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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12月29日17:04

调查在朝鲜和中国的细菌战事实国际科学委员会报告书(之七)
    


    (十二)空投下来的生物在地面上分布的情况。
    凡阅读本报告的附件及布拉格文件的,可以看到许多人证时时讲到昆虫密集地区是圆形的,而以传单弹的碎片为中心。这可说是在空中爆炸或容器开放的地点,以此为中心,越近中心就越密集,分布得很有规律。
    除上述这些案例之外,本委员会尚注意到颇有兴趣的二件投下的物体在地面分布情形的案例。在一案例中(ISSC/5,附件二十七、二十八),羽毛在落地以后,徐徐为风吹开,形成一个三角形的地带,长约3/4公里,宽不到1/3公里(最宽处)。这地带是逐渐延长,逐渐扩大。虽然没有找到容器或碎片,炸弹大概是蛋壳形的。在另一案例中(ISCK/3,附件二十、二十一),在一个无树木的小山的山坡发现大量的人蚤,分布的地区为椭圆形,大约30×10公尺,最高密度是在椭圆形二个中心之一。从这种情形,可推断人蚤是由某一种容器投下,可能是带有降落伞的容器,这容器是沿着椭圆形的长轴而行的。
            被俘获的特务们的供词
    朝鲜当局告诉委员会,自战事发生以来,即有特务被派入朝鲜北部,希图刺探有关细菌战的病疫流行的情况,报告回去。这些特务有许多已被俘获了,他们的招供,大大地揭露了美国的特务组织以及这个组织叫他们做的工作。有几个特务的资料已经公布过了,例如文件SIA/7是关于一个中国籍和一个朝鲜籍特务的详细资料。
    委员会的委员们在平壤有机会与这些特务中的一人作了长时间的谈话(附件三十六)。这个青年未曾读完书就在一九四五年参加了南朝鲜政府的"青年组织",当美军最后撤退时,他随着美军撤退。他之所以反对北朝鲜,其动机是个人的小利益,而不是政治信仰。
    他因无法生活,乃参加美军辅助特务队。他讲述他于一九五一年十二月至一九五二年三月间在汉城一个名叫"K.L.O."的组织受政治的、军事的和卫生的训练(附件三十六)。在那里,教他收集情报的技术。正在这个期间,细菌战发生了。约自二月初起,给他打了很多的免疫针,虽然没有告诉他注射的是什么。直到他被派出的前夕,他没有和外国军官接触过,但最后的指示是由一个美国少校通过翻译告诉他的。指示他在什么地区中活动,并且详细告诉他美军所要知道的是些什么病(伤寒、鼠疫、霍乱、脑炎、痢疾和天花)的情报。又告诉他北朝鲜统计资料的编制方法,叫他如有可能,就与政府的卫生机关及其他机关接触,以取得情报,如必要时也不惜进行偷窃。又告诉他要极端注意饮食,不要在撒布过昆虫的地方过夜,并且不要喝未煮沸的水。还说,朝鲜北部是到处都流行着疫病,不过他打过的注射针会给他很大的保护。
    这个证人,依照着指示,于三月二十九日越境进入北朝鲜,他跟一个无线电报收发员一同工作,直至五月二十日他被捕为止。在回答审问时,他相当缄默,也许是为了庇护其同伴。他说,他希图与北朝鲜的卫生人员接近,但没有多大成功,因之送往美军总部的情报极少,几乎是没有。
    这个证人说,在他非法进入北朝鲜以前,并没有告诉他细菌战正在进行。他只听说在北方有很多流行病,并且听说在朝鲜南方的军队"正在使用最新式的科学武器,结果良好"。他看了布告,才知道有细菌战。
    委员会全体一致认为从这个证人的举止和他关于他的任务与他所得的指示的证辞,可看出其具有真实性,他完全没有受到任何压迫,不论是肉体的或精神的压迫。此外,从他的表现,就看出他是一个唯利是图的人。委员会认为遣送调查疫情的特务越境是不难置信的事。委员会认为这个特务的任务是供给细菌战的效果的情报。这个结论只是在控诉美军罪行的已集积起来的大量证据上又增添了证据。
            美国空军俘虏的供词
    一九五二年一月十三日,美国空军的一架B-26轰炸机在朝鲜安州上空被击落。五月五日,领航员伊纳克及驾驶员奎恩作了很长的声明,供认他们参加细菌战。他们的供词,已由北京向全世界公布。这两篇文件,分别见于布拉格印行的小册子(SIA/14和15)中,并且有原稿的影印本。有关部分,已列入附录。虽然后来的几次询问并没有增加许多技术上与科学上的证据,但文件SIA/17及18仍应参考(附件三十七、三十八)。
