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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12月29日17:04

调查在朝鲜和中国的细菌战事实国际科学委员会报告书(之一)
    


            序言
    自从一九五二年年初以来,在朝鲜北部和中国东北发生了具有反常性质的现象,使这两国的人民和政府声称他们已成为细菌战的目标。
    全世界的人民,久已表示对这种战争方法的反对甚至憎恶,所以,局势之严重性,人所尽知。因此成立了一个国际科学委员会,前往现场调查事实。
    委员会的委员们,认识到他们的责任之重大,尽力摆脱先入之见,以最高度的客观态度,遵循他们所知道的最严格的科学原则,从事调查。
    这个报告,把工作的详细内容以及从而得到的结论,提供于读者之前。
    这个报告是经过八种语言的合作而写成的,因此,不拘泥于文字风格,而力求其清楚明确,使全世界各地人民都能懂得。
            委员会的组织与工作
    一九五二年二月二十二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务相朴宪永先生,和三月八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部长周恩来先生,正式抗议美国进行细菌战。二月二十五日,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郭沫若博士向世界和平理事会提出了控诉。
    一九五二年三月二十九日,在奥斯陆世界和平理事会执行局会议上,郭沫若博士在随行的中国代表们的协助之下,并有朝鲜代表李箕永先生在场,向执行局的委员和其他国家的代表们提供了许多有关本问题的资料。郭博士声明中国与朝鲜两国政府认为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不能充分摆脱政治偏见,以进行现场的公正调查。但是,两国政府完全希望邀请一个由公正而独立的科学家所组成的国际团体到中国亲身调查控诉所依据的事实。不论他们与争取和平的机构有无关系,但他们当然是以献身于人道事业而知名的人士。这个团体的任务是证实或否定这些控诉。经过仔细讨论之后,执行局一致通过决议,组织这样一个国际科学委员会。
    奥斯陆会议之后,立刻努力邀请相当数目的自欧洲、南美洲与印度的,尽可能征求有关部门中有名的科学家们,在他们初步接受邀请之后,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所长、兼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委员、并在奥斯陆会议后留在欧洲负责组织委员会工作的钱三强博士,即以中国科学院院长兼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郭沫若博士的名义发出请柬。六月中旬,委员会人数达到了不可少的最低限度,他们就由钱博士陪同起程到中国来。
    国际科学委员会的委员们在六月二十一日及二十八日先后抵达北京,他们在北京受到中国科学院与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的热烈欢迎。委员名单如下:
    安德琳博士(瑞典),斯德哥尔摩市立医院管理处中央临诊试验室主任。
    马戴尔教授(法国),格利农国立农学院动物生理学研究室主任,曾任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牲畜专家,意大利及西班牙畜牧学会通信会员。
    李约瑟教授(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剑桥大学生物化学系威廉·邓爵士讲座的讲学者,曾任重庆英国大使馆(科学)顾问,联合国教育科学文化组织自然科学部主任。
    欧利佛教授(意大利),布罗尼大学医学院人体解剖学教授,前土伦大学普通生物学讲师。
    贝索亚教授(巴西),圣保罗大学寄生物学教授,前圣保罗省公共卫生局长,罗西佛及拍拉巴两大学医学院名誉教授。
    茹科夫·维勒斯尼科夫院士(苏联),苏联医学科学院副院长兼细菌学教授,曾任伯力日本细菌战犯审讯的首席医学专家。
    虽然我们对希望其参加的科学界知名之士不能前来很是遗憾,但委员会仍规定了七月十五日为最后报到的一天。可是我们对后来的
    葛拉求西博士(意大利)意大利罗马大学微生物研究所助教表示热诚欢迎。他于八月六日在委员会自沈阳回来之前到达北京。因为他只能在委员会最后三周的工作中出席,所以他的地位是"列席顾问",在这个职位上他对于会议的进行有很大的帮助(见附件四十四)。最后还有
    钱三强博士(中国)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所长参加。他代表郭博士陪伴委员会自欧洲到北京。他经中国方面根据委员会一致的邀请任命为联络员,在委员会讨论时可以发言,但没有投票权。
