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平：走自己的路
说实话，兴奋的背后，更多的是诚惶诚恐和忐忑不安。获奖我很欣慰，但与获奖本身相比，固守一个作家的立场则更重要。从《法撼汾西》、《天网》、《孤儿泪》到《抉择》、《十面埋伏》、《对面的女孩》，我坚持走贴近现实、近距离表现生活和创作的路子一直走到今天。
我觉得生活中可供挖掘的创作资源是如此之丰富，生活本身又是如此之深刻，所以对现有的这种写作方式我还想继续保持下去。我想在我们中国的作家中，应有更多一些作家去关注现实，关注改革，关注当下老百姓的生存状态。
刚完成的《对面的女孩》仍是一部反腐作品，反的是腐败对文化的侵蚀。以一个真实的女孩的日记为原型，用日记体形式讲述了一个女孩的故事。这部作品我坚持了一贯的反腐立场，要说改变，可能就是该书主人公个性与性别，较其他作品的人物脆弱些。孩子进入社会就像从平静的陆地跳进汪洋大海，而社会并未教他如何游泳，个性弱些早被脏东西腐蚀而沉溺，这就是腐败对文化的侵蚀。
阿来：不做专职作家
作为作家，高兴的不仅仅是得奖。我最高兴的是写完一部作品最后一个字的时候，尤其是《尘埃落定》，写得很轻松、很酣畅淋漓，写完后有一种幸福的感觉。其间有很多高兴的事情，写完后高兴，出版了高兴，出版后通知加印又高兴。出版社、作协通知我这本书送去评选，我高兴，媒体透露初评得了全票我也高兴。
对评委“轻巧而富有魅力”的评语十分满意。我最开始写诗，也爱好音乐，小说中我自觉地在意节奏和语言味道的把握，叙事时揉进了一些诗歌和音乐的元素。
有人问我，得了奖，又从国外拿到那么多的版税，会不会选择去做一个专业作家。我不会选择去做一个专业作家。因为我需要的写作时间不是很多。文学作品重要的是体验。作家没有体验和感性不行。过去30年的生活积累，再写2至3篇就差不多了。从1998年我任《科幻世界》的主编，接手的两年间，杂志发行量翻了一番，涨到40多万份。《科幻世界》少年版《飞》日前刚刚试刊，读者很喜欢。我想把不同年龄、不同口味的喜欢读科幻的读者都吸引过来。我现在的这份职业，使我更直接地介入生活。
我的写作也没有特别停顿过，过去不是高产作家，将来也不会是高产作家。有些事情你会觉得很遥远，包括得奖，没有真实感；但创作方面，从第一个字到最后一个字录入，每天有两三个小时坐在电脑前，断断续续写了七八个月，这对于自己是很重要的体验。很多情景到现在还是很鲜活的，而且永远鲜活。
王安忆：细写日常人生
获奖后一切都照常进行。我觉得得奖很正常，也是我这么多年来认真写作的回报。当然我很尊重这个奖，也感谢这个奖，这是对我写作的肯定。有很多优秀的作家比我写得棒，我依然还在学习的阶段。这20年我一直在写，而且是认真地写，我对这点还是满意的。
正在写读书的文章，是“很严肃的书评”，年底交稿，将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我的新作《富萍》写的是“文革”前———1964年、1965年的故事。我从一个我特别感兴趣的题目———移民入手，描述上海人怎样到这个城市来聚集。我分头写了许多上海中层、底层的市民，他们以什么样的理由来到上海，又慢慢居住下来。1964年、1965年的上海对我来说，是有感性经验的，内容涉及到我个人的经历和我的家庭及我小时接触的人，不像《长恨歌》凭的是想像。上海这个城市很奇怪，它固然繁华华丽，但真正它的主人，是在这个华丽的芯子里面的，未必参与这种华丽的。我觉得他们特别奇特，什么都见过，但他们可能过的完全是另外一种生活。在上海浮光掠影的那些东西都是泡沫，就是因为底下这么一种扎扎实实的、非常琐细日常的人生，才可能使他们的生活蒸腾出这样的奇光异色，我在作品中试图表现这种生活。
现在流行的作品，一大堆句子，孤立地看也挺好看，可除了句子以外，我还能看到什么呢？看不到人、人性，也看不到好的故事和戏剧性，我很难说一声好。
王旭烽：天下茶人一家
茅盾文学奖揭晓之后，我被称为“黑马”。我不是“黑马”，只是一片茶叶，我给人签名，就爱说“天下茶人一家”。
我最初是学历史的，当10年前调到中国茶叶博物馆工作时，反倒觉得专业挺对口。等最终了解了中国博大精深的茶世界后，我就萌发了写一部以茶来领悟中国人、中国文化和中国精神的作品。从那以后，我就由一个饮青茶、读茶史、访茶人的职业茶工作者，回归成一个情感饱满的作家，整日沉浸在以杭氏家族为故事载体的茶世界里，就有了第一部《南方有嘉木》和随后的《不夜之候》和《筑草为城》，总共130万字。
为配合西湖博览会，这个月我完成了一部文化史略《杭州史话》。另外还有一些中篇随笔也将在近期完成。接下去可能接触篆刻领域，也可能休整一段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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