悟者自述
——原法轮功练习者的心里话（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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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承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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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李承善，今年63岁，是宜春市军干所的退休干部。我是1996年4月开始练“法轮功”的，先后当过练功点的辅导员、辅导站的辅导员。几年来，我的行为在客观上给党、给社会造成了不良的政治影响。经过组织上深入细致地帮助教育，现在我已与“法轮功”彻底决裂。虽然我在“法轮功”这个陷阱中陷得不是很深，但现在回想起来，我的心头仍然震颤不已。我把这段经历写下来，目的是要警醒教育那些至今仍对“法轮功”执迷不悟的人。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成了“法轮功”的俘虏
1996年4月初的一天，我和老伴到一位退休的老朋友家串门，闲谈中，这位朋友的家属向我们介绍，说有一种“功”，对祛病强身很有效。我的身体还算可以，但老伴却从头到“尾”都是病，神经官能症、内风湿、气血双亏等等，而且从南到北到处治疗，见效都不明显。老伴听说这个“功”祛病效果好，很感兴趣。4月22日，我和老伴按照事先的约定，来到江特公司四楼看录相，这才知道是李洪志的“法轮功”，我听到有“宇宙”、“轮回”什么的，感觉李洪志讲得比较玄，同时我又觉得有点道理，哲学里面不也有“宇宙”之类的说法么？现在回想起来是多么幼稚可笑！当晚就留下来学了一些动作。第二天又去看了录相，学了动作，到第四天，李洪志讲到“真、善、忍”，我觉得很对我的口味，特别是谈到修炼者不能抽烟喝酒，更击中了我的要害，我曾多次戒烟未果，这次看完录相后竟鬼使神差地将一包仅抽几支的“三五”丢到了马路边上！打这以后，我就每天到市政府院内的练功点练功，老伴由于行动不便，就在家里练。练功后我戒掉了烟酒，坚持晨练、晚练，饮食起居也更有规律，身体状况渐渐有所好转，我们错误地认为是“法轮大法”起了作用。而事实上，这只是戒掉了烟酒，坚持锻炼的结果。我是个闲不住的人，比如练功点要接个电源什么的，我会自告奋勇地自己掏钱买电线、插座并动手接好，电视机坏了，我会拿去修理，练功点上没有相机，我就自己花1000多元买了一台供练功点上用，加上我当过原宜春县的武装部长（副县级），三个月后，功友们推选我当了练功点的辅导员。主要是负责召集学习、练功、复印、分发材料等。由于我工作比较“积极”，1998年6月，我又被“提拔”为辅导站的辅导员，分管南门片的6个练功点。去年元月还负责整个辅导站的材料管理。这样一来，组织开会、练功、学习、召集大练功，解决有关问题，收发材料，上传下达等活动，我都参加过，就这样，从“一不小心”滑入“法轮功”的陷阱，到逐步被“法轮功”彻底俘虏。
一次解脱的机会，我没有很好的把握
1999年“4-25”事件以后，我感到政府对“法轮功”的问题可能会“有行动”了，因为公安部门对练功有所限制，但那时不十分明显。所以我抱着侥幸心理，仍然在练“法轮功”。一天，市公安局的老谢同志找我谈话，说“法轮功”可能是不能练下去了，当时我想不通：练功又不犯法，不反党，为什么要限制呢？5月17日，市委召开处理“法轮功”问题紧急会议，市委程书记、闵副书记作了重要讲话，明确规定“四种人”不准练“法轮功”，这时，我才感到“法轮功”不是小问题，但问题在哪里还搞不清楚，自己也没去细想，总觉得只要自己练功不反党，不反社会主义就不要紧，自己出发点是“祛病强身”，也就“无所谓”。所以尽管第二天我主动上交了一部分“法轮功”的书籍资料，但思想还是没想通，打算继续练功。而老伴因为不在“四种人”之列，也就没有劝她交书，仍由她在家中习练。当时我的想法是：第一，政府只规定“四种人”不准练“法轮功”，“四种人”之外的人应当还可以练，也就是说“法轮功”仍然有其生存的“市场”。