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女性文学写作悄然升温变热，这是不争的事实。这个在八十年代尚属“星星之火”的现象，到九十年代不断发展蔓延，眼下似有“燎原”整个文坛之势。当前，在文坛内外最为引人注目的作家作品，多数为女性创作。这里有属于五十年代人的池莉的《来来往往》，王海翎的《牵手》，铁凝的《大浴女》；有属于六十年代人的林白的《玻璃虫》，虹影的《饥饿的女儿》，皮皮的《比如女人》；更有属于七十年代人的作家作品。这样的一个事实已无可置疑，但这样的事实所提出的问题却费人猜详，是否女性作家最适于市场经济下的文学写作，抑或是她们的作品最能打动当下社会生活中的各色读者？
无论从作者的构成看，还是从创作的追求看，女性写作显然是不同个体的文学集合，本身即是丰富而多元的。对于这样一个多种多样又变动不定的创作群体，笼统地谈其问题与长短，实难切中腠理。但作为同属女性，共事创作的一群，人们仍可发现贯串于她们创作中的一些共同性的东西。比如，女性作家大都回避宏大叙事，常从“儿女情、家务事”日常支点切入社会，从半写实、半虚构的自传角度看取生活，长于以小见大，平中求奇，善于以细腻的笔触、微妙的感觉，传达内在情性和抒发个人情感。这或可用一个公式来加以表述，那就是“社会生活化——生活个人化——个人感觉化”。如果约略作一些分析，从中也不难窥见女性文学在九十年代之后长足发展的个中秘密。
文学作为社会与人生的随行物，其创作与欣赏都必然与时代变动和社会演进相联系。从这样一个角度来看，九十年代以来在文学创作中出现的“个人化”写作，决非来自文学创作者单方面的原因，那是社会生活开始重视个体的人和个体的人进而觉醒在文学上的必然折射。改变开放的最大变化是什么，是主体的人的逐步确立和个体的人的不断凸现，这是平等竞争的市场经济对于社会生活的内在调整。对于社会生活的如许变动，女性作家远比男性作家敏感。当许多男性作家还沉溺在“我们”的群体立场摹写社会风云时，许多女性作家却把个体的“我”推向前台，恣意表现由生活到文学的“这一个”。当代女性写作就是这样顺着历史潮流应运而生，因势利导，在“个人化”写作的道路上迅猛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女性作家委实是“个人化”写作的始作俑者和推波助澜者。
还在八十年代后期，以池莉、方方为代表的“新写实小说”初显文坛，人们当时还多在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的框架下识认她们，并未看到她们独特的写作姿态和视角的意义。其实，无论是池莉的《烦恼人生》、《不谈爱情》，还是方方的《风景》，其主旨都在于以日常化的生活、平民化的人物，抒写个人生活被他人他物的遮蔽与约制，那实际上是用别样的方式对个人命运呼唤。池莉曾有“家常文学”观和“个人感知”观的两个说法，这当然是池莉个人有关创作的内心独白，但个中也相当典型地体现出女性作家的文学追求与创作特点。而其创作发展到《来来往往》和《口红》，这一点应当看得更为清楚了。王海翎的被改为同名电视剧的长篇小说《牵手》，写了变动不定的时代给家庭和婚姻带来的震动和冲撞，以及当事人面对现状由内到外的自我调理。
作品选取角度的“小”与切入生活的“近”，都具有个人化女性写作的鲜明特征。铁凝的长篇新作《大浴女》，基本上是一位女性主人公从一己的经历与感受说“成长”、看社会，自传性的内容与个人化的叙事表露得相当充分。到了虹影的《饥饿的女儿》、林白的《玻璃虫》，社会公众生活的背景进一步隐退，个人的遭际，个人的感触已理直气壮地占据了作品的中心，一切社会万象都被化为了女主人百感交集的个人心历。而七十年代的女性写作者，则将“个人化”的叙事文学从内容到形式都推向了极致，在她们的作品里，除了“我”还是“我”，“我”的一切即作品的一切，除此之外的东西似乎很难进入作者的视野之内。
如用传统的眼光来看，女性文学似乎缺少一些东西，像对历史风云的关注，对社会纠葛的把握，但这种缺失又不无其合理性，如同那些反映“风云气”的作品缺乏“儿女情”一样，正所谓有一长必有一短。但稍加具体分析，就会看到即使是社会生活的内容，不同年代的女性作家其实也有一定的差别。如五十年代出生的女性作家，她们是用个人触摸社会，由个别感知一般，因而笔下的个人都带有相当的社会性内涵；六十年代出生的女性作家，更注重成长中的个人记忆，常从个人命运的起承转合中寻找个人与时代与社会的种种缘结。而七十年代出生的女性作家，对于所置身的环境氛围，不是天然认同，就是莫名排拒，很少去思索什么，拷问什么，她们更为关心的是个人的愿望与欲望的实现与兑付。在她们的作品中，强势的个人表现与稀薄的社会生活构成了强烈的反差。女性写作的“个人化”已成定势，而无论是相对成熟的五十年代人和六十年代人的创作，还是尚在成长中的七十年代人的创作，都包孕了相当丰富的社会的和文学的内容，值得人们进一步关注与认真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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