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小说是采访出来的
张平认为真实的记录一个时代是作家的天职。他不刻意追求什么哲学、文化上的深度，也不依靠什么所谓人生积淀，因为一个人总是泡在书斋里，老和那几个圈内人交流，就是积累一辈子充其量也只是个人的感悟和经历，这恰恰抛开了活生生的生活，是舍本求末。
一个人的阅历总是有限的，但你可以直接到另一个圈子里去体验去交流，用很短的时间就能获得别人几十年的人生积累。比如和一个老农谈心，就能了解到那一代农民的生活；与一个官员接触，你就能深入了解到官场的内幕。这种看起来很笨的法子，很可能是一条捷径。
作家不可能是样样精通的全才，写不熟悉的事情就得实地调查，否则就可能落下无法弥补的硬伤。我写《十面埋伏》之前做了大量采访，比如司法上有个“秘密调查”，这是个受很大限制的调查方式，在什么情况下才能使用，怎样具体操作，单单这一个术语我就调查了好几天。
另外中国有中国的国情。国外的、书本上的东西照搬到小说中，一不小心就要出洋相。有人批评《抉择》违背了基本的法律常识，调查腐败反贪局竟然没人露面，倒是被控涉嫌贪污的市长忙前忙后。这在法理上绝对正确，但要是那样写了，就不那么可信，因为我们的现状就是那样。老百姓上访，按理应该找民政局、司法局去，为什么都要找市长，因为他们知道找谁才管用。
■《凶犯》引出了《抉择》
曾导演过电视连续剧《天网》的斗琪，看中了张平的另一部小说《凶犯》。她觉得描写护林员与偷林者的故事框架很可取，能不能将它改编成工业题材的电视剧，把林场改成工厂，护林员改为仓库保管员，偷林者变成哄抢工厂的工人。
张平说他生长在农村，对城市和工厂有天然的隔阂，于是和斗琪开始了长达三四个月的实地采访。
选定了几个群众上访多、问题复杂的大企业，深入车间、盗窃现场，与工人们聊天、座谈，和他们一起吃一起住，到他们家里做客，会他们的亲戚朋友。
工人们的改革热情，有被少数腐败分子消磨的危险，张平说这是很可怕的事，改革的前程不能断送在这些人的手中。
而在采访工厂负责人时，他们又震惊地发现，个别的既得利益者，把人民交给他们的工厂搞得一塌糊涂，中饱私囊之后，又迫不及待地要将非法所得合法化。
他们两人是以记者和作家身份调查的，在采访中，既能看到一些领导在酒店里大摆宴席；也能看到一些经济拮据的工人，腊月二十九排着队去领60块钱回家过年。
采访结束后，张平立即动笔写作，由于调查资料极为翔实，以致他不得不忍痛舍去不少素材。前后花了七八个月时间，写成了40万字的小说《抉择》。
■小说改编成电影，大动有三处
小说《抉择》拍成电影《生死抉择》大动了三处：
一是市长夫人由反贪局局长变成了一个很虚的处长，有一儿一女的幸福家庭变成了只有个弱智女儿的不幸家庭，小说中的反贪局局长大贪特贪，电影中则成了一个贤妻良母，为了家庭为了弱智女儿，被动地陷入了腐败漩涡。
张平说这个改动使人更可信，设想一个清官的妻子疯狂贪污受贿，丈夫怎么可能不有所察觉，而且有着如此不同人生观的两个人怎么能捆绑在一起。更重要的是，这么一个为家庭牺牲的中国典型贤妻良母，在腐败面前也丧失了免疫力，这样揭露腐败的严重性更具震撼力。
二是杨诚由市委书记改为副书记，成为李高成的对手，增加了两人竞争市委书记职位的冲突。
权力之争是现实无法回避的问题，杨李二人在竞争中也暴露了一些私心，他们不再是公式化的完人英雄，更有人情味。这也在开始设置了一个悬念，他们两人到底谁清谁贪？而结果又出人意料，跳出了窠臼。
三是腐败官员严阵的侄子成了义子，生出一个枝节，义子的生父对严阵有救命之恩。这样为严阵不顾大局庇护义子提供了道义上的理由，使得这个人物更加多面化。
严阵在五七干校被战友舍命救起，又接受临终托孤的情节与《十面埋伏》极为相似，不知编剧是有意还是无意，这一情节深刻揭露了一种腐败现象，以道义作为理由理直气壮地腐败。而这种“情”、“义”恰恰是残留在某些人思想中的封建流毒。
■我要给人们更多的信念
张平在《生死抉择》公映后也听到了来自各方的评论，有种说法认为影片过分强调了两三个人在反腐败中的作用，可是用清官反贪官的做法终不是长久之计。
他说，我完全赞同专家的观点，可是小说要忠于生活。在我国法制、政治体制不够完善的条件下，反腐败力量主要来自两个方面，基层群众和党的中坚人物。作为一部文学作品能反映真实，在无英雄的时代呼唤李高成那样的正面人物，给人们一种信念，这就足够了，写得太超前变成了理想国、桃花源，就没有实际意义。
这部《生死抉择》不仅仅是让老百姓出气宣泄感情的，片中大圆满结局的安排，一方面出于中国人传统审美观的考虑，另一方面，这种大快人心的处理结果也会激起人们新的热情，沉重的结尾也许会带来负面效应。
最后，张平说，我期望这部电影不是在散场后就结束，而是真正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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