第二，说实在的，我退休前不管在哪个单位工作都属于一种比较要强的人，对任何一种事情不做则罢，要做就要做好，对练“法轮功”也是这样，前前后后练了三年多，对“法轮功”还是有点感情，叫我一下子停下来，总觉得不习惯。第三，我大小也是个副县级退休干部，平时在功友中说话也是“算数”的，人家都很尊敬我，拥护我，我现在这样一走了之，功友们会怎么说，不骂我才怪呢！当时没有想到党和政府在处理“法轮功”的问题上是先教育挽救一大批人，然后分阶段逐步把顽固分子孤立起来；没有站在全局的高度考虑问题，仅想到自己是个人练功，只要不反党没啥了不起；没有想到这样做在无形中起了一个“示范”作用，促使部分“法轮功”练习者继续练了下去。这说明，我看问题仅看表面，没有认清本质。总认为问题不会太严重，以为党和政府是“一阵风”式的搞运动，风头过后“法轮功”还可以继续练，把党和政府的教育挽救误认为是“留有余地”。在十分关键的岔路口上，我没有回到党和政府给我指明的光明大道上来。
7月21日，宜春辅导站的一位副站长叫我到她家开会，共有7人参加，会议由这位副站长主持。有人说南昌来了“经文”，大意是：“法轮大法”遭此劫难，再不站出来就不是我的弟子，于是我们一起商讨怎么办。会议乱糟糟的开了一阵，有人主张去南昌上访，有人主张去北京，还有人主张到地委行署去静座。这时我感到“法轮功”有些不对头了，这不是搞政治么？与书上和“师傅”说的“不参与政治”明显自相矛盾呀？所以我说不能到地委行署去，因为政府当时并没有明文规定“法轮功”是非法的，我们没有理由去。当有人提到坐火车还是坐汽车去南昌时，我没有劝说、制止，而是说，要去就光明正大坐火车去！要不是有关部门信息灵通，迅速制止，让“法轮功”练习者组织串联起来去了南昌，那该会造成多么恶劣的影响啊！
一次十分惨痛的教训，使我认识到“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并非虚言
7月21日下午，我被安排参加“两规”、“两指”学习。在学习期间，我认真收看了中央电视台关于“法轮功”的重要新闻，“法轮功”和李洪志其人其事的真像披露出来时，我大吃一惊，以前曾对“法轮功”有过怀疑，但我绝没想到问题有如此严重！后来在电视上看到，北京的纪烈武亲口对记者说，“4．25”之前是自己去机场接了“师傅”，我更加彻底醒悟：原来，“4．25”事件是李洪志一手策划的，奉若神明的“师傅”竟然是一个这样的人！随着学习时间的增加和学习内容的深入，我开始写反省材料，写思想认识，而且随着学习的深入，认识也更深刻，我庆幸自己在党和政府的及时挽救帮助下，从悬崖上勒住了马。后一阶段，我严格按上级规定学习《党章》，学习江泽民同志的重要讲话，集中时间和精力反省，思考自己身为一名有几十年党龄的老党员，为什么差点在晚年跌“大跟头”呢？通过一段时间的认真思索，终于找到了根源。
一是相信“业力说”，做了“真善忍”的精神奴隶，可以说，我最初相信“法轮功”，还是被它的“真善忍”所迷惑的。人都有向善的本性，况且象我们这些在世上饱经苍桑，步入晚年的耄耋之人，别无它求，只求身体健康，与世无争，过一种相对“清淡平静”的生活，而“法轮功”正是利用人们的这种心理，所以，只要有一点点“药引”（对于我来说就是“戒烟”），就能使人们心甘情愿地去吞自己不知不觉地酿成的苦酒，而一旦上了其“贼船“，随之而来的"业力说"会让你无所适从，不知所措，大多数练功者都被“业力说"搅得心神不宁，既迷惑又惧怕，既不敢出来唱反调又不敢悄悄退出，就是在这样一种十分矛盾复杂的心态中被"法轮功"牵着鼻子走。
二是自我封闭，几乎处于与世隔绝状态。练功后，每天接触的大多是功友，谈的是“法轮功”，写的是“法轮功”，讨论、研究的还是“法轮功”，早晨要练功，白天要“弘法”，晚上又要练功，生活基本上被“法轮功”所占据，很少看电视、读书、看报纸，时间一长，对外界新鲜的东西和与“法轮功”有抵触的言论自然听不进去，看不习惯，从而陷入一种莫明其妙的“氛围”，在这种氛围当中，看到的、听到的都是“法轮功”如何如何好，比如我就听一名功友说，他患了肺癌，医院诊断说只能活6个月，但他练了“法轮功”后竟2年多平安无事！功友们都“信其有”，我作为一名辅导员，怎么会“信其无”呢？而且也不敢“信其无”，因为按《法轮功》所说，你怀疑它，就是有“思想业力”，就不配做“法轮功”弟子。更可悲的是，还认为自己是在积极行善，普渡众生。
