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括记者在内，许多前来参加“2000·中国西部论坛”的代表，事先都对会上可能出台的有关支持西部大开发政策抱有较高的期望。事实没有令人失望，国家计委副主任、国务院西部开发办副主任王春正 21日首次披露了国家即将颁布实施的四方面优惠政策，成为本次论坛的一大亮点。与此相呼应，西部各省区市也在繁忙的论坛期间见缝插针，竟相举行新闻发布会，推出的政策措施一个比一个具体、一个比一个优惠。这些地方的领导更是利用一切机会不遗余力地宣传本地的“政策最优”，以期打动投资者的“芳心”。
然而，同政府官员们的热情推介相比，到会的境内外企业家和理论界人士对优惠政策的反应似乎并不如人们想象中那么热烈，他们谈得更多是政策以外的东西。于是在这个被成都当地媒体誉为“思维盛餐、交流平台”的国际论坛上，出现了一种有意思的现象：很多时候，商界代表和政界代表的发言更像是两条平行线，难以交叉和碰撞。
最优惠政策还不够诱人？还是企业家们太过贪心？让我们听一听来自论坛的声音吧。
论坛首日（20日）上午的第一次全会主题为“西部开发———政府与市场”，这也正是此次论坛的总主题。7位演讲嘉宾，其中 3位是国家部委和地方政府负责人，4位是国际大企业或经济组织的首脑，“政府”、“市场”两大阵营泾渭分明。香港恒隆集团主席陈启宗是最后一个登台的，他以一名投资者的体会开宗明义：投资的地区选对了，即便项目差些，也不要紧；反之，如果投资项目很好，却投错了地方，可就麻烦了。怎样才算是有吸引力的投资地呢？陈启宗认为，政策、硬件都是必要的，但并不是惟一的、决定性的。他从成都市只用 3个月即办成此次论坛这件事上看到了政府推动的威力之大，但他同时提醒说，长期地看，在西部大开发中必须将政府行为演化为企业行为。
陈还说，他所接触的一些省市政府都非常热情友善，可是到了基层就变了样。
紧接着这次全会举行的是题为“中国西部与世界”的第一次圆桌会，邀请了许多境内外知名企业的代表。由于每位发言者的讲话时间被限定为 100秒，圆桌会成为论坛上最能体现“思想激荡”特色的场合。
美国 J· P摩根集团亚洲证券公司副总裁刘宝杰说，有投资就有风险，投资者愿意承担业务上的风险，却无法接受人为造成的风险。他希望政府的政策有更强的延续性，企业表现出更强的对合约的尊重，使外来投资者感到风险可以得到较好的控制。
摩托罗拉公司副总裁王武小珍说，政府执行政策、法规，应该更具透明度和灵活性。
亚洲开发银行驻华代表处首席代表莫利说，西部大开发要想取得成功必须促进法规、铲除腐败、例行合同。
日本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鲛岛敬治“违反规定”，两次要求发言。他先是举了东北某城市的例子，希望西部地区引以为戒。这个城市的日资企业很多，现在日商的投资劲头却在下降，原因是那里投资环境不如从前了，水电费总是涨价。
西门子（中国）公司副主总裁钢·施达尔说，政府必须努力改变人们的思维，提高政府工作效率，摈弃现有的一些违背市场规律的东西。
20日下午的第二次圆桌会是“港澳台企业与内地企业对话”。虽然有台商“抱怨”现场没有西部省区的政府官员听他们“发牢骚”，但很多人还是“一吐为快”。
台湾东泰集团董事长陈一民 8年前就已进军西部，他说：“原以为‘早起的鸟儿有虫吃’，没想到‘早起的虫儿被鸟吃’。”陈一民的感慨源自他在西部投资“一路走来的辛苦”：投资之前与地方政府签订了土地使用合作，等到厂房建起来了、工厂开始赚钱了，政府却又让他搬迁。陈一民认为，这是政府缺乏长远规划的表现，而且“上级政府热情招商，下级不一定做得好”。
陈的发言激起了不少在场台商、港商和其他代表的共鸣。随后发言的台湾碧悠电子公司董事长陈汉春，香港华侨华人总会会长古宣辉等也都提到了不一致的问题，他们说，不能上面领导重视、下面基层走样，更不能“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更是一针见血，他指出，旧的计划经济体制遗留下来的行政权力、规章等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相结合，成为当前经济某些政府部门行为不规范的根源。西部大开发一定要减少行政性审批、行政性收费和行政性垄断，这是三个最主要的障碍。
22日下午举行的最后一次圆桌会以“中国投资体验”为题。又有一些大公司的代表及专家学者向西部地区政府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
惠普公司中国区总裁孙振耀希望政府保持政策的连贯性，让企业放心投资。
日本普利斯通公司驻京首席代表南显说，办企业肯定有赔有赚，问题在于要让人“赚得合法、输得明白”，这需要法规的保障。这位深谙中国人情世故的日本人还幽默地表示，希望以后外国企业在中国“打官司”时不再是“打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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