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博士生与“法轮功”的决裂（2000年01月0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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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 李义翔自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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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这是一位“法轮功”练习者从误入歧途到执迷不悟、到最终解脱的自述，值得一读。作者通过现身说法，入情入理，入木三分地揭露了“法轮功”的邪教本质。其特殊经历、特殊心理，是一般读者很难了解到的。如果不了解这些，也就很难解开“法轮功”练习者思想上的疙瘩。
这篇自述是一份很有价值的生动教材。它告诉我们，“法轮功”邪教组织如何抓住了一些人的弱点和我们工作中的一些疏漏，趁虚而入，乘势而进，一步一步控制了练习者的精神，侵蚀了他们的理性，使他们失去了自我，基本人权遭到践踏。它深刻揭示出这场思想政治斗争的严酷性和复杂性。
这份自述还告诉我们，真理是有力量的，我们党是有力量的，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只要入情入理，切中实际，也是有力量的。对于如何进一步做好新形势下的思想政治工作，这份自述也给我们以重要的启发和坚定的信心。
我们党的一贯政策是团结、教育、转化大多数，这位博士生“法轮功”练习者的转化，说明了党的政策的威力。
我是清华大学电机系电博五班的博士生，今年26岁。自打1996年5月开始练“法轮功”以后，我一步步滑进了歪理邪说的陷阱，离生活的常态越来越远。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我参加过非法聚集活动，写了两次退党声明，提出了退学申请，造成了恶劣的政治影响。然而，学校并没有嫌弃我、抛弃我，而是锲而不舍，深入细致，通过多种渠道，采取各种措施教育帮助我，终于挽救了我。现在，我决心同“法轮功”彻底决裂，回到政府和人民的正确立场上来；我深感万幸，我又开始“食人间烟火”了。
一、我是如何滑进“法轮功”陷阱的？
我1974年生于武汉市，1986年小学毕业后顺利考入了本市的一所重点中学；1990年，西北的一所重点大学在全国招收少年班，刚满15岁正读高中一年级的我，在全国500名优秀少年考生中，以第四名的优异成绩被录取了。1994年11月，我在大学入了党。大学毕业后，我考取了清华大学直接攻读博士学位的研究生。回首成长的道路，真是一帆风顺。
进入清华后，周围的同学都是出类拔萃的佼佼者，不仅学习成绩好，科研能力强，而且都很勤奋。我在科研上、学习上，都感到难度大、责任重，失去了往日那种游刃有余的轻松和自信，心理压力很重，身体也越来越不好。1996年5月，抱着祛病强身的愿望，我开始练“法轮功”。练功当然要做到有规律地起居、适当地运动，身体状况自然会有一些好转，我错误地将这种变化归结为“法轮功”特有的功效。这是“法轮功”诱我滑入陷阱的第一步。
第二步是受到了所谓“真善忍”的极大迷惑。像我这样的青年人，自幼受到传统文化的教育熏陶，内心深处自有真与善的道德诉求，李洪志宣扬的所谓“真善忍”，正是在这一点上对我产生了极大的迷惑。我这样的年轻人涉世很浅，不容易从全局的角度看问题，不容易从正确的角度分析问题，看不清改革开放和社会发展的主流，被社会生活中存在的问题和腐败现象一叶障目，时常产生愤世嫉俗的情绪，李洪志宣扬的“真善忍”那一套，极大地迎合了我的这种情绪。我同许多人一样，都是通过与其他练功者的“弘法”而开始接触“法轮功”的，随着与练功者日益密切的交往，也就进入了一个特殊的、极为封闭的圈子。圈子里的人经常在一起交流心得体会，好像都因为讲“真善忍”而高尚起来；而且这些人来自不同的单位，相互间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利益冲突，表面上形成了一个和谐的人际关系，相互间越来越有了一种精神上的依赖，好像是在世外桃源一样。身在其中的我越来越不愿面对现实社会的压力，越来越觉得与“常人”格格不入，结果逐渐与正常的社会生活相疏离。
