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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页 > 中 国 > 要 闻 2000年10月06日 22:48

孔汉思说罗马教廷把宗教事务变得越来越政治化

    人民网北京10月6日专电 孔汉思(Hans Kung,又译“汉斯、昆”),1928年生于瑞士,现任德国杜宾根大学神学教授、基督教研究所所长。主要著作有:《基督教和世界宗教》、《神存在吗?》、《中国宗教与基督教》、《当基督徒》等。自1979年以后多次来中国访问讲学,他是宗教对话的倡导者,曾为1993年在芝加哥召开的世界宗教议会大会上达成的《走向全球伦理宣言》撰稿。他把宗教对话与世界和平联系在一起,提出了著名的论断:没有宗教之间的和平就没有世界和平,没有宗教间的理解就没有宗教间的和平。他是一位国际上著名的天主教学者。
    今年9月,孔汉思教授应中国人民大学基督教文化研究所的邀请来华讲学,9月23日,孔汉思教授在下榻的北京国际俱乐部饭店接受了《中国宗教》记者的专访。

    问:您多次来过中国,在世界伦理、宗教对话的理论和实践方面都有非常高的造诣,在中国和世界的学术界、宗教界非常有名气。我们今天非常荣幸能有机会与您探讨一些问题。宗教对话,在国际上是一个热门话题,在中国的讨论也非常多,是您把宗教对话与世界和平联系在一起。在本世纪末,宗教冲突此起彼伏,特别是亨廷顿也提出了文明冲突论,我们想问您所提出的宗教对话在下一个世纪的可能性,以及它对于宗教间和平和世界和平的意义。

    答:宗教可以被人在好的方面应用,也可以被人在坏的方面应用。宗教是人心灵深处的一种东西,它与人的深层情感有一种关联,所以特别重要。受宗教鼓舞的这些人有一种献身精神,甚至完全牺牲自己在所不惜。这种献身精神可以从好的方面去运用,也可以从坏的方面去运用。从坏的方面去运用,可以举出好多例子,当然也有好的例子,如南非种族歧视被结束,在相当程度上与宗教的作用是有关的。早在亨廷顿发表文明冲突论10年以前,我就提出了另一立场,即没有宗教的和平就没有世界的和平,没有宗教的对话就没有宗教的和平。亨廷顿的观点是很荒谬的,好像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一定要有冲突,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一定要有冲突,其实,不同文化之间是可以和平共处的,和平的前提是对话。

    问:从中国近代史来看,西方基督教、天主教传入中国,是与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侵略中国紧密相联的。在这个过程中,许多传教士起了不好的作用。您怎么看待传教士在中国近代史上的作用?

    答:确实,近代史上,基督教传教士与军事的力量有时候是关联在一起的,特别是在中国。这与当时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有关系,这是很不幸的,但这是事实。否认这一点是很荒谬的。

    问:与这个问题有关的,您可能知道,最近罗马教皇要册封120个圣人,其中有80多个是在1900年义和团运动中致命的传教士和教徒,在被封圣的人当中,有一些人在中国干了坏事,是有劣迹的,而且梵蒂冈选择在中国的国庆日举行封圣仪式,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答:作为一个天主教的神学家,如果在北京对梵蒂冈的作法作评价,是非常困难的,也是非常复杂的一件事。可能会被人看成是在一个共产党的国家被召来做这样一件事。但是,我又是一个独立的学者,我会在北京和梵蒂冈说同样的话。我一直觉得非常疑惑,为什么罗马教廷把这种宗教事务变得越来越政治化。我宁愿没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历史上,政治化的例子很多,如非常开放的约翰二十三世和非常保守反动的庇护九世在同一个仪式上被封圣,这种做法是非常矛盾的。为了了解传教士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还要考虑义和团的例子。事实上,义和团最开始不是反传教士的,到义和团运动第三阶段才反对传教士。这说明了一个问题,在19世纪的后半叶,传教士越来越多地涉及到西方列强的活动中,即传教士与中国社会前后期关系的变化。罗马教廷方面应该考虑两个问题,一个是传教士的问题;一个是所谓基督教国家列强干涉的问题。实际上,在义和团运动中,被中国人反对的并不是真正的基督徒,而是完全政治化的西方列强。所以我认为,梵蒂冈方面不应把这些传教士神化。

    问:近年来,中梵双方开始有所接触,而在这个过程中,梵蒂冈突然提出将封圣120个人,这其中有一些人是有劣迹的,而且封圣活动选在了10月1日举行,这对将来的中梵关系会产生什么影响?

