他实现他的愿望。这是我们一贯的政策。在这方面，我们并没有封闭。现在大陆订阅的境外的报纸一共有几千种。至于能不能在大陆摊点上零售，这个是不可以的，我们没有承诺境外的报纸能够在摊点上零售。 

　　[不注册才只能跟贴]：柳斌杰署长，中央各部委(包括群众团体)都有自己的报纸、出版社、杂志，有很必要吗？而且大多数报纸都冠以“中国”。 

　　【柳斌杰】：这位网友提的这个问题是个事实。过去在计划经济的体制下，中央各部委凡是有一个部级单位都有报纸、出版社、杂志，这在当时计划经济体制下对于指导工作是有必要的，现在政府的职能也发生了变化，社会传媒也比较发达，通过各种渠道可以了解情况、指导工作，所以每个部门办报纸、办出版社、办杂志社，实际上没有这个必要，而且冠以“中国”更没有必要了，这正是我们下一步改革要解决的问题。第一步，就是停办了党政机关各部门所办的700多种报刊，减少了一部分，保留了个别的报刊，主要是业务指导方面的。下一步我们还要进一步深化改革，对于有必要继续办下去的出版社、报社、杂志社，要逐步地和党政机关脱钩、转制，不依附于党政机关某个部门。通过这样来解决党政部门办刊，利用部门的权力摊派发行的这样一种问题，使所有的出版单位都进入这个市场公平竞争，成为独立的市场运行的主体。这项改革的措施，今年已经正在进行，下一步还要加大力度、加快进度，实现脱钩、转制的目标。 

　　[登泰山而小鲁]：作为国家最高新闻出版管理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在推进改革的进程中，您觉得最大的苦恼是什么？最令您高兴的是什么？最大的愿望是什么？ 

　　【柳斌杰】：我作为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的一个组织者、推动者，我在实践中感到最苦恼的问题就是我们新闻出版体制的改革赶不上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不能够同步进行。所以，带来了很多的困难。最高兴的事情是我们的新闻出版业已经转向了市场经济体制的轨道，产业化、国际化的程度大幅提高。最大的愿望是能够通过我们几年的改革，实现一个体制、两个格局、三个体系的目标。具体说一点，一个体制：党委领导、政府管理、行业自律、企事业单位自主经营。两个格局：以国有为主导，多种经济共同发展的产业格局；以民族文化为主，吸收人类优秀文化共同发展的开放格局。三个体系：一个是统一开放、竞争有序、健康繁荣的市场体系；一个是以人为本、深入基层的公共服务体系；还有一个是传输快捷、覆盖广泛的传播体系。这是我目前正在努力工作的一个目标。 

　　【柳斌杰】：谢谢各位网友给我提供了这样一个交流的机会，由于时间有限，很多问题还没有能够达到沟通的目的，以后我们还有机会在网上再见。 

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为人民网强国论坛题词

　　柳斌杰　新闻出版总署党组书记、署长，国家版权局局长，全国“扫黄打非”工作小组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1948年9月生，陕西长武人；1968年4月参加工作，1971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北京师范大学外研所西方经济专业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哲学系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专业毕业，硕士研究生，教授，高级经济师，博士生导师。1995年任四川省人民政府党组成员、省长助理、秘书长，1999年10月任中共四川省委常委、省政府秘书长、宣传部部长。2002年4月任新闻出版总署党组成员，副署长，2004年11月兼任全国“扫黄打非”工作小组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2006年11月任新闻出版总署党组副书记，2007年4月任新闻出版总署党组书记、署长，国家版权局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