第三步是通过“学法”精神被完全控制。大凡想要练“法轮功”的人，都必须加入到“学法”的行列，我也不例外。李洪志把“学法”放到比练功重要得多的地位，他说“法轮功”只练动作是不行的，“要用大量的时间来学法”。他多次用一个学员读了200遍《转法轮》的事情来说明“学法”的重要性。按照李洪志的要求，我每天花许多时间反复读“法轮功”的书籍，看“法轮功”的录像，听“法轮功”的磁带，甚至是通过抄书、背书，直至把“法轮功”的东西装进头脑。如此“学法”的结果，一是受到李洪志“业力”说的控制，相信现在的人类是“业力满身”，消除的惟一办法就是修炼“法轮功”。二是失去了辨别是非真伪的能力，把“法轮大法”看作是宇宙的最高真理，看问题一步步转向“法轮功”的角度，最后由唯物论转向唯心论，由辩证法转向诡辩术，由无神论转向了有神论。
第四步是由盲目迷信“法轮功”到绝对崇拜李洪志。其实我并没有见过李洪志本人，更不知道李洪志过去的真实情况。我从最初只是把他看成是一个气功师，到后来逐步地被“真善忍”所迷惑、被“法轮大法”所洗脑，终于相信了他的神话：把他看作是通达宇宙、普度众生、拯救人类的救世主，相信只有他才留给人一部上天的梯子，是当今世界唯一能度人的“佛”；相信他为我重新调整了人生，安排了未来；相信他的“法身”无处不在，时时刻刻都在保护着我、考验着我。因而自己也就一步步地变被动为主动，滑进了他精心设置的陷阱。
二、我反复挣扎为啥难以自拔？
政府决定取缔“法轮功”后，我很不理解；特别是从网上看到各地修炼者进京上访的材料后，我受到震动。因此，多次主动到有关部门“上访”，并于1999年7月28日写了“退党声明”。
7月30日学校让我回到了武汉的家。家里人对我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我思想没通，但感情上觉得对不起亲人。更让我感到不安的是，系党委副书记顶着夏日的炎热专程赶到我家，帮我清理思想；同时也带来了我的“退党声明”已为国际互联网所登载的消息，我心里很吃惊。本来，我只是想将国内的情况和自己的看法告诉国外的朋友，没想到会被发表，更没想到由此造成了很坏的政治影响，我当晚急忙让人代我发了电子邮件，撤回了这个“声明”。
8月8日回校后，系里的老师和同学做我的思想工作，我的态度有所松动。但又有同学说，我可能会被学校开除，由此，我产生了破罐子破摔的想法，思想上又有了对立情绪。
8月中旬，经过老师和同学的帮助，我打算不参加“法轮功”有关的活动了，明确在书面材料上表示：“按中央的要求，停止练功活动，上交有关材料。”并要求收回退党声明。
9月2日，我从外地参加一个国际学术会议回来，晚上在一个功友家中进行了交流，又受到了影响，第二天早上又出来练功。随后，又写书面材料说：“我对‘法轮功’的信仰没有一点动摇。”
10月18日，我一方面想为“法轮功”“上访”，一方面又不想给学校添麻烦，就再次写了“退学退党声明”。
10月22日晚，我因为参与组织“法轮功”非法聚集活动，被依法刑事拘留。
从以上事实和过程可以看到，我坚持错误立场，态度十分顽固，思想不断出现反复。为什么会这样呢？原因可从以下几方面剖析：
第一，我为什么会多次拒绝学校老师、同学对我所作的苦口婆心的帮助教育？这是因为，我把老师、同学看成是“常人”，平时我就只愿与功友来往而不愿同“常人”多打交道，何况是情绪对立的现在。按照“法轮功”的歪理邪说，他们来开展帮教活动，是受“魔”的驱使干扰我的修炼，所以我根本就同他们坐不到一起。同时，我早就相信了李洪志在《熔于法中》等经文里所说的，人们日常生活中听到的、看到的“法轮功”以外的东西都不是好的，这些东西会影响修炼。为了不被“毒害”，平时我就尽量不看报纸、电视等，何况是现在；现在我不断受到“法轮功”在互联网上发布的信息的引导，网上说全国各地揭露李洪志的材料都是伪造的；说政府对“法轮功”的处理是“魔”控制“常人”在破坏大法；说电视、报纸在“魔”控制下“充满了业力”，练功的人是不能接触的，听了、看了会产生“思想业力”等等。
