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久以来，对于新经济时代是否到来一直有着截然不同的两派意见。反对的一派认为通讯技术和互联网的出现至多不过是增加了一类信息产品，以边际分析为特点的传统的经济研究方法仍然基本适用。
赞成的一派则认为网络和通讯业的发展已经推动经济步入了新经济时代，传统的经济学体系，包括它的研究方法都已经不能适应新经济的发展了。“非人格的网络超边际分析”学派是赞成派的重要力量，以著名经济学家杨小凯为代表的华人经济学家在这一领域的研究中做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这个学派认为，传统经济学的一些研究方法本身就存在着致命的问题，不能用旧的研究方法来研究网络经济学。杨小凯教授认为，网络和通讯业的发展已经推动经济步入了新经济时代，用超边际分析改造传统经济学，可以解释网络经济的很多现象。超边际分析的重要运用之一是解决了网络效应问题。
杨教授在北大网络经济研究中心不久前主办的演讲中认为，“超边际分析”，就像男女恋爱，通常情况下，一个女孩要对大部分的男孩说不，而只对某一个说“yes”，但边际分析得出的最优解是对每一个男生都应当若即若离，把握着分寸去爱一点的同时又拒绝几分。当夫妻关系紧张时，边际分析得出双方几分妥协几分抗争的“最优解”，而新经济学认为离婚也是一种选择。网络中这种“Yes or No”的决策是很多的，就如网站千千万万，搜索引擎对每一个具体网站都只能给出搜索与否的唯一答复，网站间提供连接、网友平时上网对网站的访问也是如此。
网络的另一个特点是非人格性，用户只关心所获得的服务，而不关心服务是谁提供的。这种现象在旧经济中就普遍存在，只是没有人注意罢了。在研究网络经济时，这是一个应当引起高度注意的特性。
杨教授说，经济学的一部分研究方法和结论还适用，但是，传统经济学的基本研究方法本身就存在着致命的问题，新经济学的产生是旧经济学的缺陷导致的，传统经济的方法不是到今天才旧起来的，实际上1962年“超边际”概念就已经诞生，开拓者后来还获得了诺贝尔奖。而电子网络不过是新经济的催化剂罢了，这时候传统经济学的缺陷才更加凸现出来，因此，不能用旧的研究方法来研究网络经济了。
电话和汽车的网络效果
利用新经济学的方法来研究网络决策很有意义。很多人都讨论过一个有趣的命题，譬如电话网络，在市场的初期，没有人愿意买电话，因为，电话连接的网络太小了，生产厂商和网络建设商为少量的电话用户提供服务的成本也太高，这种高成本又进一步阻碍了消费者购买电话和使用电话服务。而一旦电话网络扩大，成本低了，网络效应大了，消费者也愿意购买电话产品和服务了。用传统经济学的边际分析研究方法得到的价格和数量的最优解与考虑网络效果的超边际分析得出的市场均衡完全不同，传统经济学将网络效果看成是“外部性问题”，不能分析价格机制如何利用网络效果发挥作用。
超边际分析的重要运用之一是解决了网络效果问题。再以汽车发展史为例，在本世纪初，汽车的供给成本非常高，而汽车对大部分人的效用还不高，按照传统经济学的理论，市场的均衡解是高价格低销售量。但是，这个决策后面忽略了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网络效果。当汽车数量形成规模后，将降低交易成本，促进超市兴起，交通运输业发展等，这些反过来又会促进汽车购买。传统经济学认为这种网络效果是“外部性问题” ，而新经济学认为它可以被市场利用。在这个例子中，结果是老福特推出著名的黑色的T型车。他没有按照边际分析得出的需求量生产，也不是采用当时的“均衡价”销售，而是远远低于这个价格，结果取得了极大的成功。“福特汽车是黑色的”也成为历史上最有名的商战案例之一。