    答:西方对中国1949年以后的成就应该给予肯定,中国社会实际上在前进,罗马教廷应该认识到这一点。中国要求教会实行三自:我觉得很好,没什么问题,这也是许多天主教国家的共同要求,不会损害中国与梵蒂冈的关系。事实,自圣没有问题,我们教区的主教就不是梵蒂冈任命的,而是选出来的。自圣在天主教国家里是很普遍的,很多主教都是自选自圣的,这已成为世界的一种趋势,在自己的国家里选自己的主教。如维也纳、科隆等地主教都是自选的,教廷也承认。如果是在中国自选主教,完全是可能的,不应该成为问题。当然,关于政府和主教任命间的关系问题,在德国和瑞士,政府可以对主教候选人表示意见,但不能直接干涉。最后还是由教会内部来决定。政府对候选人表态,一定有重要原因,政府可以否决,但不等于政府可以任命,这是需要特别强调的。我对中梵关系很关心,但中梵关系的进展,双方对话的基础应该是真理。

    问:国际上对梵蒂冈的管理体制的批评很多,特别是您对教皇永无谬论的信条提出了质疑。在现代社会日益发展、日益多元化的情况下,教皇这种体制有没有可能随着时代的发展而进行改革,以适应社会。如梵二会议就有许多改革内容。

    答:梵二会议的目的是促动一种凡是的转换,而原来的梵蒂冈错过了这种凡是的转换。罗马天主教会传统的最重要基点是十一世纪格列高利的宗教改革,在改革前本没有教权等问题。此后罗马天主教传统受到两个挑战,一是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一是启蒙运动。罗马天主教会一直坚持对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包括法国大革命持批评态度。所以在梵蒂冈大公会议以前,罗马天主教会遇到越来越多的困难,直到梵二会议,罗马天主教才向世界打开它的窗户。梵二会议确认了许多宗教改革者的意见,比如确认了地方教会的自主权,确认了教会仪式的本地化,用本土语言,而不是拉丁语进行教会活动等。这些都是宗教改革者的意见。梵二会议也确认了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的关于现代社会的许多原则,尤其是民主、宗教信仰自由、人权等项内容。同时也确认了基督教教会内部的人道主义原则,接受了不同的信仰,包括犹太教、伊斯兰教,也包括东方的一些宗教传统,也向世俗社会打开了门窗,接受了现代化的成果,如达尔文的进化论等。在梵二会议上,大多数人都持这种进步的观点,但还有一些人实际上持否定态度,所以你会发现,在梵二会议的文件中,有许多东西是两者的产物,两种不同的观点都有。所以一直有人希望重新获得教会的权力,重新去控制其他的地方教会。约翰二十三世去世以后,保罗六世在很长时间举棋不定,不知该倾向哪一方,而保罗二世是倾向比较保守一方的。

    问:在与中国不断接触的20多年中,您感觉中国宗教有什么变化?

    答:变化很大,很明显,而且不仅在宗教问题上,各方面变化都很大。我第一次来中国时(1979年),在北大讲课,发现所有的人都很胆怯,没有什么特别积极的回应,甚至问到关于儒学的问题时,中国人都不太愿意说。而现在已没有什么问题,可以开放地讨论。

    问:作为一位国际上天主教的著名学者,您对中国宗教界有什么话要说?

    答:如果可以对基督教会说些话,我要这么说:希望他们能促进自身的团结。中国基督教会的团结是由政府来促使的,这其实也不是坏事,如果他们真的能相互合作,对基督教的发展,对双方的合作都是有好处的。希望他们能真正发展一种团结。
    如果对中国各个宗教说些话,我要这么说:在各种不同宗教中,有一个独一的宗教是不可能的,用一种宗教的价值统一所有宗教是不可能的。但是,在各种不同的宗教中,能够合一的就是和平,就是宗教的和平。现代社会中,没有一种宗教希望能够统辖其他宗教,包括梵蒂冈,现在已不可能变成一种至高的宗教。高踞其他宗教之上。在不同宗教之间,第一步是互相了解,第二步应该是寻找共同的一些准则、价值,第三步就是彼此合作,接下来就是能够造福全人类。尽管教义不同,但不同的宗教应该都能够找到共同的价值、共同的伦理、共同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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