第二，“法轮功”是歪理邪说，其中伪科学的、前后矛盾的、不合逻辑的东西很多，明眼人看得一清二楚，但当初为什么我会深信不疑呢？其实，我在练功的过程中也并不是没有产生过怀疑，只不过是由于我接受了李洪志所谓“信则灵”的修炼基本方法，不愿怀疑、不敢“打破沙锅璺到底”罢了。李洪志所教的修炼方法即：绝对盲从，不能去研究，碰到疑问就要“向内找”；问题是出在自身，是因为自己的“思想业力”在作怪，是自己的“层次”不够；唯有一遍遍去读他的书、去提高心性，提高了“层次”自然就会理解了。李洪志说：“你不要用人的思想去想神的事情”，否则你就“永远理解不了”。
第三，我为什么会顽固坚持去“上访”、“护法”，做违法的事？这是因为，李洪志的歪理邪说使我荒唐地认为，中央将“法轮功”定为邪教，是又一场“文化大革命”，是错误的。我在网上看到了宣传外地学员卖了房子辞职来北京“上访”，在街头风餐露宿，甚至因为没钱而捡东西吃的“事迹”，大为感动，并受到“鼓舞”。于是，我自比为张志新，也要去捍卫真理、去“护法”，我当时觉得自己是在为了一个崇高的目标而奉献。这更是因为，我相信了李洪志的“经文”，认为“护法”是“师父”安排的“考试”、“过关”，是提高“层次”达到“圆满”的最好、最后的机会，如不挺身而出，将前功尽弃。同时，我也相信李洪志的“法身”时时都在保护自己，非法聚集也好、进拘留所也好，都不会有什么危险；组织上的宽容和等待，被我当成是李洪志对我的庇护。
第四，我为什么迟迟不愿意站出来揭批李洪志？我今天能站出来揭批，确实经历了激烈甚至痛苦的思想斗争。这主要是因为，一旦相信李洪志是个“神”，就不敢对他有半点不敬，甚至直呼其名都认为是大不恭，整天“老师”长“师父”短的；更不敢站出来“破坏大法”，否则会受到“护法神”和“魔”的惩罚，会“形神全灭”。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顾虑了，比如，怕站出来揭发会被过去的功友称为“叛徒”而无颜面对他们；怕承认自己过去的错误遭同学的嘲笑而丢面子；怕自己转化的情况让报纸、电视公开报道，会成为人们议论的话题，等等。
三、我是怎样从陷阱里爬上来的？
1999年11月19日，学校老师和领导将我从拘留所接了出来。出乎我意料的是，在学校招待所等待我的不是一纸“退学通知书”，而是学校特意从武汉接来憔悴忧郁的母亲和舅舅。学校和亲人们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再一次地想把我从“法轮功”的陷阱里拉出来。
招待所的房间里，专门为我放着各种报纸杂志、电视机、录像机和学校特意从上级有关部门借来的录像带。马上要出差的系党委副书记和系主任赶来给我上了人生信仰问题的一课；系党委书记花了好几天时间，帮我整理出思想上的11个“扣子”，然后与我促膝谈心。随后，又有多位教授、同学轮流来陪我，从思想上帮我揭露“法轮功”的自相矛盾和荒谬本质。母亲和舅舅，一会儿是和风细雨，一会儿是疾风暴雨；一会儿讲亲情，一会儿讲道理；一会儿说过去，一会儿谈希望。11月21日晚上，有生以来，舅舅第一次对我发了火，说：“你不听我们的劝告，我们明天就回家！”不论我嘴上多硬，但每一次谈话，都使我心头“法轮功”的堤坝在一块块坍塌。这天晚上，两种思想的交锋进入了白热化。我想到了自己在拘留所的日子。开始，我曾认为自己又一次为“法轮功”作出了贡献，通过了李洪志对我进行的这场“考试”，我肯定可以上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因此，不仅不害怕，还挺兴奋。但进了拘留所之后，我才发现我失去了自由。刚进去时我绝食。我听信一些“法轮功”练习者说的，由于有李洪志的“法身”保护，不吃不喝也不会渴不会饿，最多可达11天，对身体没有任何损害，而且还会出现突然被放出去的奇迹。但我绝食到第四天就感到又渴又饿而难以忍耐了。我幻想中的依靠“法身保护”、突然获得自由的奇迹并没有出现，于是我对“法轮功”便开始动摇了。应该说，刑事拘留对我是当头一棒。“法轮功”进去容易出来难，对我这样痴迷的练习者来说，这一棒是十分必要的。没有这一棒，很难认真冷静地思考问题。
