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举办本次论坛，四川省和成都市已投入近8000万元人民币。这一事实提醒人们，没有政府这只手的强力推动，西部大开发几乎就是一座空中楼阁。
包括200多家全球500强企业巨人在内的1700余位嘉宾应邀出席首届西部论坛，这个出人意料的结果无疑令本次论坛的东道主———四川省和成都市大感欣慰。在成都，市民们从当地媒体上得知，仅就参会人数这一硬指标而言，本次西部论坛业已在气势上压倒了去年的上海财富论坛。
而一个不大为外人所知晓的内情是，早在本次西部论坛正式开讲前几个月，成都市市长曾远赴上海，遍访当地的全球500强企业老总，力图说服他们暂时将目光从东部挪开。“人家市长亲自找上门来，我们没有理由不被感动”，美国一家跨国公司的中国区总裁对记者感叹说。
确实，数百辆擦得锃亮的“别克”迎宾轿车，发动万余市民清扫街道，一万三千多名警察维持秩序，经过反复培训和演练的工作人员———对于成都人来说，举办西部论坛几乎就是这座城市获得某种新生的象征，而在主会场外耸立的西部论坛标志，无时无刻不流露出西部的进取和抱负。
对于政府在本次论坛中扮演的角色，成都市委书记陶武先说得很清楚：“举办西部论坛，主要是政府行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办这样的大型活动，无疑有很多资源可以利用、可以配置，也不排除在不增加负担的条件下，借助论坛宣传自己，配置资源。”
南方一家报纸发出的报道称，为举办本次论坛，四川省和成都市已耗资近8000万元人民币。这一事实提醒人们，没有政府这只手的强力推动，西部大开发几乎就是一座空中楼阁。
■输血：先给一只能下蛋的鸡
和当年曾给中国改革开放“杀出一条血路来”的深圳等东部沿海城市相比，西部除了丰富的自然资源外，似乎没有太多的优势可言。有心人一眼就可以看出，地缘因素对西部相当不利：它与沿海的间隔太远，而且交通不便，大大拉长了它与全国乃至全球的交易距离，甚至部分消解了它的劳动力成本低廉等优势。
给政策，给票子，西部的呼声在东部沿海日渐富裕的今天显得格外高涨。一个明显的例子是，西部人对计划经济时代自己曾以自然资源支援过东部的历史记忆犹新。四川省社科院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杨钢认为，从历史上来看，西部以自己的贫穷支持了全国的发展，东部欠了帐，今天的环境保护也不光是为了自己，能不能向中下游受益？
类似的声音不是没有任何道理，中央政府事实上也在努力给予补偿。在这次西部论坛会上，国务院西部开发办透露了即将正式颁布的西部大开发优惠政策。在这份纲领式的文件当中，西部获得了中央政府对其增加资金投入、改善投资环境、扩大对内对外开放和吸引人才和教育的四大政策。即便是西部最为关注的历史“欠帐”，国家也决定“各种经济组织和个人可以依法申请使用国有荒山荒地”，“实行土地使用权50年不变”。有人甚至预计，国家可能将在今后10年当中，拿出将近4000亿元用于西部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
一系列的工程正在展开。国家西部开发办副主任王春正称，西部大开发首先需要在西部建立大型项目和特大型项目，而这些工程将主要由国家来主持。以“西气东输”为例，过去新疆的天然气由于缺乏输送管道而无法变成白花花的银子，这条漫长的管道架设起来后，长江三角洲地区将可以获得清洁的能源，新疆也将因此获得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
经过20年的改革开放，国家显然对如何开发西部胸有成竹：不论是还历史旧帐还是送走贫穷这个瘟神，西部开发首先要从改善基础设施做起，而这当中的主角只能由政府来扮演。
■断奶：市场力量说了算
国家把改善基础设施作为西部大开发的突破口，并不意味着政府大包大揽，承担一切。
国务院西部开发办副主任李子彬认为，1980年成立深圳等四大经济特区时，一个最大的背景就是中国长期处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之下，正在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因此，很有必要实行思想和观念上的大解放，设立深圳等四大特区、开发海南和上海浦东可以说都是这一背景的产物。李子彬强调，深圳等经济特区成立以来并不仅仅是经济的开发，而首先是思想和观念的解放。经过2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初步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格局已基本形成，改革开放无论是在实践上还是在理论上都取得了丰富的经验。李子彬称，现在的背景和当时已经有了很大的区别，改革开放20年后，西部大开发没有必要成立经济特区。