到了电子网络时代，网络效果问题就更加突出了，它使得很多前网络时代的决策完全颠倒过来，比如说报刊杂志，在网络出现之前，商业性报刊杂志大都是综合性的，非常专业的专业杂志很难找到较大的读者群，因而没有商业价值，而电子网络出现后，非常专业的电子杂志都出现了，甚至网上发行了专门在家里做某一种家具的木工杂志，而综合性报刊渐渐失去了竞争力，大有被专业报刊替代之嫌。
另一只眼看“鼠标＋水泥”
用超边际分析改造传统经济学，可以解释网络经济的很多现象。盈利网络公司都有非常高的市盈率（薄利和亏损的网络公司只要有点收入，也都有十分高的市场价值与营业收入比）。从网络效果看，因特网的发展可能导致很多亏本行业扭亏为盈，甚至出现大量高速发展的新行业，要对这些作出预测是很困难的，但是，市场会对总的网络效果的大小进行合理的预期，这恐怕是我们对于网络发展最统一的认识了——简而言之，因特网的发展前途不可限量，从这一点可以解释网络公司的价值高估。
但目前网络公司的经营每况愈下，纳斯达克一跌再跌，事实表明，超边际分析是对了一半。在美国，几年内家庭上网都会免费，这是因为网络是非人格的，只要有一家公司提供免费，由于网络产品的价格弹性无限大，大家都得提供免费服务，这便使得前面的合理预期似乎不那么合理了。
这就要求虚拟的网络公司与将获得网络效应的其他“水泥”结合起来。按照新经济学的理论，这也是市场可以做到的。打一个比方，某dotcom公司发明了网上交易汽车的全套技术，它吸引了眼球，产生了网络效果，但它亏损，它向风险投资借钱，但一亏再亏，只有福特公司可能购买这个市盈率（或者市场价值与营业收入比）高的dotcom公司。因为它可以利用因特网产生的网络效果，降低福特汽车的交易费用，或者汽车还可以涨一点价。之后，每一个汽车厂商都会提供电子交易网站。这正如中国目前证券公司的全面收购触网。
那么福特公司为什么不成立电子网络部从事电子交易呢？在纯粹创新阶段，风险极大，大公司内的一个部门没有这个创新动力。真正创新的是年轻的小公司。小公司的优势在于股权激励制度、风险投资和专利制度。在美国，网络上的专利已经有3000多个。这对专利制度的要求是要加快审批的进度，同时要缩短专利有效期限。当然，度过纯粹创新阶段之后，很多公司就可以利用现有的技术以一个电子网络部门来专门进行网上交易。
但事实表明，问题是对了一半，目前网络公司的经营情况并不妙，而且情况是越来越糟。在美国，几年内家庭上网都会免费，这是因为网络是非人格的，只要有一家公司提供免费，由于网络产品的价格弹性无限大，大家都得提供免费服务，这便使得前面的合理预期就不那么合理了。
再打一比方，某dotcom公司发明了网上交易汽车的全套技术，它吸引了眼球，产生了网络效果，但它亏损，它向风险投资借钱，但一亏再亏，只有福特公司可能购买这个市盈率（或者市场价值与营业收入比）高的dotcom公司。因为它可以降低福特汽车的交易费用，或者汽车还可以涨一点价。之后，每一个汽车厂商都会提供电子交易网站。这正如中国目前证券公司的收购触网。
Dotcom公司持续亏损，也不能发放大量的现金工资，一般股票期权占到了薪金的三分之二，公司不能靠营运赚钱，只能靠卖网站赚钱，或者把网站的经营与节省交易成本的公司结合起来。经济学里叫做打包销售（tying sale或 bonding sale），这有违反反垄断法之嫌，却是大量存在的现象。
利用网络的效果，必须用打包销售来实现，不打算出售网站的dotcom公司也必然要与能利用这种效果的服务来打包销售，而能够获得网络效果的公司也会建立或购买可以产生网络效果的网站，或者与现有网站打包销售。我们常说“鼠标＋水泥”和网络与传统经济的结合，不过是另一种说法，大概英雄所见略同吧。只是之前我们把这新与旧分得绝对了些。
“外部性问题”——哪只手起作用