我尝到了失去自由的滋味。本来，拥有知识，我自由的空间应该更大一些。可现在，为了“法轮功”，为了一个曾信誓旦旦可以用无数的“法身”来保护我、而当我真正需要保护的时候却带着老婆、孩子躲在美国享清福的李洪志，值得吗？我产生了一种上当受骗的感觉。
我想到了拘留所那些年轻的警察们的目光。当这些同龄人知道我是一名即将毕业的博士生时，他们的眼中流露出来的是羡慕的目光；当他们一次次做我的转化工作，而我一次次硬着头皮不认错时，他们的眼中充满了焦虑和惋惜。他们还特别批准学校老师来看望我。从这里，我看到了人民警察的善良和热诚。
我也想到了李洪志的歪理邪说。只要用正常人的思维来思索，只要稍微认真看看李洪志人前一套、人后一套，国内一套、国外一套，政府决定处理“法轮功”问题前一套，决定之后又一套的表演，就不难看清李洪志绝不是什么“大师”，更不是什么能度人进入“天国”的“佛”，充其量是一个看了几本佛教、道教、基督教书的假气功师。“法轮大法”也谈不到什么理论，更没有什么体系，说到底，不过是用现代科学的一些零散知识和宗教派别的一些教义术语，拼凑起来的四不像大杂烩。
我也想到了“法轮功”在网上混淆是非，颠倒黑白的宣传。我曾虔诚地相信“法轮功”网上宣传的真实性，也相信其对政府公布的有关揭露“法轮功”和李洪志本质的材料的歪曲和否定。后来，系里的老师告诉我，中央对各地收集的“法轮功”材料非常认真，要求要确保真实可靠，否则要追究有关领导的责任。我当时很震惊，学校的老师不会骗我，是“法轮功”公布的材料骗了我。我为“法轮功”所做的任何牺牲、任何辩解都是毫无意义的。
我想到了自己的“面子”问题。一个著名学府的博士生，竟然受了“法轮功”的骗，更何况自己还在互联网上发表了退党声明，以后如何见熟人、朋友、同学？但我也想到，关键是自己是不是真的错了。如果错了，早认错比晚认错好，早认错损失比晚认错小。勇于承认错误不也是一个正派青年应该具备的品质吗？
我想到了在我成长的路上，给了我无微不至关怀而且至今仍在关心着我的人们。由于父亲早逝，家庭生活困难，初中毕业后，母亲担心支付不起读大学的费用，便让我参加了市公用局的技校招生考试。一所省重点中学的校长知道这事后，多次到我家，动员我放弃了技校而上了高中，学校决定免收我的学杂费，而且还提供了一定的补助。在高中仅仅上了一年学，班主任又鼓励我参加了少年班的考试，使我提前两年跨入了大学的殿堂。即使是在拘留所里，学校也两次来人看望我，给我送来了衣服和钱。走出拘留所后，学校的老师领着我跑了好几个地方才找到一家满意的理发店，为我理了发，让我整整洁洁站到了母亲和舅舅面前……
如果说“法轮功”学员做好事，为的是上“层次”、得“圆满”，即使是真的，也是追求个人的回报。可这么多人关心我、帮助我，又为了什么呢？不就是为了使我尽早解除精神控制找回自我，恢复到正常人的生活状态中来吗？不就是希望我能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多为民族的振兴出点力吗？我清楚地感受到，所有的人都是在真心地帮助我，没有人会从对我的帮助中直接得什么好处，相反，他们却为我花费了大量的心血和时间，我为之深受感动。我还听说有领导把我比作一台高级“电脑”，说只不过是染上了“病毒”，思想一时“乱了码”；说解决问题的办法是“排病毒”而不是“砸电脑”，“砸电脑”对家庭、学校和社会都是很大的损失，也没有真正解决问题。用心之良苦，何其感人，就是一块石头，也有焐热的时候。我再不迷途知返，对得起谁呢？
一步一步，我走进了悔恨和自责之中。第二天一早，我站在了陪住老师的房门口，说：“我想通了，从今天开始，思想上、行动上与‘法轮功’组织彻底划清界限！”
四、走出陷阱看陷阱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当我陷入“法轮功”的陷阱时，将“法轮功”看作绝对真理，任何对“法轮功”的批判我都听不进。而今走出陷阱，重新用正常人的思维审视“法轮功”和自己的行为，我清楚地看到了“法轮功”的邪教本质，看清了“法轮功”通过这样几个关键环节，诱人踏入陷阱的卑鄙伎俩：
