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情西部：谁为荒漠的土地哭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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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网 >> 经济 >> 宏观经济	2000年12月29日17:04

悲情西部：谁为荒漠的土地哭泣？

戴光耀

　　提到西部，人们的眼前立即会浮现出蓝天白云下“风吹草地见牛羊”的旖旎风光，会浮现出“长河落日圆”的壮美奇景……

　　提到西部，人们马上会想到精美绝伦的敦煌文化，会想到曾经璀璨一时的楼兰古国，会想到被敦煌、楼兰、尼雅绿洲等串起的锦锻般的丝绸之路……

　　随着岁月的剥蚀，西部这些当年的诗情画意，这些曾辉煌了中华民族古代史的灿烂文明，早已寥若晨星，或是“千山鸟飞绝”了。

　　那么，历史为什么会上演出这样的悲剧呢？不容置疑的事实告诉我们：西部生态环境的逐步恶化是其罪魁祸首！

　　黑云压城城欲摧

　　用这句诗来形容西部目前的生态环境，有人也许会认为有点儿夸大其辞，那就让我们走进西部、走进历史作一番“实地考察”吧。

　　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中心环境生态室的宋豫秦主任和他的研究生张力小，在内蒙古奈曼旗研究沙漠时曾遇到过这么一件事：一位自言他拉苏木（“苏木”，即蒙语“乡”）的蒙族汉子，为了赶上第二天上午10点多钟的汽车走亲戚，晚上睡下不多一会儿，马上匆匆起床赶路。后来这汉子对他们说：“前些年我们这里是出门就能骑马的大草原，现在变成了沙漠，骑马困难了，我只好用两条腿走上10多个小时去镇上再搭汽车。多费钱多耽搁时间就不说了，人还要受累。唉，骑在马上逍遥自在走亲戚的日子再也没有了！”

　　植物荡然无存，草原变成了沙漠，骑马都困难了，人靠双脚跋涉还能坚持多久？这就是荒漠化给人类生存带来的威胁。

　　现在我们可以再从宏观上“俯视”一下。

　　据史书记载，黄河中上游的森林覆盖率在秦汉时为43%，以后逐代下降，到明末清初时为14%，到1949年仅剩下6%了。长江中上游的森林覆盖率，明末清初时为40%，到1949年为19%，目前已下降为约12%。

　　据统计，中国荒漠化土地目前已高达262.2万平方公里，占全国疆域的27.3%，相当于14个广东省的面积，而其中99.6%分布于西部地区的420个县（市、旗）。荒漠化土地占荒漠化地区总面积的79%，远远高于全球69%的平均水准。且扩展速度快，发展态势严峻——50年代末期至70年代中期平均扩展速度为每年1560平方公里，到90年代中期已达到每年2460平方公里，相当于一个中等县的面积；每年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540亿元，相当于西北5省区1999年财政收入的7.5倍，而间接经济损失是直接经济损失的2-8倍，甚至高达10倍。

　　目前，全国水土流失面积达367万平方公里，流失地表土50亿吨，其中流入长江22.4亿吨，流入黄河16亿吨，而这几乎全都在西部，且每年还在以1万平方公里扩大着。

　　泥沙大量流入黄河，使黄河河床每年以10厘米的速度在抬高，郑州、洛阳等地段已高出地面8-10米，成了搁在空中的悬河，一旦溃决将是什么后果，人们可以想象。

　　曾经到处是芳草如茵，鲜花盛开，人骑在骆驼上只能看到人而看不见骆驼的阿拉善大草原，如今就像患了秃斑疮一般，植被稀稀拉拉。当地百姓告诉我们：“过去我们这儿是‘风吹草低见牛羊’，如今却是‘老鼠跑过露脊梁’了。”而实际上，这里许多地方如今已经脱变成了地球的“癌症”——沙漠，并成了今年春季9次沙土暴的重要起沙区。

　　1979年4月10日的一场沙尘暴曾使南疆铁路路基风蚀25处，铁路中断行车20天，造成直接经济损失2000余万元，使铁轨磨损速率增加5-10倍。

　　西藏如今有748个村庄受到风沙危害；仲巴县城即将被风沙吞噬，已危在旦夕；边防重镇阿里也正在受到风沙的严重威胁，如果搬迁将耗资2亿多元人民币。

　　1993年，新、甘、宁、蒙4省区72个县共110万平方公里的广大区域遭受一场强沙尘暴的袭击，造成85人死亡，31人失踪，264人受伤，12万头牲畜死亡和失踪，4412间房屋被摧毁……直接经济损失竟达5.433亿元，间接经济损失更是无法计算。

