乘风好去（张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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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网 >> 文娱 >> 文苑荟萃	2000年12月29日17:04

乘风好去（张洁）

　　听到冰心先生去世的消息，重又落入母亲过世后的那种追悔。

　　虽然我叫她“娘”，然而我对这个“娘”就像对自己的亲娘一样，心中有过多少未曾实现的许诺！

　　这些年，我只顾沉溺于自己的伤痛，很少去看望这个疼我的人，说我自私也不为过。

　　最后一次见到冰心先生，可能是1993年，出国前到医院去看望她，她比从前见老了，有点像母亲去世前那几年的样子，心中一阵不宁。可头脑还是非常清晰，我们谈了不少话，关于文学、人生，说到对辛弃疾、苏轼、李煜（“太伤感了。”她说）的共同喜爱。

　　看到我头上的白发，她怜爱地说：“你太累了。”

　　“唉，心累。”

　　“心累比身体累更累。所以是‘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

　　我说：“后来却成了‘劳力者治人，劳心者治于人’了。”

　　她说：“正是如此，所以我针对‘没有工不行，没有农不行，没有兵不行’，写了一篇‘没有士怎么样？’”

　　后来问到我的丈夫，“你看上了他的哪一点？”

　　“‘文化大革命’中不出卖他人。”

　　她说：“‘文化大革命’就是大革文化的命……你结婚的时候，还带他来先让我看看。”又问：“欧洲的那些国家，你最喜欢的是哪一个？”

　　“意大利。”

　　“我也是。他们的女人即使不化妆也很漂亮，头发的颜色很深，像中国人。我现在还记得四句意大利语‘早上好’、‘多少钱’、‘太贵了’……”

　　她接着问：“最不喜欢的呢？”

　　“德国，有点冷。”

　　“我最不喜欢伦敦。”

　　“啊，对，英国人太冷也太苛刻。”

　　“不过你要是和他们处长了，就觉得他们不像美国人那么……”

　　“花里胡哨？”我说。

　　“对，花里胡哨。”

　　……

　　后来她看看表，问我：“你吃晚饭了吗？”

　　我说：“回去再吃也不晚。”

　　她说：“走吧，该吃晚饭了。”

　　我的眼泪流了出来，自母亲去世后，再没有人关心过我，是不是吃过晚饭这样的问题了。

　　她说：“我不是撵你走，我是怕你饿了。”

　　“我知道。”

　　“带手绢了吗？”我转身从搭在椅背上的风衣口袋里拿纸巾，她问：“你怎么了？”

　　“没什么。”

　　7点钟，我准备走了，穿风衣的时候，她说：“你这件风衣很长。”等我穿好风衣。她又提醒我：“风衣上的带子拧了，也没套进右边那个环里去。”

　　当我快要走到病房门口的时候，她突然叫住我，说：“来，让我亲你一下。”

　　我走近她的病床，俯下身子，像我过去离去时那样，她在我的右颊上亲了一下。

　　走出病房时，我又一次回头看了看她，她正目不转睛地看着我，并向我摇了摇手，我也向她摇了摇手。

　　谁能想到，这就是她留给我的最后一个吻。

　　实在说，我并不值得她那样关爱，她对我那份特殊的关爱，只能说是一种“缘分”，而不是因为我有什么特殊的“表现”，更不知她对别人是否也会如此。总之，我总是觉得她有很多话，是只对我一个人说的，有很多爱，只是给予我的。

　　一生坎坷多多，每当情绪低落得无以自处，就会不自觉地走到她那里去，她也并不劝慰，常常很简单的一句话，就有指点迷津的作用。

　　她曾在给我的一封信中说：“听孙女说，你又住院了，到底怎么回事？是不是心脏不好？这要小心，不要写太多东西，‘留得青山在’，要做的事情多着呢。匆匆。祝你安康冰心十一月十七”

　　特别她最后给我的那封信，更让我视若珍宝。那时我因母亲去世，以及其它方面的打击，情绪十分低迷，她在信中说，你不要太过悲伤，你的母亲去世了，可是你还有我这个娘呢，你这个娘虽然不能常常伴在你的身边，但她始终关爱着你。

　　我本该引出这封信的全文，但是正像我一生难改的作派，越是珍爱的东西，我越是东藏西藏，最后藏到连自己也找不到的地步。

　　丢是肯定丢不了的，只是要用的时候却找不到，可说不定哪一天又会不期然地出来了。

　　反倒是她给我的其它的信，就在抽屉里，一拉开抽屉就找个正着。

　　人们常常谈到她作品中的“大爱”，却很少谈到她的“大智”。

　　《关于女人》那个集子，她就对我说了很多故事中的故事。其中还有早年因“男士”这一笔名，引出的一段笑谈。出版社担心这一笔名可能不会引起读者的注意。她却答道，可以用一个引人注意的题目。因为“女”字总是引人注意的，集子便定名为《关于女人》。如此超前的剖析，即使到了本世纪末，仍然一语中的、一针入穴。

　　比方她对我《爱，是不能忘记的》一文的看法，也是慧眼独具。“……我也看了，也感到不是一篇爱情故事，而是一篇不能忘记的心中的矛盾，是吗……”

　　又比如她对龚自珍的偏爱，龚自珍可以说是中国有肝胆、有血性的知识分子的统爱，1925年在美国读书的时候，她就选了两句龚诗寄回国内，托堂兄请人书录。

　　“冰心女士集定庵句索书

　　世事沧桑心事定

　　胸中海岳梦中飞

　　乙丑闰浴佛日　　　　梁启超”

　　至1999年，整整74年，一直挂在她的客厅里。

　　20世纪这场大戏，她从头看到了尾。对这个世界的了解应该说是非常剔透，然而却坚守着一份原则，一辈子做人、做文都做得非常干净，是可以用“功德圆满”，这四个很少人能称得起的字来概括的。

　　如我这样一个糟糕的人，虽然永远达不到她那个高度，但我知道世上毕竟还有那么一个高度，是我们应该仰视的高度。

　　早在1984年，我不得不应一家杂志社的邀请，写一篇关于她的文章。在那篇力不从心的文章里，关于她，我曾写过一句这样的话：“你能将大海装进一只瓶子里吗？”

　　时隔15年，我仍然回答：我无能。

　　1999年3月8日

《人民日报海外版》　(1999年03月16日第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