1．“业力”说。这是“法轮功”进行精神控制的鸦片。“业力”作为“法轮功”歪理邪说的基础，贯穿于“法轮功”歪理邪说的始终。练功者一旦相信“业力”的存在，就接受了“轮回转生”、“因果报应”等宿命论观点。“法轮功”宣扬一切灾难、疾病都是由“业力”引起的，只有练功能够“消业”。不是所有练功的人对李洪志的歪理邪说都没有疑问，而是“法轮功”将练功者对它的任何怀疑都说成是“思想业力”，使练功者不敢产生任何否定“法轮功”的想法。
2．“层次”说。“法轮功”反复强调的“层次”，也是引导修炼者一步步上钩的诱饵。“法轮功”通过介绍“不同层次有不同层次的法”，一方面为自己自相矛盾的歪理邪说诡辩，一方面诱导练功者的思维一步步脱离正常人的思维模式，任何对“法轮功”的不理解、批评和揭露都被说成是“低层次”的“常人的观点”。所谓的“层次”决定着学员将来的去处，学员修炼的“层次”越高，将来去的地方越美好；只有到了“高层次”，才能理解“法轮功”的理论，才没有生老病死的痛苦。实质上，李洪志通过这虚无缥缈的“层次”说，让学员为追求“层次”的提高，反复去“学法”“弘法”“护法”，去修炼所谓的心性；让学员对自己的“痴迷”不能觉察，反倒认为自己反常的思想行为是“层次高了”的表现。
3．“学法”说。这是“法轮功”实行精神控制的主要手段。所谓“学法”，就是要练功者认识到自己不是一般的气功练习者，而是“法轮大法”修炼者。因此要以“学法”为主，将全部空闲时间都用来反复阅读“法轮功”的书籍，听“法轮功”的磁带，看“法轮功”的录像；要经常在一起交流心得体会，传播“法轮功”所谓感人的事迹和惊人的奇迹等等。这样，不仅可以大量推销“法轮功”的产品以牟利，更重要的，是使练功者逐渐与周围的人隔开、与社会生活脱离，一步步地走向思想的封闭，失去独立判断是非的能力，成为没有自己思想的躯壳，最后只能视李洪志的经文为圣旨，唯其马首是瞻，任由其役使而肝脑涂地死不足惜。
4．“弘法”说。“弘法”是“法轮功”组织扩张的主要途径。通过集体练功、法会等方式，扩大影响，吸收新学员。李洪志说：“弘法是功德无量的事，可以提高层次。”受此邪说的鼓动，许多人就热心于“弘法”之事，遇有机会便向亲人、朋友、同事等宣传和介绍“法轮功”。“弘法”一般也是每一个辅导员的重要职责，为了能上“层次”，他们即使是无偿地付出了许多时间和精力，也心甘情愿地为“弘法”、为发展“法轮功”的组织去卖命。
5．“护法”说。这是“法轮功”裹胁修炼者为其卖命的指挥棒。所谓“护法”，就是对反对、破坏“法轮功”的人和事进行抵制。1998年5月，围攻北京电视台事件发生后，李洪志就发布“经文”，对怀疑和反对围攻北京电视台的修炼者提出了批评。其后“护法”活动愈演愈烈，终于酿成了非法聚集围攻中南海的事件。政府决定取缔“法轮功”后，不少修炼者认为，这是李洪志安排的又一次“考试”，因而有的主动进京“上访”，甚至还有的主动要求进看守所，成了“法轮功”险恶政治阴谋的牺牲品。
6．“圆满”说。这是“法轮功”对修炼者的最大欺骗。“法轮功”许诺：只要通过了李洪志安排的“考验”，就能不断提高“层次”，就能“圆满”。所谓“圆满”，就是要人们放弃现实的、尘世的执著心，去追求虚幻的“天国”的幸福。修炼者对这个所谓的“圆满”孜孜以求，其要害是能改变修炼者的生死观。修炼者中了“法轮功”所谓“圆满”的邪，就相信“死后会上天国”，死亡只不过是“抛弃了一个肉身”而已，结果就不会像普通人那样珍惜宝贵的生命。“法轮功”也曾许诺：一个人在修炼前或修炼中所欠的许多东西，例如对家人的淡漠、伤害过他人等，都可以用将来“圆满”之后的福分予以回报。“法轮功”开出的这张空头支票，诱使许多修炼者为修炼而绝了亲情、友情；更有甚者，还曾“放心大胆”地去伤害他人而无半点的不忍和惭愧。
李洪志设置陷阱的阴谋和我滑入陷阱的教训，给了我很大的启迪：现代科学研究的深入和日益细密的分工，使我这样的知识分子，学习和研究的往往只是整个科学领域中的一个分支，知识面不宽。这就更为迫切地需要用先进的思想理论从宏观上把握自己的研究对象，正确看待社会发展中的各种矛盾和问题。否则，不仅难以置身科学活动的前沿，而且会在社会生活中遭受挫折。我的教训再一次证明：一个拥有较多自然科学知识的人，并不等于有了正确的科学观，更不等于有了科学的世界观。李洪志的歪理邪说，许多地方明显违背自然科学的基本常识，我这个研究自然科学的博士生为什么却会将它看作“超常科学”？为什么会将李洪志搞的现代迷信当成科学的“未知领域”？为什么不仅不能用科学知识揭穿“法轮功”反科学的本质，而且居然相信只有提高了“层次”才能理解“法轮功”所谓的“超常科学”？就是因为我缺少正确的科学观，缺少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常识。