    这两个空军人员的供词的要点是什么?第一、这两个军官都曾在日本及朝鲜听了细菌战方法的秘密讲演。他们被迫去听的这两个报告,包含着极秘密的内容,它讲到如何直接投掷或喷射细菌,使用昆虫来传播疾病(机械地传播或生物学地传播),使用带有降落伞的容器投掷下来的鼠类,使用有毒食物,和使用带菌炮弹。讲到了各种容器或"炸弹",并画出其样子来。讲到了投掷的正确高度和航空速度。在奎恩中尉听的讲演里面,特别重要的内容有:(1)"几乎任何昆虫都可用来散布疾病"(即机械的传播);(2)"可以投掷鼠类,虽然不一定需要";(3)准备用大脑炎,"因为它没有可靠的治疗方法"。
    第二、这两个军官都接到进行细菌战飞行的命令,虽然他们内心极不愿意,但还是执行了飞行任务。所用的特别炸弹,有各种特征,而且往往由卫兵看守,不让驾驶员走近去检查。在一次报告中,讲解了何种飞机最适于投掷何种容器。据这两个空军人员所知,他们的同伴,有许多人也参与了进行细菌战的飞行,而且他们由后来的谈话,知道空军人员受过细菌战训练的人数很多(SIA/17)。伊纳克中尉,在接受飞行命令时携带的被称为"细菌弹",奎恩中尉在接受飞行命令时携带的则被称为"不爆炸的炸弹",但叫他们报告飞行结果时,都只准用"不爆炸的炸弹"的名称。
    无可怀疑地,这两篇供词对于西方国家会发生很大的影响。但那些不愿意相信的人们,想借口说这些供词是用肉体或精神的磨难取得的,说只有两个人出来供认,说也许根本就没有那两个人,供词全部是伪造的;--想用这些借口来抹杀这些供词。但是企图在奎恩中尉的供词中找出矛盾,却找不到(SIA/16)。
    在这种情况下,委员会能在朝鲜某地,与上述的二人及另外两个战俘奥尼尔中尉及克尼斯中尉会晤,是极重要的(附件三十九、四十)。奥尼尔与克尼斯的供词更长而且更详细。委员会看见这四个美国空军人员时,觉得他们是看到了美国生活的剖面:一个是头脑冷静的电机工程师,一个是中等阶级的商人,一个是青年的化学家,还有一个是农家出身的身体强壮的钢铁工人。委员会有机会在自由谈话的环境中与这四个人晤谈良久。委员会的委员们不约而同地认为对这几个战俘并没有施用肉体或精神上的压力,强迫他们发表声明。他们发表声明,都是出于自愿的。俘获他们的中国人和朝鲜人长期的友善的待遇,使他们认识他们对全人类的责任,应该胜过他们对于揭露自己政府的军事秘密的顾虑。委员会和这几个空军人员的谈话,大部分是采用问答方式,但是每个空军人员在开始谈话时都先发表一个声明,其内容与他的书面供词相符,最后则郑重表示他的信念是他的良心所驱使的。
    他们的声明(ISCK/4及5)和包含这次晤谈主要内容的述评,既然都列为附件(附件三十九、四十、四十一),在这里就不需要多讲了。但从他们的书面声明和对问题的回答,已可以了解美国空军在一九五一年末和一九五二年初是在做些什么。这可以从下表看出来:
    一九五一年六月--克尼斯在美国听劳瑞讲演,他讲细菌战,说因为敌人可能使用细菌战。
    八月二十五日--伊纳克在日本听威尔逊讲演,他说美国没有进行细菌战的计划,但是敌人可能用它。
    十月--伊纳克在朝鲜听伯郎宁的细菌战讲演,声明与上同。
    十二月一日--奥尼尔在美国听威廉讲演,未肯定说美国是否将用细菌战。
    十二月--伊纳克在朝鲜又听伯郎宁细菌战讲演,声明与以前相同。
    十二月十八日--奎恩在朝鲜听艾世福克讲演,他说必须准备细菌战,敌人可能用它。
    一九五二年一月三日--奎恩第一次飞行投掷细菌弹,下令时和报告时,都说"不爆炸的炸弹",但他从其他的情况,已知道这种"不爆炸的炸弹"是什么东西。
    一月六日--伊纳克第一次飞行投掷细菌弹,下令时说"细菌弹",报告时说"不爆炸的炸弹"。
    一月二十二日--奥尼尔在朝鲜听麦克拉格林讲演,他肯定地说将使用细菌战。
    二月十五日--奥尼尔第一次飞行投掷细菌弹,下令时说"细菌弹",报告时说"空中爆炸的定时炸弹"。
    二月十八日--奥尼尔看到了特制的飞机使用喷雾法散布细菌的证据。
    二月二十二日--克尼斯在美国听何礼门讲演,他明白否认使用细菌战,但承认美国拥有细菌武器。
    三月二十一日--克尼斯在朝鲜听麦克拉格林讲演,他肯定说细菌战已自一月一日开始进行,明白说美国政府将尽可能继续否认。
    三月二十七日--克尼斯第一次飞行投掷细菌弹,下令时说是"压制高射炮的炸弹",报告时说"轰炸结果未观察"。
    从上列的事实,不能不得到这结论,即:对朝鲜和中国进行细菌战的命令一定是在一九五一年末发出的,事先叫空军人员听了谨慎的报道性的讲演,使他们有进行细菌战的准备,而不告知他们究竟要做什么,甚至一九五二年一月之后,直到他们实际到达朝鲜之时都是如此。在美国和日本的基地时,说细菌战是理论性的和纯粹防卫性的事情;可是到了朝鲜基地,驾驶员们很惊异地发现在他们到达几个星期或几个月前,细菌战已经开始了。这些航空员没有忽视这个事实,即:这个总的命令一定是在开城停战谈判期间发出的。