　　近年来，内蒙古额济纳族先后有12处湖泊、16处泉水、4个沼泽地干涸，部分牧民因此而被迫沦为“生态难民”，不得不离开他们世世代代居住的可爱家园，过起了四处迁徙的流浪生活。

　　甘肃、宁夏一些地区因荒漠化侵吞了他们赖以生存的大片良田，迫于生计的农民大批涌入草原地区采挖甘草、麻黄、搂发菜，与生存同样窘迫的当地人经常发生械斗，不断造成人员伤亡。

　　我国沙漠地区（包括沙地）计有药用植物356种及多种珍稀野生动物。由于滥采、滥猎、滥垦等不合理的人类活动，由此而荒漠化的迅速扩展，使生物资源遭受剧烈摧残，生物多样性急剧减少。目前，三叶甘草、盐梓等已经消失；新疆虎、新疆大头鱼、蒙古野马、高鼻羚羊等也已绝迹。另外，还有数十种动植物正处于濒危状态。

　　稍有科学常识的人们都懂得，生物多样性是维持生态平衡的基础，而生态平衡又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必备条件，一旦生态严重失衡，人类的灭亡也就为期不远了。这不是耸人听闻，这是科学！

　　春风欲度玉门关

　　衡量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不是看一时一地的经济增长，而是要观其整体的全局的效益。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东部地区的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西部地区虽也有所增长，但由于历史和现实的种种原因，增长比较缓慢，与东部的差距不仅没有缩小，而且进一步扩大。东西部经济的差距和矛盾，已日益成为我国宏观经济运行中的一个突出问题。

　　西部地区有着极其丰富的矿产资源、水能资源、旅游风光资源、野生动植物资源等等。据专家测算，进入21世纪以后，我国东部经济发展的原材料将有60%需要西部供应，50%的能源要靠西部输送。因此可以说，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后劲将来自西部地区的开发。而东部地区呢，则有着大量的科技资源、人才资源、教育资源和相对雄厚的经济实力等等，这些又都是西部所欠缺的，如果东部将其注入西部的建设，将给西部插上一双腾飞的翅膀。

　　再从西部本身来看，它占有全国56.8%的土地（545万平方公里），可仅仅养活23.1%的人口（2.85亿）；并且占全国90%的贫困县与人口都在西部，其经济发展和百姓的生活水平可想而知。由此看出，开发西部，发展西部经济已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

　　有人打了这么一个形象的比喻，西部大开发好比是一首钢琴曲，在弹奏它的时候，我们必须首先领悟和把握它的主旋律。那么，这个主旋律是什么呢？

　　朱镕基总理指出：“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是西部大开发的根本和切入点。”中国林业科学院王彦辉研究员则十分激动地告诉记者：“生态环境的建设，在西部大开发中的地位应是‘重中之重’。”这就明确告诉我们，改善和建设好西部的生态环境就是这首“钢琴曲”的主旋律。

　　为什么国家领导人和科学家都不约而同地强调生态环境这个主旋律呢？原来这是从历史和现实中推导出来的。

　　俗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打仗如此，搞开发建设同样需要有一个良好的基础条件。试想，漫漫黄沙覆埋了公路和铁路，物资怎么运输？西部大多数地区严重缺水，生产和生活都离不了这一基本要素，没水怎么能行呢？风蚀和水土流失卷走了土壤中的氮素、磷素和有机质，牧草与农作物怎么生长呢？输电线路、通讯线路、输油输气管线随时受到风沙的威胁，又如何搞开发建设呢？

　　这是现实在提醒我们：西部大开发必须首先抓好生态环境的改善。让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一看历史，也是不无裨益的。

　　早在2000多年前，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有一条名叫尼雅的小河，河中碧波荡漾，鱼虾嬉戏。沿着河畔，如茵的绿草和成片的杨树、桑林织出一块绿洲。绿洲之上，桃梨成行、牛羊成群，葡萄泛着缕缕紫光，麦穗飘出阵阵清香……在漫漫黄沙的包围之中，这里却是一个桃花源般温馨、静谧的绿色世界。年年月月，伴随着悦耳的驼铃声，穿梭于丝绸之路的商旅们，在西沉的夕阳中走进这片绿洲，他们在这里补充到了水、草、粮，然后在她温柔的怀抱中拂去一天的劳顿，做上一个好梦，次日清晨，他们又拥着从这片绿洲上获得的新的力量，迎着东升的旭日走向另一个目标。

