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一个时期，文学编辑们主动地把自己放到客体的位置上，把作者和作品放到主体的位置上。在“努力培养文学新人”口号下，他们一针一线，呕心沥血地为作者和作品做着美丽的嫁衣。待作品红了，作家红了，然后又心平气和地跟那些名作家约稿，让他们装点门面。这就跟造神一样，自己亲手做一个偶像，再把这偶像当神一样供奉。据说，当年走红的小说《红日》、《红岩》、《红旗谱》们，大都经过大编辑的认真修改，甚至许多细节都是编辑们重新写过。作品和作家红了，而编辑们却并不为人所知。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了一个又一个作家的名字，却何曾见过哪个编辑家的名字？好像编辑们自己也不觉得这有什么不正常，为人做嫁衣嘛，似乎那些都是自己分内的事。
但是最近有些文学期刊的主编就曾跟我说：培养业余作者不再是我们的责任和义务了，就是有时候需要做这些工作，也是为了刊物自身的利益——想想也是，都市场经济了，谁还培养谁呀？都“断奶”了，还要期刊培养新人！那谁来培养文学期刊呢？
于是，编辑们就把自己从客体转到了主体的位置上。
编辑意识的主体化，首先使办刊方式发生了变化。现在的编辑们恐怕谁也不会再以培养文学新人为己任了。他们已经不再花费心血去造神了，而是从刊物自身的利益出发，需要哪路神仙就供奉哪路神仙——甚至“也不靠神仙皇帝”，全靠编辑自己进行操作和策划。比如《莽原》，就干脆打出了“好作品主义”的旗帜，不管你是人是神，统统拿作品来说话；既然发的都是精品，就不能像其他杂志那样被人看了就扔，得上书架，得让人保存，可又怕跟别的刊物雷同，于是就把版本改成了大32开异型本。这么一弄，果然就跻身到了大刊、名刊的行列。
编辑意识的主体化，也使杂志的面貌更加突现了自我。谁都想让自己的刊物在书报摊上一眼就能跳出来，谁都想弄出自己的风格和特点，因为谁都知道不可能垄断所有的读者，必须找到自己的定位，建设和培养自己的读者群。于是，“操作”和“策划”成了杂志社最流行的行话，于是编辑们都成了“作家”，杂志都成了自己的“作品”，成了展现编辑才华的舞台。比如《大家》，据说在出笼之前，发哪些内容，定哪些栏目，用什么版式，甚至配哪些图片、图片的尺寸，都进行了精心的策划。结果，《大家》一出来就成了刊中大家。还有许多刊物也都在做着精心的策划和操作，都在发生着不断的变化，变化的结果是个性鲜明，千刊千面，异彩纷呈。
认真地想一想，这也没有什么不可理解。“把刊社当企业，把杂志当产品”，这是市场需求，也是刊社的呼声。只要把杂志办好，办成精品刊物、名牌刊物就行了，只要让刊物不赔钱就行了，只要在不违法乱纪的前提下，能够挣钱，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因为刊物自己也要生存也要发展。市场经济给我们留下的只有两条路：要么办成名牌刊物，刊物本身和编辑本身也就成了人见人爱的名牌；要么就办成文化企业，刊物本身就成了经济实体……于是，编辑们不但要成为编辑家，更要成为企业家。这就是我们现在的编辑，不管你是否承认，这就是眼下的事实。
如今的刊物已经不再是出作品、出作家的土壤，编辑的服务意识也渐渐地为功利目的所替代，刊物已经不再是客体，而成为我们编辑的主体和本质了，把刊物办好才是根本……
可是，我们的追求，我们的理想，我们的文学事业放到哪里去呢？！我们在得到了许多的同时，又失去了什么呢？我们和老一代编辑们相比，是进步了、还是退化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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