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上呼唤精品书已非一日，出版界也确乎为此做了不少努力，这只要到书店走走就可以知道。各种大全、文集，又是豪华本，又是珍藏本、精装本，无不冠以“精品”的名号，琳琅满目地排满了书架，简直令人应接不暇。然而颇耐人寻味的是，除了那些公款购书者以及为装点门面而来的大款之外，真正掏腰包的读者却为数寥寥。这真让一些出版社尴尬不已。
图书作为商品走向市场，自然要具有商品的特征，其中包括外观的精美、装帧的考究等等。在推向市场的过程中，也尽可以借助一些促销手段来扩大影响。但是，图书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其价值更多地应体现在书的内在品质上。这可以从两方面来说。一是书的思想内容，二是编者的水平。前者当然更多地取决于书的作者，但是它却常常以出版者的眼力为前提。独具慧眼，有高人一筹的辨别力，就不难在鱼龙混杂的书稿中发现精品。八十年代初，张中行《负暄琐话》脱稿，经友人吕冀平介绍给黑龙江人民出版社，该社慧眼识珠，不惜冒着赔本的风险出版了这本书，为读者奉献了一部真正的精品。这本书以及后来的《负暄续话》、《负暄三话》也成为该社颇具影响的作品，为出版社带来了很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其实，思想内容上乘的作品在所不少，能不能成为精品书摆在读者面前，全在出版者能否真正挖掘出来。如果只把眼光盯在销路如何、码洋多少这些问题上，或者仅仅靠打起“精品”的旗号来招徕读者，恐怕永远也出不了什么精品。当然，这里还有一个如何看待读者的问题。有些人总是把读者的水平估计得过低，这样的书没人买，那样的书没人读，结果是画地为牢，自己束缚了自己的手脚，“精品”云云自然也就胎死腹中了。
其次说编者的水平。说一句不客气的话，如今在某些人看来，似乎只要认得几个字，仿佛什么人都可以当编辑，当了编辑，就似乎什么都可以编，好像天底下没有比当编辑更容易的事儿了。其实不然，编辑同样需要渊博的学识和精深的造诣。如果把作品比作千里马，则编辑就必须是伯乐才行。当年，钱钟书先生《谈艺录》付梓之际，周振甫先生作书的责任编辑，不仅审定全稿，“于失字破体，悉心雠正”，而且为该书“标立目次，以便翻检”（钱钟书《谈艺录》序），使这部作品益趋完美。没有扎实的学问功底，怕是难以做到这一点的。可现在一些编辑的水平却实在让人不敢恭维。笔者曾在书店里见到一本《论语》（姑且隐去编辑和出版社的大名吧），封面上竟赫然印着“孔子著”三个大字，而且冠以“精品”之称。稍有常识的人就知道，《论语》是记录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一本书，成书于孔子死后。“《论语》者，二十篇，群弟子，记善言。”（见蒙学读物《三字经》）这在过去是连三岁童蒙都知道的。可如今这样的书居然也堂而皇之地跻身于书店的售架之上，岂非咄咄怪事？这样的学识，还能指望他编出“精品”来吗？
当然，学识之外，编辑的“编外功”也非常重要。出自高手的上乘之作，总能在书的内容之外给人以诸多美的享受。藏书家们所常常津津乐道的，除版本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书品”。书品的好坏，与编辑水平的高低有直接关系。笔者藏有一本湖南钟叔河先生编的周作人诗、丰子恺画的《儿童杂事诗》（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从版式设计、字体字号以至纸张的选择，看上去都让人觉得舒服，妙不可言。面对这样的精品，你不能不对编者的水平之高发出由衷的赞叹。
过去，人们常常把书的付印谦称为“灾诸梨枣”，如今很少有人这么说了。但印不出好书来，确实是纸张的极大浪费。我们国家纸张奇缺，每年需大量进口，可另一面又在大量浪费，读者也在为缺少“精品”而叫苦不迭，这种矛盾的现象的确值得出版界人士深长思之。关于“精品书”的闲话刘德水
