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清工作室
【小标题1】“你可以损害我的利益，但不能损害我的自尊；你可以得罪中国的某一个用户，但绝不能得罪一群中国人”
对于那些利用普通群众爱国心理做广告的厂商们来讲，眼下又是一个推销产品的好时候。
从大洋彼岸传来的消息说，严谨的美国人发誓要向倒霉的日本人索赔，以惩罚他们生产的一种笔记本电脑中隐含的设计纰漏。
消息迅速地传开。在人民日报网络版的网上调查栏目中，认为中国人也应该索赔的投票者比例从刚开始的64％疾增至91％以上。由于英特尔芯片问题本来就触了霉头的东芝公司，面临着来自一个巨大市场的巨大压力，任何一点选择的失误都可能招来灭顶之灾。
上周，东芝公司副总裁贺古正一飞临北京，在中国大饭店向中国用户说明东芝的态度。一位参加了说明会的朋友回来说，整个说明会期间，贺古正一充分展示了他名字中“正（襟危坐）”和“古（板木讷）”的一面，表情一片空白。
“在他毫无表情的脸上，我读到了两种声音。一种是对中国用户的冷淡和漠视——这不是我无中生有，这种表情我见到过不止一次。有一回我参加运动会，组委会为每个记者都免费提供4个日本产的彩卷。欧美记者过去取，日本的工作人员非常客气；可等到中国记者过去领时，他们都会要求看一下我们的记录，以防我们去领两次。当时，我从他们的眼睛看到的，就是这种神情。
“另一种是恐惧——中国的市场太大了，超过20％的市场占有率，这是一个多么诱人的数字。一旦开罪了这个市场的主流，苦心经营的一切可能会在转瞬之间崩溃。”“有一些东西的差别是很微妙的。你可以损害我的利益，但不能损害我的自尊；你可以得罪中国的某一个用户，但绝不能得罪一群中国人。”
大约是两年前，东亚某国一家著名家电厂商因为电视机质量存在问题，而服务人员又对中国用户的要求置若罔闻，最后在全国引起公愤，一些商场甚至拒绝销售该厂商生产的电视机。血的教训告诉他们，有些时候，中国的消费者也是糊弄不起的，老实人一旦较起真来，甚至比《威尼斯商人》中的女“法官”还要可怕。这家公司的一位经理私下里对我们说：“现在我们一听到‘消协’这两个字腿肚子就发颤，对每一个中国客户的投诉，我们都绝对不敢怠慢。”
在主张向东芝索赔的这些人中间，有多少是因为自己真正遭受了实际的损失，有多少是在追求法理上的公正，又有多少只是跟在别人后面瞎起哄，我们不得而知——美国人的心态大抵也很复杂。但在一个问题上，中国人表现出的态度肯定是美国人所没有的，那就是：“美国人赔得，我赔不得？”
这不是一种简单的攀比。在这种攀比的后面，隐含着一个向上的民族在心理变化上的所有潜台词。
【小标题2】到90年代初，尝足了国外产品超高额利润的甜头之后，羽翼逐渐丰满的代理商们开始追求更高层次的精神满足
要把爱国主义和民族情绪区分开来，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任何国家的任何历史阶段，这两种思想感情都会交织在一起，难分彼此。
在IT业界，这种混杂的感情同样普遍存在。只是在改革开放之后的前十年左右时间里，后者很少有机会露头。
尽管多年的教育在人们的头脑中形成了某些固定的印象，但我们反感的大多是资产阶级“腐朽没落”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是“垂而不死”的落后社会制度；对西方国家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尤其是精巧别致、美仑美奂的产品，已经很少再有那种自晚清以来时时发作的“抵制×货”的集体性意识。
无论“振兴中华”的宣示是多么地激越与真诚，几乎所有有机会买到免税商品的人，都会以得到一个西洋或东洋电器的指标为幸，不管是买来自用还是送给他人。
从理论上说，这也是符合政治经济学原理的：我们从来也不否认西方国家生产力水平的领先，问题只在于它们“落后的生产关系已经不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
这种状况维持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直到“全面引进”的思想在现实生活中触礁，以及非公有制企业在中国IT业中的崛起。到90年代初，尝足了国外产品超高额利润的甜头之后，羽翼逐渐丰满的代理商们开始追求更高层次的精神满足。一方面，他们感觉到做代理的日子不见得能够长此以往；另一方面，他们也不希望永远这样帮外国人赚中国人的钱。
“1990年8月，香港联想研制的主机板成功打入世界市场，联想得到了中国政府允许生产销售联想品牌的批文，此时联想走到了一个重要关口：由以前走为海外厂商做代理的道路，要改为去打出自有品牌的道路。这是一个令我们极其兴奋的时刻，为了它的到来，我们付出了昂贵的代价。”说起这些，柳传志直到今天还是心旌飘舞，难以抑制心中的激动。
联想闯出来了。当初，联想分析各种情况，得出了将会有上中下三种可能的结论。最好的结果是，联想PC推出成功并逐渐打开市场，和AST的关系依然良好，用代理的利润支持业务的发展。而最坏的结果是，联想PC夭折，AST关系搞僵，鸡飞蛋打，公司陷入困境。“经过精密的策划，我们得到了上上的结局。”