关于“网络外部性”问题，传统的经济学分析网络效应导致了较多的外部性问题，而超边际分析解决了大部分外部性问题，杨教授认为，网络产生的效果很多可以为市场所利用，因而主要还是市场内部的问题。当然网络的外部性也还是存在的，例如在建设信息高速公路阶段，需要政府的介入。当然，政府的介入前提应该是政府和执政党本身不从事商业活动，本身要是“利益中性”的，是高效率的，这时候，政府才是公共选择的工具。中国政府和执政党介入商业，经管大量国有企业，并且没有将这些资产信托出去，这样，政府和主要政治力量本身是追逐商业利益的，并且不由自主地集规则制定者、裁判和运动员于一身，导致了很多的后发劣势效应。
简单地说，由于技术上可以模仿，越后发者模仿机会越多，这就是后发优势。苏联在二三十年代以社会主义的企业模仿欧洲的技术和生产方式，结果取得了迅猛的增长，我国的改革开放初期也取得了惊人的成就。但也正因为这种易模仿性，忽视了制度的革新，以技术模仿代替制度创新，结果也只能获得短期和中期的效益，长期上显得后劲不足。苏联后来的增长乏力直至迷惘解体，就是后发劣势引起的综合症。九十年代以来我国经济的发展，与积极推进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是分不开的。中国目前存在大量的政府和国有企业投资的网络公司，就可能走上危险的后发劣势的道路。
以金融业对互联网影响来看，中国发展互联网，非人格性的特点发挥了更大的作用，原因是中国的银行业和信用制度非常落后，网上支付和金融创新跟不上，网站很难开展付费服务。中国银行业垄断程度太高，中国的银行开发新信用工具的积极性不高，政府可以要求他们开展好现行的经营和服务，但无法逼迫银行开发新的金融创新工具。中国支票普及率低，以至于在美国开展的收费服务移植到中国就只能免费。比如美国有很多约会网站（“date.com”）收取年费，在中国就不可能做成规模。网站开展很多赚钱的网站也与银行业的高度发达有关。中国不打破银行业的垄断，后发优势就可能丧失，而后发劣势会很大。
传统经济学家过分高估了网络的外部性问题，导致政府对互联网过多的参与，必将不利于中国网络经济的发展。中国流传着很多古训，譬如“清水衙门”、“不与民争利”，倒是很顺应新经济学的理论，看来新经济学还真是不那么新，中国的老祖宗比福特更早就明此事理了。政府在解决国有经济的战略转移、委托代理和信托问题之前，在所干预的领域尚未达到“利益中性”之前，过多地伸手干预市场，可能是适得其反，加大了网络的外部性。
破解网络悖论
网络经济激动人心，新经济学也解决了很多传统的“悖论”。之一是按照“摩尔定律”，PC有条不紊地降价，似乎随着科技进步，我们可以更轻松地拥有它，可事实是用在PC和通讯上的支出占GDP的比率却越来越高。这是传统的边际分析所无法解释的，超边际分析考虑网络效果，在看到单次连接成本下降的同时，连接次数却以更大的速度和加速度增加。这种网络效果似乎有点背离我们的良好愿望，不妨叫它“负网络效果”。
这种负网络效果其实也广泛存在于前网络时代，正如美国的城市交通，太平洋东岸的旧金山和洛杉矶是升级高速公路最积极的城市，结果导致了城市塞车最为严重！这些城市的人上班距离更远，汽车也更多一些——全因公路的改善。北京的交通情况也似乎带上了这种网络特征。
另一个悖论是电子网络的发展使得单机的可靠性得到加强，可是整个网络和全球经济的可靠性持续下降。网络的一体化程度越高，使得网上的“贾史王薛”各府“一荣皆荣，一损皆损”。一个“I love you”病毒弄得全球鸡犬不宁，在每一个连接的瘫痪风险下降的同时，整个网络的瘫痪可能性加大。又如，亚洲金融危机，不经意间就席卷了东亚东南亚。似乎整个“东亚奇迹”顷刻间灰飞湮灭，昔日“四小龙”、“四小虎”立马成为昨日黄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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