    这个团体又包括:
    可华司基先生:系茹科夫·维勒斯尼科夫院士的翻译秘书。
    贝索亚夫人:贝索亚博士的翻译秘书。
    国际科学委员会尚有中国方面成立的招待委员会的协助。这个委员会是由下列人士所组成:主席:
    李德全夫人  中国红十字会主席暨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副主席:
    廖承志先生  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
    贺诚医师  中华医学会名誉理事长秘书长:
    宫乃泉医师  上海医学院院长副秘书长:
    计苏华医师  中华医学会秘书专家联络员:
    钟惠澜博士  北京人民医院院长、中国协和医学院内科临诊教授
    吴在东博士  南京大学医学院病理学教授
    方纲教授  中央卫生研究院微生物学系副研究员
    朱弘复博士  中国科学院昆虫研究室副主任
    严仁英博士  北京大学医学院妇产科副教授
    杨士达博士  上海震旦大学医学院公共卫生学教授兼院长
    在旅途中招待委员会的各位都是伴随着本委员会,无论是在危险或困难情况中,他们都是经常的尽力完成当时情况所需要的各项联络工作。招待委员会的专家与其他中国的科学家与医学家都常列席本委员会的各种集会并且作证。委员会对上述各位同道深致谢意并对他们的科学上的造诣与忠诚深致敬仰。
    关于委员会开会的情况,会议主席由各委员们依次轮流担任。马戴尔先生被选为科学秘书。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于六月二十三日在北京进行。所有的会议日程简表列于附件一。
    委员会的一般工作都是紧密的与中国中央卫生部、沈阳东北区卫生部及朝鲜保健省各部长及其秘书处保持连系。它当然获得了与本问题各方面有关的许多科学家们的帮助。除上面已提到的人员外,委员会愿对中国东北人民政府卫生部王斌部长与白希清副部长表示谢意。他们总不怕麻烦地把他们能供献的材料尽力供给委员会。同样也应感谢朝鲜保健相李炳南和副保健相鲁振汉。虽然处在各方面都有困难及有严重空袭危险的环境中,他们冷静处理各项事务,这些著名医务人员的精神令人钦佩。
    在这方面,委员会很荣幸地会见了很多的朝鲜细菌学家与其他专家,并对他们忠心的为祖国服务,表示深切的敬佩。委员会并对三位在工作中牺牲了他们的生命的最优秀的朝鲜细菌学家表示敬意。尤应记载的是志愿防疫检验队的著名中国专家们如陈文贵博士、魏曦博士及何琦博士。他们乐意地离开了远在中国的安静的实验室而愿与朝鲜人民在反细菌战前线上一同遭受困难与危险,这种忘我的精神是值得称赞的。
    委员会有各种不同性质的会议,有时全体委员用很多钟点密谈科学上的问题,有时中国的专家亦在场参加,有时则必须用一个大房间以便听取很多不同职业的人证。在人证之中有一个被俘的特务(附件三十六)和四个被俘的美国空军人员(附件三十七至四十)。我们随时授权二人或三人的小组,连同中国同道(专家)共同研究特殊的问题。以后向委员会报告。我们常常把整天的时间消耗在北京、沈阳和平壤的实验室里,在这里中国和朝鲜的科学家将他们研究的结果详细地给我们看。在需要的时候委员会的委员们利用了北京和沈阳的很好的图书馆。
    中国和朝鲜专家们所准备的关于这些案件的材料成为本报告的全部附件。在下文对于这些附件,将有简单的叙述。必须知道,它们不是个别的案件,而是大量资料中的一些例子。此处提出的例子中国的比朝鲜的多,这是因为朝鲜人是在比较很困难的情况下工作,又因委员会在朝鲜工作时间较短而又实在处在一个特殊困难的时期。
    同时委员会觉得必须熟悉本年初期由布拉格发出的文件中所根据的原始科学记录。这些文件应尽可能的加以证实或否定。把这些文件弄清楚的确是必需的;因为在这些文件中发现了误解,后来被撤回的临时鉴定,以及完全翻译上的错误。从许多的附件中,可以看到委员会在这方面做了许多工作,而委员会通过这些工作而得的总的结论,在事实上,是证实了从布拉格发出的从前几个调查团的报告的主要论据。
    委员会的主要旅行如下:从六月二十三日至七月九日在北京把主要的线索加以清理后,到沈阳并在此处从七月十二日工作至二十五日,以后由招待委员会陪伴过鸭绿江到朝鲜北部,并从七月二十八日至三十一日在平壤开了多次会议(除了因空袭而间断之外)。在八月六日再回中国的东北之前,委员会用两天的时间在某地和被俘空军人员会晤过。应该指出,这一个旅行的组织在技术上是无可訾议的。
    还有比这个早而需时较短的旅行是在七月十五与十六两日举行的。委员会乘专机专车和吉普车到齐齐哈尔,并由拉哈转到甘南县的附近村庄,这些村庄,就是散布被鼠疫杆菌感染的小田鼠的现场(见附件十三)。这些地方是在黑龙江省内,靠近内蒙古的边境。其他正式的旅行是比较次要的。
