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市纪委日前作出决定，给予武汉电子产业集团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兼总经理姜琦开除党籍的处分；对其涉嫌经济犯罪问题，移送司法机关处理。武汉市国有资产经营公司决定给予姜琦开除公职处分。
①为了敛财，他背弃信念
姜琦是从原市电子工业局党委组织部长任上到电子集团公司任总经理的。上任不久，他就体会到了以前在机关工作时所未曾感受过的权力的魅力，很快尝到了甜头。此后，他一肩挑起了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三职。随着手中权力的膨胀，权柄在他手中慢慢倾斜了。
1992年，姜琦随团赴美国学习考察，在归国途中，他特地绕道香港，找到了与集团公司正在进行房地产合作项目的澳大利亚商人张某。张某在尽地主之谊热情接待之后，又送给他7000港币。第一次收钱，姜琦是那样的心安理得。
如果说，最初接受外商的7000元港币还带有一点“礼尚往来”成分的话，到后来，只要有机会，姜琦就肆无忌惮地大搞权钱交易。为牟取一己私利，他将自己的入党誓言抛到九霄云外，背弃了共产党人的人生价值观，最终沦为金钱的奴隶。
1993年集团公司收购了武汉市无线电专用设备厂。姜琦一方面积极筹措修建新厂房，另一方面计划在原厂址上建武汉电子大厦，搞房地产开发。在新厂房生产车间建设过程中，承建方湖北某建筑工程公司经理童某邀约姜琦到汉口老通城酒楼吃饭，席间，童某将一装有12000元现金的信封递给姜琦，并请姜琦以后给付工程款时多多关照。姜笑纳。日后，姜果然很有“信誉”地指令财务人员及时给付童某工程进度款。
1994年初，集团公司又组建了一家子公司———华中建材公司，姜琦兼任总经理。在建材公司引进“泰柏板”生产线过程中，他亲赴常州与供方谈判。双方老总进内室一阵密谈后，本来价值仅90万元的设备，集团公司却付出了130万元的高昂代价。在对方派一名技术人员捎来9万元“好处费”时，姜琦亲自驱车到机场迎接，并设宴款待。事后，这名技术人员感慨地说，姜总哪里是来接我的，分明就是来接钱的！除了分给3名“有功之臣”各1万元外，余数6万元落入他的囊中。
1996年底，电子集团公司需购进一批商品房，以解决部分拆迁户的住房问题。姜琦联系购买了武汉某房地产公司的房子。1997年3月，首期180万元房款一付出，5万元的“回扣”便划进他的“一卡通”上。
为中饱私囊，姜琦不惜牺牲集体利益。在姜琦结交的私企老板中，温州基础工程公司的胡老板和姜交往颇深。电子集团公司几个开发项目的桩基工程都是胡老板承接的，在工程款的给付上，姜琦更是关爱有加，且总是优先拨给，其中为胡清付工程尾款最能说明问题。1997年底，电子集团公司已入不敷出，对仍差欠胡老板的近200万元工程款，他未跟任何人打招呼就拿出集团公司的8套住房，以每平方米2300元的优惠价抵给了胡老板。而当初，集团公司是以每平方米2700元的高价抵回的这批房产。
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几年间，胡老板极尽巴结讨好之能事，送给姜琦的现金就达58000元。平时更是请其吃喝玩乐，并曾多次邀约姜琦及情妇到温州游玩。
现已查明，姜琦在任职期间，从1994年底至1997年初不到三年时间里，核实的受贿问题就有10笔，金额达19．8万元人民币。此外姜琦还涉嫌其他经济犯罪问题，检察机关仍在进一步核查中。
②为了女人，他寡廉鲜耻
在不长时间里，姜琦先后与三个女人有不正当的性关系。特别是与最后一个女人的关系，是从嫖娼时开始，后来发展成为情人。
1994年初，姜琦盯上了颇有几分姿色的某单位女职员x某，从送传呼机到解决住房，很快就将她搞上了手。同年底，姜琦又盯上了在业务活动中认识的女青年查某。查女士虽年逾30，但丰姿绰约，能歌善舞，初一见面，就使姜琦着迷。姜此后多次邀约查女士吃饭、唱歌娱乐，一来二往，又将她揽入怀中。为长期与查女士保持情人关系，姜琦除经常给其购买高档衣物、手饰外，还花费了上万元给查女士配手机、送其学开车。为营造一个方便与查女士约会、苟合的“金屋”，姜琦打起了私营老板黄某的主意。当时黄老板的公司正在与电子集团公司合作进行房地产开发，已投入资金一千余万元。姜琦摸准了黄老板急于工程早日完工而有求于他的心理，在根本无偿还能力的情况下，向黄老板“借款”53万元。姜用此款购买了一套150平方米住房，又从中拿出10多万元用于装修及购置电视机、空调器、家具等，俨然一个新家。1997年1月，已与姜琦关系渐渐疏远的查女士找到他，要求姜琦帮她代销一批纪念币，姜立即动用公款11万元从查女士手中购买了数百套纪念币。仅此一项，查女士就获利3万多元。1997年5月，两人分手时，姜琦还拿出15万元给查女士购买住房，作为对查女士的补偿。
姜的第三个情人姚小姐曾是卖淫女。1996年10月的一天下午，姜琦在陪客人进餐之后，来到武昌一家桑拿室“潇洒”。在按摩床上，姜琦与姚小姐有了第一次金钱与肉体的交易。他在付给姚小姐500元钱的同时，特意将写下自己姓名及呼机、手机号码的纸条交给了姚小姐。10多天后，姚小姐主动打电话约见姜琦，把“生意”送上门来。事毕，姜又付给姚小姐500元。