三是自认为革命几十年，受党教育多年，部队里扛过枪，地方上当过“长”，风风雨雨，啥世面都见过，啥东西都懂一些，不至于出问题，至少辨别美丑真假的本事还是有的，可问题偏偏出在这里，确实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比如一听到“法轮功”里也有“宇宙”学说，就认为它是与哲学和唯物主义沾边；一想到“法轮功”讲“真善忍”，就想让自己比别人“高尚”一些；一谈到“法轮功”能祛病强身，就不管三七二十一，糊里糊涂地练起来。正是因为我放松了对世界观的改造，缺少正确的世界观，缺乏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常识，没有坚信“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的道理，才被“法轮功”拖下水。
一种发自内心的感激：是党和政府及时挽救了我，使我从“法轮功”的桎梏中挣脱出来
我能够在思想上、组织上、行动上彻底与“法轮功”决裂，重新找回自我，过上正常人的生活，主要是党的温暖，领导的关心，组织的帮助和有关部门的努力。
7月21日，正当“法轮功”练习者“蠢蠢欲动”时候，市委市政府及时作出决定，把我和几名“法轮功”骨干人员依法实行封闭或强化学习，切断“法轮功”练习者相互之间的联系，使“法轮功”在宜春“群龙无首”；对极少数顽固不化的积极分子依法实行拘留，彻底断绝了他们对“法轮功”的最后一点“希望”；学习期间，市委、市政府的领导反复多次找我谈话谈心，他们给我谈人生、谈理想、谈信仰、谈科学，从思想上帮助我揭露“法轮功”的自相矛盾和荒谬本质；在我思想上有疙瘩未解开时，他们就象对待自己的亲人一样，和风细雨地讲道理，不厌其烦地摆事实，而且自始至终是以一种平和的口吻，绝无半点“居高临下”或以领导自居的感觉，这使我首先在思想上获得了一种平衡。7月26日晚上11点多钟，市委闵副书记敲开我家的门，再一次来看望我，使我十分感动。各级领导对我的态度使我切身体会到，党和政府并没有因为我犯了错误而歧视我、冷落我；并没有因为我的思想感情一时转不过弯来而急躁、气馁，而是抱定长期工作的打算，持之以恒，耐心细致，不把我从“法轮功”的陷阱中彻底拉出来决不罢休，这让我从内心感到温暖。
在我感到精神空虚，无所适从时，是单位领导找到我，借给我一些健康向上的书籍，陪我一同锻炼身体，过问、关心我老俩口的身体健康甚至饮食起居。从参加学习回家的第二天，我即主动把老伴有关“法轮功”的书籍磁带，捆成两大袋上交给市有关部门。如今我和老伴都能安心在家安享晚年，我们看的是《老年退休生活百科》丛书，练的是太极拳，学的是《邓小平文选》，我还每天坚持骑自行车绕城一圈（10公里）锻炼身体，切身感到效果比修炼“法轮功”好得多。
我还要感谢市公安局的老谢同志，一年多来，他成了我家的常客，为了使我早日转化，他绞尽脑汁和我拉家常，套近乎。当效果不明显时，他的眼里充满了期盼和焦虑；为了在理论上驳倒我，他硬是自己先读了几篇《转法轮》！
为了使我脱离“法轮功”后不至于出现反复，市委还制订了相应的“跟踪回访”制度，在我遇到困难和问题时，有人帮我解决；在我思想上出现徬徨迷惑时，有人帮我指点迷津；在我被功友们骂为“叛徒”时， 领导和同志们又鼓励我顶住压力，同“法轮功”斗争到底。正因为有了市委、市政府领导对我的关心和爱护，有了许多老朋友和老同事的帮助和教育，我才在较短的时间里彻底地脱离了邪教组织“法轮功”，“7-22”以后，我积极提供有关信息，为制止宜春“法轮功”习练者赴昌上访起到了一些作用。
噩梦醒来是早晨。今后，我决心加强政治理论学习，努力学会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分析问题，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让“法轮功”之类的一切歪理邪说在我面前永远碰壁。（人民日报网络版北京7月21日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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