李子彬所说的“背景”，其实是指中国即将加入WTO这一大局。在这一点上，西部实际上已不可能把自己对未来的所有憧憬都托付给国家。事情是明摆着的：20年前，特区基本上是以一系列优惠政策来吸引外资的，它在当时的背景下自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一加入WTO，国家对所有企业必须一碗水端平，毫无“特”字可言。所以，西部大开发从一开始就得符合市场经济的规律。
四川省省长张中伟在这次论坛期间也表态：“在全方位开放中，企业是主体，我们鼓励四川的企业要敢于参与市场竞争，善于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融入世界经济潮流。”
著名经济学家胡鞍钢认为，西部开发应该是全方位的开放，而且应该设定一个时间表。胡鞍钢预计，在西部大开发初期，政府可以用5到10年的时间完成基础设施的建设。在这之后，政府就将不再扮演主角，改由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推动经济发展。
■共振：政府与企业形成互动
“政府与企业应该是一种友善的关系”———参加本次论坛的香港恒隆集团主席陈启宗认为，西部应当建立起一种“经济文化”的观念。所谓“经济文化”，是指政府与企业合作的概念。在全球18个国家都进行过投资的陈启宗认为，根据他本人的投资经验，投资环境比什么都重要。
对一个企业家来说，任何地区的投资环境，都必须放到世界背景下来考察。陈启宗向在场的与会者发问：谁是西部地区的竞争对手？东部地区其实不是，反倒有可能是一种互补关系。在全球化的条件下，西部地区的竞争对手有可能是墨西哥、印度、东欧和拉丁美洲等国家。这就引发了第二个问题：西部地区对企业家到底有什么特别的吸引力？陈启宗觉得市场潜力并非吸引外来投资的优势。举个例子来说，印度的人口固然众多，但消费力不高，这时优势就反而变成了劣势。从各国发展的轨迹来判断，政府在经济起步阶段是需要的，但应该尽快地从政府行为转为市场行为，要实现这个转折，西部地区就必须有持续的软环境发展，只有把一个地区的竞争力建立在软环境的改善之上，才能有效地吸引外来投资。
西部地区在吸收外资方面到底缺些什么？陈启宗认为，基层政府的效率和透明度值得注意。他的这一观点引起了日本经济协会会长渡里杉一郎的共鸣。渡里杉一郎说，一个最起码的方面就是要简化批准手续，杜绝乱收费现象。在成都，麦当劳餐厅的管理人员对当地政府征收的空气清洁费大为不解，因为麦当劳在全球各地的所有餐厅都从来没有遭遇过这类现象。
与会代表们另一个感到亟待解决的问题是：企业自律。有人甚至建议，西部地区政府可以考虑建立起对企业的评估体系，由政府牵头对企业自律状况进行监管和评估，为外来投资打造起一面防护盾，使整个经济体系更具有竞争力。
■成熟：政府就是管个大环境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西部正在踏上当年东部探索市场经济规律、最终完成全面开放的道路。东部已经有了足够多的经验和教训，这也正是在本次论坛上，西部迫切希望从东部学到的。
广东省省长卢瑞华认为：“政府在市场中应该扮演什么角色更有利于市场发展，我们多年都在探索。在广东，政府对企业的关系已经由过去的直接管理到不管具体经营。我认为政府就是管个大环境，经营活动让企业去做。政府不为企业承担风险，也不保企业，让企业在竞争中优胜劣汰。总的来说，政府就是要尽力为企业提供创业、创造价值的机会。东部一些地区提出用法律优势代替政策优势，我十分赞同。西部大开发要坚持互惠互利。对有实力的企业来讲，要求法律的保障比要求免税更强。”
陕西省常务副省长贾治邦说：“在西部大开发中，作为西部地区的政府主要是搞好基础设施的硬环境建设，同时要转变政府职能，实行政企分开、依法行政，切实保护投资者的合法利益，让企业有一个更大的、更良好的发展空间。”
从表面上看，由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强力主导西部大开发，是一件与市场经济时代不甚合拍的事情，但这决不意味着西部向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回归。几十年后回过头来再看看，我们也许就会恍然大悟：东部和西部只不过是在不同的时段里跨越了同样的门槛，而在这个进程中，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才是决定性的根本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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