有了这两次你“卖”我“买”的经历后，两人慢慢熟识了。第三次与姚小姐见面前，姜琦正在参加市里组织的一个重要会议。接到传呼，他旋即离开会场赴约，当姚小姐提出借钱时，他让姚小姐拿出身份证瞧了瞧，随即很爽地甩给她1000元。嫖娼狎妓虽然很刺激，但要冒风险，姜琦遂决定把姚小姐发展成为情人。为此他在汉口湖边坊附近为姚小姐租了一套房子，让姚不要再去当“小姐”了，而是一心侍己。以后隔三差四，他都要与姚小姐相约到出租屋鬼混一番。就在市纪委找姜琦谈话的前两天，俩人还在出租屋里最后一次交媾，姜给了姚小姐2万元。在几年的交往中，姜琦除滥用职权“恩泽”给姚小姐一套住房外，经济上也是慷慨解囊，平时供给的零花钱不算，仅双方都记得的三笔整钱就达9万元。
为了女人，他竟然痴狂到无所顾忌的地步，公然带着情人出差、参加接待应酬活动。更有甚者，一接到情人的传呼、电话，不管是董事会还是党委会，他会立即宣布中断会议，乘上自己的公爵王小车匆匆赴约。
姜琦聚敛的不义之财大都花在了女人头上。用他自己的话说，这么多年来，对妻子从来都是“公事公办”，除了每月交出工资中的几百元外，平时再没有给过妻子什么钱。确实，与对妻子的吝啬态度相比，他对几个“情人”的态度却有如天壤之别，为博取“红颜一笑”，他不惜一掷千金。
③昨日的他曾经辉煌
姜琦的沉沦与毁灭，是发人深省的。
姜琦1945年7月出生于山西省武乡县一个贫农家庭。1965年姜琦高中毕业后被中共中央办公厅选调到中办干校。在“五七干校”锻炼期间，艰苦的生活条件和繁重的劳作没有压垮他，无论酷暑严寒，日晒雨淋，他从没有叫过一声苦和累。1971年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74年调到中央组织部组织局农村工作处工作。
1980年他主动要求调到武汉市，被安排在市委机关工作，后担任副处长。1987年他又调到武汉市电子工业局任党委委员、组织部长。1991年他放弃“铁饭碗”，到电子局下属的电子产业集团公司，当上了一名企业老总。
应当说，至此为止，“根红苗正”的他还没有忘本。主动要求到企业工作，他的初衷和愿望是以自己的努力，开拓企业发展的新空间，实现自己的人生抱负。
平心而论，姜琦在电子集团公司工作的前两年，跑贷款，上项目，搞兼并，抓稳定，使一个当初总股本仅百万余元的小企业发展成为拥有固定资产数千万元、职工总人数达千余人的企业集团，应该说他出了不少力，流了不少汗，为企业的发展壮大是做出了贡献的。然而，在一片赞扬、吹捧声中，他陶醉了，变得飘飘然了。随着公司各项业务工作的开展，接触的人和事多了，应酬频繁了。一些老板请客吃饭一掷千金的洒脱，带着年轻漂亮女郎谈笑风生的神气，在他的头脑中产生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在阵阵难耐的躁动后，他开始效仿，如同一只寻腥逐臭的苍蝇。
在市纪委接受“双规”审查期间，姜琦曾数次失声痛哭。他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万分悔恨，一再说，对不起党组织的培养教育，对不起电子集团的一千多职工，对不起自己的妻子女儿。是的，他确实辜负了众人对他的期盼。从儿时开始，一向品学兼优的他曾经是全家人的骄傲和希望，而在他独揽职权后，就将亲人的期望都置之脑后。
姜琦在交待自己所犯违纪违法问题之后，曾写下洋洋数千言的悔过书，深刻剖析了自己“从一个立志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立志为国效力的共产党员沦变成为一个贪污受贿、腐化堕落的腐败分子”的四个方面原因。其中列举了“5斤花生”的故事：在中组部工作期间，一次，他随部领导一行数人在河南农村考察。离开时，当地有关部门给随行的几名工作人员每人送了5斤花生，回京后，带队的部领导得知此事，对他们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教育，并责令他们按当时的价格将钱如数寄还。此事在他的头脑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以至于在以后10多年的机关工作中，他都能严于律己，一尘不染。然而在任企业老总后，老领导的话语他渐渐淡忘了，最终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
轻者重之端，小者大之源。如果姜琦在心中时不时掂量一下“5斤花生”的分量，或许不会有今天这样的结局。泪水、悔恨已于事无补。希望姜琦在等待接受法律审判的这一段日子里，真正诚心悔过，洗心革面，重新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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