　　可就在公元三、四世纪之际，这个名唤“精绝”的小小王国却突然沉入了茫茫沙海之中。

　　除此，在我国的西域和北方沙漠地区还有过楼兰、敦煌、红山文化、夏家店文化等许多优秀的古代文明。再从许多帝王建都长安、从“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诗句中看，都说明今天的西部在逝去的日子中曾有过芳草萋萋的浪漫时代，有过经济昌盛的青春岁月。也证明，西部是完全可以建设起现代文明的！而这一切均毁之于生态环境的恶化，毁之于人类违背自然规律、轻视科学的愚昧。所以我们今天开发建设西部，必须首先要改造好生态环境，否则，一切开发和建设必将重蹈众多西部及北部古代文明的覆辙。

　　这是历史在告诫我们：西部开发，必须生态先行。正如只有春风劲吹才能百花盛开一样，西部也只有首先改善和建设好生态环境，其经济效益的“百花”才可能姹紫嫣红、喷芳吐馨！

　　北风卷地百草折

　　医生治病总要查出致病的病因，然后对症下药才能收到理想的效果。我国的西部目前犹如一位身染疾患、体质赢弱的汉子，这个“疾患”就是生态环境的严重恶化，从而一直阻碍着它的发育和生长。那么，导致这一“疾患”的病因何在呢？

　　中国分布着大面积的干旱、半干旱、亚湿润干旱地区，这里远离海洋，深居大陆腹地，加上层层山脉的阻隔和青藏高原不断隆起对水气的遮挡，使得这一地区成为全球同纬度降水量最少、散失量最大、最为干旱脆弱受不了干扰的环境地带。加之该区部分地域处于副高压控制区，而副高压控制区如果远离海洋大多数会形成荒漠。这里还处于西伯尼亚和蒙古高压反气旋中心，其频繁的强风为风蚀土壤提供了动力。还有云南东川位于高山深谷和陡坡，这里又是强震区，地表组成物板岩、千牧岩被震动、挤压后极易破碎，从而为山崩、泥石流的形成创造了条件。

　　除以上不可抗逆的地埋环境的原因外，人为的摧残则更令人震撼！

　　科学院的“大夫们”通过大会诊得出了结论，生态环境的恶化虽有其不可抗拒的自然因素，但是，最主要的仍是不合理的人类活动造成的，它就像肆虐的“北风”千百年来摧残着中华版图上的芳草茂林、沃野良田。

　　历代以来西部及北部连绵的战火（秦汉对匈奴、魏晋南北朝对鲜卑、氐、羌，唐朝对突厥、回纥，宋朝对契丹、女真，明朝对蒙古、满族），修建栈道，帝王将相们不断兴建皇宫都城、豪宅别墅等等，无时不在蹂躏着大批大批的山林，践踏着大片大片的植被。

　　到了清代，朝庭多次对新疆、蒙古进行大规模地屯兵和开垦，虽然一时解决了增长人口的生存问题和边疆的统一，但因为没有尊重自然规律，而是无节制、无补偿地开发，最终导致大量的森林消失、牧场萎缩、水土流失、沙漠扩大、物种锐减、灾害急增。

　　1949年以后，由于我们没有吸取清朝开发西部的血的教训，没有严肃的科学态度，又一次大规模地屯垦戍边，以及头脑发热的“大跃进”运动，给西部地区的生态环境再一次雪上加霜。

　　近几十年来人口的高速增长和西部地区经济的落后，加大了对土地的压力，加大了人们向大自然索取财富的力度——过度放牧、乱伐森林、盲目垦荒、粗放经营，无序采矿、滥挖药草、狂猎野生动物、不合理利用水资源等等，大大加速了西部生态环境的破坏。

　　西南地区森林资源丰富，一些地方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和改善生存条件，便对之大肆加以砍伐。黄土高原地形起伏，人们在荒坡陡地上垦耕开梯田，使“毛发”本已稀疏的荒丘野岭不断被“剃”成“大光头”。这些都是造成水土流失及洪水泛滥的祸根。

　　西部多数地方水资源严重短缺，然而黄河等河流中上游地区为了自己小范围的利益，多处筑坝拦截，且沿用大水漫灌的落后方式，导致中上游喝出了“大肚病”——盐渍化，下游却“口干舌燥”被撂荒。

　　这一切的一切使“先天基因缺损”、“体质”本已虚弱的“西部汉子”又受到了生态环境恶化这一病毒的严重侵染。

　　路漫漫兮其修远

　　这些年来，我国对治理生态环境也做了不少工作，收到了一定的效益。可由于具体条件不成熟和重视程度不够等原因，总的情况是：治理1亩，恶化1.32亩，小范围好转而大面积恶化。这次为保证改善西部生态环境工作的顺利实施和真正收到实效，国家制定了“退耕还林（还草），封山绿化，以粮代赈，个体承包”的政策。但是，生态环境的恢复和建设是一项十分长期而复杂的浩大工程，其如何“医治”西部生态环境恶化的整体“医疗方案”，目前正酝酿于政治局的会议桌上和科学家们智慧的大脑中，不久将会一一出台。为了超前预防，记者日前走访了有关权威人士和专家，就其付诸实施的过程中有可能出现的问题进行了预测。