    很重要的一点必须说明,像本委员会这样的组织,必然要遭遇到许多语言上的困难。委员会的委员讲七种不同的语言,但为多数所运用和了解的是法文,因此法文被采用为工作语言。凡用俄文,英文和意大利文时,立刻译成法文,在中国方面,许多中国科学家能说流利的英文或法文,使工作的进行有了许多的便利。但在会议上他们都讲中文,立刻分别译成法文。法文翻译者为杨士达博士及丁骥千先生,俄文翻译者为陈述医师,英文翻译者为严仁英博士。在工作的后期吴恒兴博士在文字和语言上给了很宝贵的帮助。本委员会还有一个有利条件,即委员会中有一人能说与听懂中文,这特别在与证人接谈时有用,他并能阅读与写作中文,因此在阅读参考文献与审查证件时,亦较方便。另一个委员兼通英俄两种语言。在朝鲜的情形更为复杂,因为很少中国的科学家能听懂朝鲜语,但本委员会幸而获得了玉仁燮医师,一位杰出的语言家的帮助,他能够把朝鲜语很正确的译成法文、英文和中文。还有其他朝中文的翻译员。同时并另由朝鲜语文先译为中文后转译为一种欧洲语文,并由朝鲜语文直接译为俄文,作为平行的对照。因时常校对笔记之故,可以见到在内容上很少有错误的可能。最后,有些会议的进行并有录音记录,可供以后的参考。由于以上的理由,本委员会认为它不致于因语言的困难而不能完全地理解中国及朝鲜专家和证人的意见。
    下面签署的委员会委员的名字附有签署者的资历及专长的学问。他们将各方面的经验在长时间的繁复广泛的讨论中汇集起来。在全部事项中仅仅需要科学方法的知识和了解时,每人都有同等的供献;当问题不在他们自己专长的范围之内时,他们信任资历更好的委员们的批判和解释。因此本报告是一件真正集体工作。
    委员会的委员们曾亲自看见和听到许多事情,因此对于这些事他们负有人证的责任。此外,委员会必须依靠朝鲜和中国的文件。虽然毫无理由可以怀疑中国和朝鲜医务人员及其他科学家们的能力与诚实,但是委员会还是采取了一切的谨慎态度。委员会在进行分析案件时未尝松懈过,而且在可能时还冒着最大的困难,直接深入与原来事实接触。委员们都使他们自己警惕着,不受任何政治的,伦理的或感情的影响,因此委员会的工作是在一种冷静的科学的客观的气氛中进行的。委员会最后的信念自然在某种程度上要依靠数百人证,这些都是它曾经接谈和询问过的。他们的证辞是那么简明、一致、而又独立的,因此是无可置疑的。
    在本报告的叙述里,显然不可能在每一句话里都写上它所依据的朝鲜的或中国的证据。委员会的委员们亲自进行的试验、检查、询问等等,一般地都在主文里提到了。在所有的案件中,其全部的详细资料都放在有关的文件和记录里面,这些参考附件都标示出来。
    凡在文件中曾经提起的中国和朝鲜科学家们的详细资历都记录在最后的一个附件里(附件四十六)。
            文件
    当委员会的委员们最初集合的时候,他们所能得到的文件,是中国政府宣布过、而由世界和平理事会设于布拉格的书记处在西方各国家中所散发的,或经由在各国的中国官方通讯社所散发的。
    朝鲜保健省的第一个报告(SIA/1),是讲到一九五二年一月份至二月份的事件。这个报告所包含的材料,再度被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调查团报告书中整理过。这一报告书(SIA/4),增加了朝鲜发现鼠疫的资料,当然还有这批国际人士亲自询问人证的结果。
    两个最详细的报告,是中国的"美帝国主义细菌战罪行调查团"三月间在朝鲜和中国东北进行调查的报告书。这两个报告中之主要者,是该调查团朝鲜分团的报告,四月间在北京印出,全文由新华社发表(NCNA/85),其摘要见于SIA/13。东北分团的报告,亦在北京印行,其摘要见于SIA/3。这个报告,包含充分的昆虫资料。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调查团关于同一内容的报告,并没有增添具有严格科学意义的新的东西,该报告在北京印出,SIA/8刊登全文。
    与世界和平理事会书记处合作的某些欧洲科学家组成的委员会的特别报告,以照片证实昆虫的鉴定,包括了朝鲜及东北方面的材料,见于SIA/2。由四位中国科学家根据同一材料而写成的另一特别报告,见于SIA/12。
    谁愿意研究早期报告的话,最好是按照上述的次序研究。但是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调查团的团员们在四月中旬返回欧洲的时候,有许多新的、用打字机打出来的副本,已准备好给他们带回去,特别是十件重要的案件;但是在当时尚未经充分分析。因为这些案件材料的编号是○○○○一至○○○一○,我们称之为"四零案件"。
    其余的材料,虽然法律的与个人的性质较为浓厚,但决不是没有科学的意义。证人的证辞,有一些是关涉到已在他处述及的案件(如○○○○五),都收集于SIA/6与10。美国战俘和间谍的供词,收集于SIA/7。有许多文件是美国空军俘虏的详细供词(SIA/14,15,17,18),这些供词原文已有了照相本,由世界和平理事会五月间印出。关于细菌战的各种报纸的剪摘已收集在SIA/5。
    〔注〕用下列代号代替各文件来源,SIA布拉格文件;NCNA新华通讯社;ISCC中国供给国际科学委员会的各种文件;ISCK朝鲜供给国际科学委员会的各种文件。

    (《人民日报》19520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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