社会上呼唤精品书已非一日，出版界也确乎为此做了不少努力，这只要到书店走走就可以知道。各种大全、文集，又是豪华本，又是珍藏本、精装本，无不冠以“精品”的名号，琳琅满目地排满了书架，简直令人应接不暇。然而颇耐人寻味的是，除了那些公款购书者以及为装点门面而来的大款之外，真正掏腰包的读者却为数寥寥。这真让一些出版社尴尬不已。
图书作为商品走向市场，自然要具有商品的特征，其中包括外观的精美、装帧的考究等等。在推向市场的过程中，也尽可以借助一些促销手段来扩大影响。但是，图书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其价值更多地应体现在书的内在品质上。这可以从两方面来说。一是书的思想内容，二是编者的水平。前者当然更多地取决于书的作者，但是它却常常以出版者的眼力为前提。独具慧眼，有高人一筹的辨别力，就不难在鱼龙混杂的书稿中发现精品。八十年代初，张中行《负暄琐话》脱稿，经友人吕冀平介绍给黑龙江人民出版社，该社慧眼识珠，不惜冒着赔本的风险出版了这本书，为读者奉献了一部真正的精品。这本书以及后来的《负暄续话》、《负暄三话》也成为该社颇具影响的作品，为出版社带来了很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其实，思想内容上乘的作品在所不少，能不能成为精品书摆在读者面前，全在出版者能否真正挖掘出来。如果只把眼光盯在销路如何、码洋多少这些问题上，或者仅仅靠打起“精品”的旗号来招徕读者，恐怕永远也出不了什么精品。当然，这里还有一个如何看待读者的问题。有些人总是把读者的水平估计得过低，这样的书没人买，那样的书没人读，结果是画地为牢，自己束缚了自己的手脚，“精品”云云自然也就胎死腹中了。
其次说编者的水平。说一句不客气的话，如今在某些人看来，似乎只要认得几个字，仿佛什么人都可以当编辑，当了编辑，就似乎什么都可以编，好像天底下没有比当编辑更容易的事儿了。其实不然，编辑同样需要渊博的学识和精深的造诣。如果把作品比作千里马，则编辑就必须是伯乐才行。当年，钱钟书先生《谈艺录》付梓之际，周振甫先生作书的责任编辑，不仅审定全稿，“于失字破体，悉心雠正”，而且为该书“标立目次，以便翻检”（钱钟书《谈艺录》序），使这部作品益趋完美。没有扎实的学问功底，怕是难以做到这一点的。可现在一些编辑的水平却实在让人不敢恭维。笔者曾在书店里见到一本《论语》（姑且隐去编辑和出版社的大名吧），封面上竟赫然印着“孔子著”三个大字，而且冠以“精品”之称。稍有常识的人就知道，《论语》是记录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一本书，成书于孔子死后。“《论语》者，二十篇，群弟子，记善言。”（见蒙学读物《三字经》）这在过去是连三岁童蒙都知道的。可如今这样的书居然也堂而皇之地跻身于书店的售架之上，岂非咄咄怪事？这样的学识，还能指望他编出“精品”来吗？
当然，学识之外，编辑的“编外功”也非常重要。出自高手的上乘之作，总能在书的内容之外给人以诸多美的享受。藏书家们所常常津津乐道的，除版本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书品”。书品的好坏，与编辑水平的高低有直接关系。笔者藏有一本湖南钟叔河先生编的周作人诗、丰子恺画的《儿童杂事诗》（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从版式设计、字体字号以至纸张的选择，看上去都让人觉得舒服，妙不可言。面对这样的精品，你不能不对编者的水平之高发出由衷的赞叹。
过去，人们常常把书的付印谦称为“灾诸梨枣”，如今很少有人这么说了。但印不出好书来，确实是纸张的极大浪费。我们国家纸张奇缺，每年需大量进口，可另一面又在大量浪费，读者也在为缺少“精品”而叫苦不迭，这种矛盾的现象的确值得出版界人士深长思之。
|
到BBS交流
写信谈感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