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厉有为在北京开会的机会，记者采访了这位曾主政深圳经济特区的改革风云人物。从深圳市委书记的位上退下来后，厉有为现在还担任着全国政协常委、全国政协港澳台侨委员会副主任，新近又当选了中国城市发展研究会理事长。
记者：1994年春天到1995年秋天，有关特区的争论是围绕着特区该不该享有“经济特权”开始的。您在1995年8月7日的《深圳特区报》头版头条发文——《深圳的实践说明了什么》，文中以大量事实说明了党中央、国务院有关经济特区政策的正确性。当然，这场争论最后以江泽民总书记赴深圳视察时所强调指出的“中央对发展经济特区的决心不变，中央对经济特区的基本政策不变”的指示精神为结论结束了。事情已过去五年了，很多情况发生了变化，那么您认为，在西部大开发中，党中央、国务院是否也应像当年建设“经济特区”那样给予西部省份“特殊优惠政策”呢？
厉有为：政策的取向是有阶段性的，是根据国家某阶段的主要工作方向、地区特点而特定的，经济发展中，国家的政策肯定有一阶段是要向某地区倾斜的。这倒不是说，哪个地区该不该或者说享受不享受优惠政策。国家的优惠必须与某地区的经济结构、产业政策相结合，当年邓小平对深圳特区的建设曾说过“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记者：您认为西部大开发中，党中央、国务院是否应给些特殊“优惠政策”？
厉有为：应该给！政策是资源，政策是市场。
记者：您认为应该给什么优惠政策？
厉有为：国家在西部大开发中，要给三大政策：一、科技教育发展优惠政策；二、实行差别税率政策；三、灵活运用宏观金融政策。
科技教育发展优惠政策。目前西部地区人才现状的主要问题是人才数量不足，特别是农村经济发展所需的各类人才奇缺；人才分布不平衡，城市人才多、农村人才少；人才的产出效益低。西部地区目前人才流失的现状更令人担忧。要解决目前的“孔雀东南飞”的现象，必须实行人才待遇倾斜政策。倾斜内容包括工资晋升、专业职务晋升、职称评定等；为科技人员尽可能提供较好的工作环境、便利的交通等；同时大幅度提高西部科技人员的工资，并按不同居住年限，为中、高层次专家发放不同的高额地区津贴。在西部设立人才基金，通过人才的激励政策，培养造就一批学术精英、科技之星。给他们高待遇、高额奖金，并通过给予长期的科研经费的支持，由他们主持西部重大科研项目研究。
实行差别税率政策。税收优惠是为推动向欠发达地区进行投资的一项重要措施，国际上通行的做法是实行差别税率和对投资实行减免税等。美国财政税收体制允许各州在保证联邦财政收入的基础上，可以实行相对独立的和有差别的税收政策，以利于各州创造有利的区域投资环境。当年，中央曾给予东南沿海地区较多的税收优惠政策，这些税收优惠政策对东部沿海地区的发展发挥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不断完善，现在已不存在东南沿海地区大开发、大开放时的社会经济环境。但是，要想真正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国家就必须坚定不移地实行差别税率政策，并可以通过立法制定和实行差别税率。为了调动西部开发主体的积极性，大开发的最初10年到20年，中央应对西部实行全面的税收优惠政策，税收优惠幅度不仅要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而且要低于沿海特区最初发展的水平。
灵活运用宏观金融政策。资金是现代市场的血液，西部大开发必须要解决资金问题。解决这一问题，一靠财政政策，二靠金融政策，三靠利用外资政策。在大开发初期，由于西部发展基础差，国家财力有限，投资环境还很不理想，外资不可能大规模涌入。因此，灵活运用宏观金融政策是一条主渠道。
金融资本监管政策方面，一是在西部中心城市设立国家银行的分支机构，全力支持西部大开发所需要的投资项目及信贷融资；二是设立西部大开发投资基金、路桥开发投资基金、高新技术产业投资基金、农业开发基金、旅游业发展基金等产业投资基金，资金的来源可由预算拨款、专项借款、捐赠收入等组成，并要搞好基金的运作；三是通过中央政府放宽外资银行在西部地区的经营范围，并在其他方面给予一定扶持办法，积极创造条件，允许外国金融机构在西部较大城市设立分支机构；四是赋予人民银行在西部中心城市的分行一些央行的宏观调控职能和手段。
投融资政策方面，通过立法在西部中心城市设立证券交易所；在西部中心城市设立煤炭、有色金属、农副产品期货交易市场；对西部企业申请发行A股股票以及海外上市等在审批条件上给予适当倾斜，做好“西部板块”；对申请设立基金、发行企业债券和可换债券在额度上给予倾斜；适度放开西部企业对外融资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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