　　封山育林、轮换封育牧场草地让其休养生息，这本是改善生态环境的一个科学措施。可就有那么一些弄权者，为一己私利不惜损害群众利益，损害大局。北京大学的张力小先生告诉我们，内蒙古奈曼旗昂乃乡乡政府饲养的牧群，面对自己宣布封育的草地却勇闯“红灯”，独占“花魁”。这不仅破坏了保护生态环境的措施，而且会使牧民们产生什么想法和做法呢？所以人们不仅要问，改善西部生态环境的工程启动后，我们用什么来保证这类“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灰飞烟灭呢？

　　河北丰宁县是北京的北大门，其境内的5条大河是京津用水的潮河、滦河的发源地，近年来那里的沙漠正以“小跑步”的速度向南发起“运动战”，目前最近处离北京怀柔仅有18公里了，有位环保专家忧心忡忡地说：“也许用不了多久，北京人出门就得打‘驼的’了。”据著名生态学家、北京林业大学教授罗菊春先生介绍，为了保卫首都，保卫京津水源，该县为治沙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可作为大受其益的北京市，90年代以来仅给丰宁拨过210万元款，与该县付出的代价极不相称，使该县人不免产生微词。在今后大规模改善生态环境的工程中，为了大局牺牲局部，为了下游委屈上游的情况还会有很多，但是局部与上游也要生存、要发展，这一对矛盾如何解决？

　　一些地方政府的“父母官”们，为了迎合某些不切实际的政绩考核办法，为了个人的升官晋爵，拼命追求辖区内农牧业的数量指标、产值指标，追求任期内政绩“辉煌”的短期行为，而不去科学地考虑本区域牧场耕地的承载能力，致使植被不断遭破坏，生态环境不断变恶化。如果我们的政绩考核标准不修订，如果这些官员的思想境界不产生一次质的飞跃，我们认为，改善生态环境的措施恐难收到实效。

　　西部大开发的冲锋号吹响之后，国人颇受鼓舞，但是不同人群的不同心态此时也一一浮出了水面。有些一直身处西部的农牧民，不是想着利用政府“以粮代赈”的优惠政策，为改变自身的生存环境、为家乡日后的长远发展做一点实实在在的事情，而是滋生了某种依赖思想；有的官员与那些低素质的农牧民想的大同小异，只是盘算着如何利用如此“良机”给自己银行的账户上增加点数目；还有某些科学工作者重点不是考虑自身如何配合大局，而主要想着怎样在这里弄点款项完成手中的或“钟情”的科研课题。对此种种有背大开发和生态环境建设的不正常心态，我们该如何将其统一到当前的大目标上来呢？

　　北京林业大学罗菊春教授在接受采访时还提到一件令人痛心的事儿——八十年代某年某领导一声令下，大批南方的树苗草籽便被千里迢迢“派遣”到西部去“屯垦戍边”，结果因其水土不服而全部“壮烈牺牲”。这一错误导致了国家资金的严重损失和大量人力、物力、水资源的浪费，然而最后却没有任何人出来承担责任。像这样因决策者没有科学态度，仅靠长官意志用事的情况在今后生态环境的建设中如果造成损失、特别是重大损失又该怎么办？我们要不要制定出相关的法律法规来约束之？

　　1998年长江大洪水时的救灾款和三峡建设的工程款，均被一些贪官们不择手段地鲸吞过，西部大开发中国家下拨的款项更是量大面广，有方便能说不会让一些人垂涎欲滴吗？据说国家对西部大开发工程已准备设立监理机构，但是对于那些胆大妄为、“头脑灵活”的某些权力弄潮儿来说，这张“网”是否就真能够罩得住他们呢？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部长陈锡文先生不无忧虑地对记者谈到，国家虽已颁布了生态效益补偿制度，但是西部人口众多，政府配给钱粮终不是永久的办法，如果10年以后退耕还林还草的经济效益不明显，养活不了这部分人，他们会不会又回过头来重新砍林毁草呢？

　　诸如此类的问题还有很多很多。这说明改善西部生态环境及整个西部大开发工程犹如万里长征，不仅任重道远，而且路途十分艰难。如果解决不好这一切矛盾和问题，那改善和建设西部生态环境的规划和措施便会大打折扣，而西部生态环境恶化的严重性和治理的紧迫性，是不允许我们等下去，是不允许受到挫折的！

　　《大地》 (2000年第十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