我是在改革开放年代成长起来的一代，在思想解放的春天，看到的和听到的，多是对党所犯极左错误的批判和反思。而对于党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带领全国人民战胜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伟大历史功绩却知之甚少；对于旧中国饱受列强欺凌的历史知之甚少；对于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国家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缺少真切的历史性感受。我的教训就在于：只看到我们国家同发达国家的差距，没有看到我们基础差、底子薄的国情，没有充分认识到新中国成立5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20年来翻天覆地的变化；只看到现实生活中存在的各种困难和问题，没有看到党和政府为解决这些困难和问题所采取的切实可行的措施和进行的卓有成效的工作，没有或没有充分看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正是在不断地解决这些问题、克服这些困难中前进的。因而，缺少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政治敏感性；在党同“法轮功”组织的严肃斗争中，不仅不能自觉服从党的决定，坚定跟党走，反而站错了队，差一点成为“法轮功”组织的牺牲品。
一个正在阔步走向世界的伟大民族，应该具有吸收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化成果的能力。但这绝不等于这个民族的每个成员，与生俱来都有这种能力。我的教训就在于：不论是对西方的思想文化，还是对我国古代的思想文化，都没有经过自己的消化吸收，而是一知半解，囫囵吞枣。在反映西方价值观、人生观和民主、自由观以及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影片、电视的反复轰炸中，我渐渐崇拜“好莱坞”式的“英雄”，受到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侵蚀，以至于被“法轮功”钻了空子，自己对于国家、对于民族应该承担的责任和义务被淡忘了，只想着个人的“圆满”，成为逃避现实，追求个人利益的极端个人主义者。我上“法轮功”的当，与我年轻、幼稚有关系；与西方思想文化长期潜移默化的影响有关系；与以西方文化作标准衡量现实而日积月累起来的对现实的不满意大有关系。“法轮功”问题只是这种“潜移默化”和“日积月累”的爆发。如果不是在“法轮功”问题上爆发，在别的时候、在别的问题上也会爆发。
解脱了精神控制，我感到无比的轻松。噩梦警醒，决心已定：今后要加强政治理论学习，努力学会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问题，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做一名既有专业科学知识又有政治头脑的、合格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
《人民日报》 (2000年01月04日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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