大约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在中国的IT业中，对应于以往的“政治经济学”，出现了所谓“国家经济学”和“民族经济学”的萌芽。
在一段时间里，“中国人自己的……”这样的广告词从IT和家电企业逐渐向外扩散，最后闹到谁都弄不清楚，什么是中国人自己的：是核心技术？是关键零部件？还仅仅是组装产品所投入的劳力？
【小标题3】感情、利益、智识上的差异纠葛在一起，让人很难分辨出谁是理智和客观、正确的代表
正是因为重要的都不是自己的，IT界的精英们变得格外焦急甚至浮躁。怎么办？两条路：一方面是尽力动用各种资源，给长驱直入的国外厂商设置路障和门槛；再有就是抓紧时间提升自己的能力。
我们还清楚地记得1994年春天，比尔·盖茨访华时的情景。在友谊宾馆的一间会议室里，来自学界和企业界的几十位高手紧急磋商了一个下午，历数微软的实力和劣迹，共同归纳出一个意见提纲，请记者紧急向上传送，以免盖茨以他雄辩的花招欺骗决策者。
第二天，上面对此做了一大段批示，请有关部门作出相应对策。又过了两天，与会代表中的一些人兴高采烈地打电话过来表示感谢：“我们的报告起作用了。”
但这样的“作用”终归只能应付一时，更重要的是迅速提高自我研究开发的能力。方正的中文出版系统是那一段时间的旗帜，占领中文报业80％以上的国内市场，攻入台、港、澳，进军东南亚，可谓红极一时。联想电脑抢关夺寨，屡建奇功，“为联想品牌、为中国的IT民族工业在全世界占领一席之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但这样的例子太少太少了。那时候，有一种流行的说法，中国人要在世界IT业占领一席之地，突破口在软件；后来的挫折缩小了这种出击的范围，似乎应用软件才更能体现本地化的特色；再到后来，应用软件也被局限在中文软件的狭小区间之内，我们的选择越来越少了。
微软中文Windows的推出，终于连最后一点引以为傲的资本也扯得七零八落，IT界的自信心在一段时间里落到了最低谷。中软总公司开发自主知识产权的操作系统COSA，被许多人讥为痨病患者的“咳嗽”，要不要从高端攻入这一利润丰厚的领域，成了当时激烈争论的最大议题。在这一刻，民族感情成了保守顽固的代称，成了浪费国家有限资金的典型。
仔细分析这些反对的声音，其实成分非常复杂。感情、利益、智识上的差异纠葛在一起，让人很难分辨出谁是理智和客观、正确的代表。著名的“倪柳之争”据说就肇始于此时，这种冲突与碰撞引起的后遗症直到今天，人们也能明显地感觉得到。
【小标题4】在狭隘的民族主义之火随时可能失控的情况下，当事各方最需要的，也不只是谈判的技巧和证据；我们更需要的，是政治家的眼光和智慧
民族情绪更进一步的飚升，是在去年三月的“维纳斯”计划推出前后。
此前，虽然金山的求伯君打出了振兴民族软件产业的旗帜，人们似乎并没有被这种有些口号式的宣传所打动。他们在静静地观望。他们对金山的认同，基本上要到两年后的“红色风暴”掀起之时。这时候，实惠已经超过了任何情绪化的冲动。
突破口是方兴东在《南方周末》上那篇有名的文章。虽然今天回过头来看，这篇文章里的许多观点都还有待商榷，但它的确是说出了许多人们想说又一直未说的话，它以并非实证的论据从另一个方面击中了微软，正好和《中国人可以说不》、《妖魔化的中国》等著述激起的情绪相契合。
无独有偶，英特尔奔腾Ⅲ芯片的序列号事件，以及所谓微软OS“后门”的报道，在干裂的柴禾上又投了两颗火星，而南联盟的事件则将这种情绪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顶峰。
Linux自由软件生逢其时，它和长城的“飓风”电脑一起，掀起了一股以“倒微”为主要目的的旋风。
局势发展到此时，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背离了人们的初衷。民众爱国的热情被引向一些厂商的商业利益，在与一个“假想敌”的斗争中，也许中了另一些“敌人”的圈套。
“东芝事件”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对于这件事情的处理，也许是一个相当棘手的问题。法律的差异，民众的心理，国际环境的影响，厂商与用户的利益，在说明会的桌子后面绕作了一团，原本期望东芝能够“解铃系铃”的人不得不放下手中的活计，静观事态的进展。因为这一次，不再只是一个“中国人自己的”某某具体东西的问题，它涉及的，主要是“中国人自己的”面子和尊严。而在狭隘的民族主义之火随时可能失控的情况下，当事各方最需要的，也不只是谈判的技巧和证据；我们更需要的，是政治家的眼光和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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