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在刚刚闭幕的中国西安投资与贸易洽谈会的“西部大开发与我国加入WTO对西部的机遇与挑战”研讨会上采访了国家外经贸部研究院主任研究员马宇，就西部地区吸收外商投资的潜力以及政策取向作了深入地探讨。
马宇指出，总的来说，开放滞后是东西差距拉大的重要原因。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我国21世纪经济发展战略的一项基本原则，世纪之交提出的西部开发战略，正体现了这一思想。我国的对外开放战略，从当时的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情况出发，实行的是梯度推进战略，东部沿海开放地区，最先实行对外开放，并且政策优惠程度最高；而中西部地区，对外开放要慢于东部地区，而且政策也不如沿海地区优惠。另外在领域开放方面，也是先在沿海地区试点，东部地区市场开放度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
马宇认为，中西部地区在吸收外商投资方面有很大潜力。他说，中西部地区在今后的经济增长中，增长速度将高于东部地区，到2005年，中西部地区的GDP可能突破6万亿元。在西部开发战略中，基础设施建设的大规模进行，市场的进一步开放，都会为外商投资提供更多和更好的投资机会。可以设想，今后5年内，若中西部地区能够达到目前东部地区吸收外商投资的水平（每亿元GDP吸收外商投资存量达到550万美元），就可以增加吸收外商投资3000亿美元，年平均吸收外商投资可以由目前的不到50亿美元上升到500亿美元。
从中西部地区的具体情况看，出口导向的外商投资当然不太具有比较优势，但在内部市场的开放、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又具有比东部地区更大的发展潜力。所以，实现较高(高于东部地区)的增长速度，达到东部地区目前的吸收外商投资水平，也并非完全不可能，关键是市场开放和开发力度有多大。
马宇说，新的投资领域的拓展，是中西部地区今后吸收外商投资发展的中心。目前服务贸易领域的外商投资，因为国家采取的是关键行业如银行、保险、商业等先在东部地区“试点”的方针，所以理所当然地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但由于开放程度的局限，这部分外商投资规模仍然很小，总存量大约只有400亿－500亿美元(不包括房地产等)，占国内相应行业市场份额只在2％左右。目前这些领域已允许在中西部地区的中心城市“试点”，今后如果市场准入有大的突破，这些领域的外商投资发展速度怎么估计都不过分。
马宇最后强调，从全国角度来看，吸收外商投资主要面临以下几个方面的制约：
第一，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不健全。法律基础、立法程序、运行机制等仍未转向市场经济，有关法律法规中存在众多与市场经济原则和市场经济规律相悖的条文，执行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问题，对在市场经济环境中运行的外商投资造成了最大障碍。有关政策变化幅度大，透明度低，统一性差，对外商投资仍以审批等行政管理手段为主，也给外商投资进入及生产经营造成了困难。
第二，宏观经济仍属紧缩运行。经济增长速度降低，消费需求持续不振，通货紧缩短期难以缓解，使外商投资机会减少，盈利空间缩小。从目前情况来看，中国GDP今后几年内名义增长率只能在7％－8％之间，考虑到其他方面的因素，包括经济增长基础以及统计数据的失真（越是经济状况不好，失真度越高），这样的增长率并不能说明太多的问题。而且目前的经济增长方式，仍是粗放型的，所以即使名义增长速度在世界上是最高的，但内在质量不高，也必然会制约吸收外商投资的水平。
第三，新的投资领域拓展缓慢。传统工业领域在目前情况下相对饱和，汽车、化工、制药、电子、机械、轻工、纺织、食品等吸收外资重点行业受到市场、政策等各方面牵制，难有新的大规模投资，而农业及金融、保险、电信、商业等服务领域吸收外资今后两年也难有大的突破。
第四，不能充分利用新的引资方式。传统吸收外资方式如中外合资、中外合作、外商投资等局限性越来越明显，不但大大降低了引资效率和引资质量，增加了外资进入成本，而且出现了资产评估混乱、腐败现象增多等种种问题。但占全球跨国投资主导地位的收购兼并方式在我国却由于法律、体制、机制甚至思想观念等方面的原因而难以采用。由于中西部地区市场建设落后于东部地区，资本市场发育迟缓，服务体系薄弱，采用国际通行方式吸收外商投资难度更大。
第五，缺乏承接新的外商投资的有效载体。我国实行了几十年的计划经济，虽然经过20年的改革开放，其他经济成分得到了很快发展，但国有企业在很多领域，尤其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点产业，仍居主导地位，所以吸收外商投资也以国有企业为主，民营企业吸收外资才刚刚起步，乡镇集体企业吸收外资也多属中小项目，这在中西部地区尤为突出。现在看来，短期内其他类型企业受制于本身的发展水平，仍不能成为外商投资的主要载体；而国有企业改革、脱困任重道远，与外商投资的更高层次合作尚待时日。 （聂益南 杨晓平 春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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