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大夫，某大医院主任医生。
B小姐，某药品销售公司的医药代表。
C先生，某药品生产厂家医药开发部研究人员。
记者在采访朋友A大夫时，正巧碰到C先生在找A大夫联系新药临床试验问题，谈话间B小姐也来找A大夫。于是，在记者承诺不透露他们个人信息的前提下，他们揭开一些行内“公开的秘密”。
药价在降，为什么患者感觉不出？
——降价的药，大多不常用；常用的，医生少开甚至干脆不开
一听这个问题，A大夫、B小姐和C先生都笑了。
A大夫说，“你知道现在的药有多少种吗？光我们科常用药就有300多种，而降价的常用药不过才一两种，比例之低可想而知。
“降价呼声很高，但降价的企业仅是小部分，大部分还在想方设法提价。我们药房每天都接到五花八门的涨价通知，进口药、新药层出不穷，药价节节攀升。所谓‘新药’，往往是旧药换个名而已。”
“所谓降价幅度大，品种多，这当中有一个错觉，就是把全国各地降价药品的总和算在一起了。”C先生补充道，“从全国来看，先后有600多种药降价，而且降幅达到平均20％，有些药降幅更大，但实际上每个地方降价的品种与降幅都不一样。”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快人快语的B小姐按捺不住，一指A大夫，“降价药，医生干脆不开或少开，反正现在药又不是‘只此一种，非它不可’。笔在医生手上，他们写处方，愿开啥药写啥药。我没说错吧？”
A大夫有些尴尬地说，“是这么回事。”
为什么大夫愿意开贵药呢？
——高回扣作祟
“不开贵药，他们哪能拿回扣呀？”B小姐今天“拜访”A大夫，是希望大夫能给她提供一份其他医院医生的名单，以便“公关”。虽有如此“利害”关系，B小姐的言辞仍咄咄逼人，一方面性格使然，另一方面，不能不让人感到：“回扣”在医药行业里已司空见惯。
B小姐说，现在药品回扣一般都超过10％，有的高达50％以上。有些医生单吃“回扣”，一年也能“吃”上三四万元，还不算一年几次的“外出旅游”、“学术赞助”等等。“这些费用，当然只好转嫁给患者承受。”
C先生解释说，药品出厂后，经代理商、批发商，再通过零售商和医院到达消费者手里。这中间，每一个环节几乎都要层层回扣。扣率较高的，多是进口药和国内厂商的新药。
一般来说，一种药推出几年以后，专利失效，许多厂家蜂拥生产，成为“普药”，普药利润相当低，像10支一盒的庆大霉素，利润也就一两分钱，而一种80元成本的“新药”，可以卖到1000多元，同类进口药则可能卖到2000多元。一般规律是：价格越高的药，扣率越大。
“比如，一支药生产成本10元，厂家考虑到后面各个环节的费用，便定价偏高，到批发价时已变成50元，到患者手中，零售价已涨到100元，一般打8折卖给医院才40元，等于买一送一还要多。院方当然愿进。医生只要开出一支百余元钱的药，月底自有10元钱进他的腰包。”听B小姐这样说，A大夫也证实，他所在的医院，药房一多半都是进口药。“大部分进口药可在国内找到替代品，但外商的回扣更优惠，还可以邀请出国。”
“医生敢开贵药，还在于医生开药权力太大，患者基本上没有选择权。”C先生继续“揭底”：“就算你知道一种便宜的药与贵药药效一样，可每个人的病情、病因不一样，甚至对某种药的反应也不一样，这非常普遍，因此，大夫们只需一句：这个药是贵，但疗效不错，好得快，对你可能正合适。病人该如何选择呢？某种程度上说，医生‘利用’了病人的无知。”
管住“回扣”行不行？
——回扣渗透各个环节，权力部门也在“剥皮”
“厂商根本做不到。”第一个跳起来的是B小姐。
“我原来在外资企业，老板是老外，明文规定不许以回扣方式推销药品。我们一家医院一家医院地跑，腿都快折了，嘴都磨破了，谁理你啊？回到公司，老板还怨你完不成指标。可同一类药，开这种药医生有好处，开另一种啥都没有，人家当然开前者了。越来越风行的回扣风，其实好多是逼出来的。
“后来换了老板，拎‘行情’，允许给回扣。过去很难完成的销售指标今年提前2个月完成。你说回扣的魅力大不大？我们这一行干脆就把药品竞争称作折扣竞争。药厂那么多，药品批发企业成堆，你要清高，可能就面临着倒闭。谁敢？”
（B小姐的话引起记者注意，经查相关数据，确实体会了她说的“你死我活的竞争”：在我国，化学制药企业由80年代的500多家发展为目前的6000多家，市场严重供过于求，药品批发企业更甚，已达1．7万家，相当于全国县级以上医院的总数，也就是说，一个批发企业面对一家医院。而在国外，药品批发商严格控制，多为四五家，美国也不过就8家。）