    此外,分开听取的各个空军人员的证词,有几点很有兴趣。值得注意的是:他们中间从来没有一个人受过有关战争公约和公认惯例的教育,如禁止枪杀俘虏,他们在其军队手册中也没有看见过这一类的规章,更没有听说过有某种战争方法是非法的,至少是被一些国家认为是非法的。他们的证词都一致表示进行细菌战的命令对其同伴的斗志发生极坏的影响。他们之中,有许多人对于被驱使在朝鲜屠杀朝鲜平民已极憎恨,细菌战的命令更使他们忍受不住了(附件四十一)。他们被俘放下武器后,朝鲜人和中国人待他们极友善,不再把他们看做敌人,他们转变态度是可以理解的。
    这几个军官对于细菌容器的种类知道的不多,这并不足为奇,因为他们都是领航员和驾驶员,军械人员的知识不会告诉他们,他们也只能揣测细菌武器的来源,有些人认为可能来自日本,这一点很重要。
    总之,经过多次的会谈及个人接触,委员会有充足的理由相信这几个士官是诚实而公正的。他们显得很正常和很健康,他们说话很自然,与其他在场的人同样的抽烟和喝茶。委员会再一次肯定地认为这些空军人员并未受到任何肉体和精神上的压力,而他们受到的待遇完全表示了中国人的最高贵的传统的人道主义。所以委员会认为空军们的证据是真实的和确凿的。这些证据在许多方面都使从现场考察而得的具有高度科学性和客观的证据更加充实。
            新中国的卫生
    委员会对于中国人民现在的卫生情况以及为提高卫生水准和抵抗疫病流行而采取的各种措施,有深刻的印象。这些措施,既有效而又彻底。西方流行着一种想法,以为中国人民生活的卫生情况很差;但是,只要亲自见到现在的情形以及中国人民执行政府的卫生指示的热诚,就足以打破过去的想法了(附件四十二)。
    在数年中的非常的进步,可以用几个数字来说明。在中国东北,于一九五一年间扑灭了三千五百万头鼠类,于一九五二年春季扑灭了一千万头--这样的消灭鼠类的斗争是世界各国所未有的。扑灭蝇子和其他能传播疾病的昆虫的斗争,也普及各地。北京现在已成一个几乎没有苍蝇和蚊子的城市了。在解放前,种牛痘的人很少,效率也低,接种牛痘人数量最多的一年(一九四六)也没有超过七百三十万人;但在解放后的三年中,种牛痘的人已有三万万七百万人,所以,天花几乎已完全绝迹。改造产婆,使婴儿因破伤风的死亡率自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一年间减少了三分之二。在同时期中,一般的婴儿死亡率和产妇死亡率减少了一半。许多中医已被动员起来协助这个伟大的卫生运动,事实证明了他们能够而且愿意接受新的医学教育,使他们能发挥作用。在北京和其他的大城市,流浪的狗已经几乎绝迹了,因为它们被疑是大脑炎病毒的储主以及许多传染病的带菌者。
    除此以外,制造疫苗和血清的生物制品所,其组织及其生产能力已大有进步。委员会在北京参观了一所这样的机关,对他们的工作效率,高额产量,和高度科学性的研究,有很好的印象。
    卫生运动并不限于北京或少数的"模范"城市。可靠的人士告诉我们说,这运动深入到这个大陆的最遥远的角落里。这一点,委员会全体在东北的旅行时,已经亲自看见。委员会在这次旅行中,到过了黑龙江省靠近内蒙古边界的遥远的地方。委员会对于各村庄的净洁具有深刻印象。
    解放以来,中国所进行的卫生教育运动,其范围之广泛,也许是举世无双的。全体人民,不论男女老幼,都全心全意地合作,这是获得这样结果的必要条件。凡为不断和迅速提高公共卫生的一般标准所应作的事情,全都想到,而且都全做得很起劲和彻底:如清除了堆积下来的垃圾,清扫院子和荒地,装置纱窗,捕杀各种毒虫,生产与使用杀虫剂和疫苗等等。用各种教育方式来推行基本卫生教育,如:群众大会、标语、画报、墙报、报纸、戏剧和电影。
    当遭遇到细菌战时,就是在起初怀疑它已经发生时,中国的农民群众们都已很正确的知道怎样去对付,毫无些微混乱或惊惶。委员会委员们自从与各方来的中国证人接触后,能看出千万人在中央和地方卫生部的指导下有纪律的行动,在田间和街上搜集并消毁任何从空中落下容器内的东西。
    今天中国在卫生上的进步,积极实行了各种卫生的措施,这些卫生措施正是历届国际卫生机关推动而又做不到的。如果中国政府不能获得各个阶层的人民的无条件的支持,是不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有这么大的进步。中国农民和产业工人,学者和宗教团体,都赞同政府目标并贡献他们最大的力量。

    (《人民日报》19520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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