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即将来华访问。说老实话，我对日本人没有好感，因为他们曾经给中国人带来太多的灾难和难以名状的痛苦。读了大江健三郎的《性的人》、《我们的时代》和他１９９４年在瑞典皇家文学院领奖时的讲演之后，改变了我的感觉，而且这感觉引导我回到理性的思考。这也许就是文学作品的力量所在。
大江健三郎用他的作品告诉人们，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不仅给战争时期的日本人造成了灾难，而且伤害了战后一代的年轻人，那就是小说里描写的“不幸的年轻人”。试想，一个曾经靠武力称霸亚洲、不可一世的国家和民族，转眼之间自己的国土变成外国占领军的营地，国民失业，青年乃至中年男女去充当男妓和女妓，成为外国占领军发泄性欲的工具。这情境，对于一个昨天还耀武扬威的国家和民族来说，受得了吗？然而严酷的现实在那儿摆着，不受也得受。于是产生了畸形社会中的畸形人。
有权力的人用发昏的头脑指挥行动是犯罪，没有权力的人用生殖器指挥行为是造孽；以后者反抗前者，除了糟蹋自己以外，于事无补。不过，这并不是大江健三郎小说的根本含义。作家要告诉人们的，正如他自己说的：“我觉得，日本现在仍然持续着开国１２０年来的现代化进程，正从根本上被置于暧昧（ａｍｂｉｇｕｉｔｙ)的两者之间。而我，身为被刻上了伤口般深深印痕的小说家，就生活在这种暧昧之中。”
大江健三郎讲话的题目是“暧昧的日本的我”，他特别强调，不要把日语中的暧昧译成英文的ｖａｇｕｅ,而是要译为ａｍｂｉｇｕｏｕｓ。因为前者是“模糊的”意思，后者是“模棱两可的、可作两种或两种以上解释的”意思。虽然在日语中同样可以用“暧昧”一词来表述，然而前者与后者的意思却不大一样。依我的理解，大江健三郎的意思是，日本的现代化进程，不是处在模糊之中，而是处在模棱两可的两极之间。二战前的日本现代化进程是伴随着日本军国主义的日益膨胀而进行的，现代化也就是军国主义化；战败以后，日本人痛定思痛，选择了放弃战争的和平宪法，这是日本人走向新生的道德观念的基础。然而事情并没有到此完结，正如作家指出的那样，战后的日本存在着超越民主主义原则的市民感情，他们把绝对价值置于更高的位置，不时地策动日本放弃和平宪法，放弃日本重新出发的新的道德观念的基础。如果他们的目的一旦达到，那无疑是对亚洲和广岛、长崎的牺牲者们最彻底的背叛。在这之后，还会继续发生更加残忍的新的背叛。
在大江健三郎发表这个讲话之后的第六年，有一个日本人说，“日本是以天皇为中心的神的国家”，以此来挑战日本的和平宪法和民主主义原则。这又是一次严重的背叛。可见大江健三郎当年的讲话是有预见性的。作为一个有良知良能的日本人，大江健三郎曾经告戒人们：“假如日本人再次将另一种原则制度化，用以取代战后重新出发的道德规范，那么，我们为在崩溃了的废墟上建立具有普遍意义的人性而进行的祈祷，也就只能变得徒劳无益了。作为一个人，我没法不去想象这一切。”
作为文学家，大江健三郎不是用口号，不是用演讲，而是用他的小说去反对在日本复活军国主义。当然，随着日本的社会经济发展，战后的日本社会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有的已经习以为常（如美军占领），有的已经成为过去（如失业贫穷）。但是如果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盟友不是可以变仇敌吗？已经过去的不是还可以再回来吗？那过程还将是先用发昏的头脑指挥军队对别的国家和民族动武，然后在武器被人缴械之后，就用自己的生殖器来毁灭自己。这样的历史，这样悲惨的经历，无论是日本人，还是日本国以外的其他国家的人，难道还会希望它重演吗？
大江健三郎用他的小说揭露了这个毁灭人性的过程，并且提醒人们现实还存在着可能再次发生如此恶性循环的危险，这是一个没有深刻思想和大智大勇的人做不到的。所以我认为他是一个有良心的日本人，是一个有良知良能的人，是一个有大智大勇的人，一个真正的日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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