A大夫忍不住了：“这种现象光怪医院甚至医生，也不合理。医生这一行一是学历较高，二是高风险。但却无法在待遇上得到公平体现。我读书读了20多年到博士，可一个月工资加奖金不到2000元。想想很寒心，在美国，一位外科医生年薪13万美元，相当于州长的年薪，我这点工资在一个大城市，算啥？
“医院对回扣之事，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医院间竞争很激烈，如果封杀回扣，恐怕一半的医生流失掉。院方也有苦衷，传统体制下的‘医’‘药’倒挂，医生的技术收费偏低，药房收入往往要占到医院总收入的一多半。我昨天从中午12点做手术一直到5点，中间没喘过气，但我能拿到的奖金只有十几元钱，而同样一个下午门诊，轻轻松松就能通过开处方拿到几十元的提成。一直说要‘医’‘药’分家，设想挺对，可这些问题不能解决，怎么可能分得开？医院首先就会抵制。”
（据官方权威数字称：1998年列入医疗机构账面的药品折扣收入即达到90亿元，相当于药品购进额的16％。但这只是账面上的，账面外的就不知多少了。A大夫告诉说，一些地段医院“以药养医”，药房收入要占到医院总收入的80％以上，难怪连医院都自嘲“沦为卖药的”。）
“我爸爸是一位公认的好医生，一天的门诊病人，是他同室两位年轻医生的两倍，但他开出的药品费用最低。我爸耻于回扣。我是做药品推销的，就没法在他那儿打开口子。当初，我们父女矛盾很大，我指责他傻，他骂我败坏风气，但我父亲一个月收入就2000多元，而我是他的好几倍，连母亲后来都劝我爸：何必那么固执？像他这种人，病人当然欢迎，可家人还有他的同事们并不高兴。”B小姐不知是得意还是心酸。
“现在谁不拿回扣？你以为只有医生？药品出厂后，要经过代理商，各地的医药公司，医院，哪一个环节不是要‘雁过拔毛’？医院里，各个相关科室‘一个也不能少’，药剂房、院方领导、药品采购人、对应科室，你全得打点到了。我们有句话是：没本事的找门诊医生，有本事的找院方领导。有的回扣是整个医院或是一个科室的‘集体行动’，你怎么去管？”B小姐深有体会。
“是啊，被行内称为‘点燃国内药品降价风潮’的沈阳三生药厂在大胆降价后，因为缺乏扣率吸引，竟遭到一些医疗机构的封杀，以至于他们不得不再在某些药品上提价。”C先生有些激动起来。“药价的问题，看起来是回扣，实际上没那么简单。它牵涉到整个行业管理，整个产销链，牵涉到许多权力问题。
“比如，人们普遍认为，药价高的原因在于流通环节太多。于是，对症下药似乎也很简单──砍掉那么多环节就是。所以，药品招标制在不少地方推出了，但效果远不像记者吹得那样‘灵’。因为这些环节都有权力部门在支持，你能指望权力部门有多大决心、多大程度去改革呢？”
到底能不能解决药价虚高现象？
——根子在上面
“也有办法，就看上面决心有多大。”A大夫与C先生想了想，这样说。
“药品价格下降空间非常大。”作为著名药厂的技术开发人员，C先生说得毫不含糊：“在现有基础上再降100％都有利润，这一行称得上暴利。国家应该管住企业，生产能力不强的，要坚决关闭，就可以堵住竞争带来的‘不择手段’。
“另外，还要从‘大’处着眼。国家对新药的政策与标准要调整，一方面要保证新药的名副其实。另一方面，目前国家对新药实行5类定价标准，按类别定价，通常比药品成本价高出好几倍。这是为鼓励企业研制新药。但负面影响便是：新药普遍价太高，与普药差价太大。我们前不久报批的一种新药，成本只有80多元，但定价高达几百元甚至上千元。所以，制药行业普遍追求制造新药，有的甚至把一些普药砍掉了。
“其次要下狠心砍掉流通环节。各地也想了很多办法，比如实行药品招标制，一些医院对药品收入总量实行控制。还有些医院，设置各种障碍切断医药代表与医生之间的联系，拆除回扣滋生的温床，这些措施，有比无好，但效果恐怕不像报上写的那样理想。”
“医院也应加快自身改革。”A大夫直言：“比如，应该分成营利性医院和福利性医院，前者针对有钱人，后者针对普通老百姓，无论是‘医’还是‘药’都可以是低价甚至免费。这样划分，既调动医院的积极性，也能满足不同层次患者的需求。”
《人民日报 . 华东新闻》 (2000年09月22日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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