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红高粱》起，张艺谋导演的影片在国际上屡屡获奖。“张艺谋电影”已成为中国电影的一个重要现象。然而，国人对张艺谋电影似乎不像那些国际大奖的评委们那样尽是一边倒地认同。在一部分国人称赞张艺谋为国争了光因而为他感到自豪的同时，另一些同胞则批评张艺谋电影贬损、丑化了中国人的形象。海外华人的意见尤为激烈，很多人倾向于认为张艺谋电影丢了中国人的脸，给海外华人带来了尴尬和难堪。从张艺谋作为第五代导演跻身于中国影坛以来，关于其电影的这种争议一直没有平息过。近来，争议又有加剧之势。
媒体掀起波澜
今年2月22日，《羊城晚报》刊出一篇文章《张艺谋出卖中国人？》，作者是一位经常来往于欧美做生意的中国商人。该文叙述：在美国华盛顿的一个高级宾馆里，接待我们的美国小伙不相信我们是中国人，而一口咬定我们是日本人，因为“中国人怎能像你们这样，穿体面的衣服，住高级宾馆呢”？在法国巴黎的一个酒店用餐，为我们开酒的法国领班听说我们是中国人时连连摇头：“不不不，不像。中国人喝的是土酒，怎么会喝这种高级的香槟呢？”在荷兰阿姆斯特丹，一位金发姑娘倒是确认我们是中国人了，但她忽然神秘兮兮地问：“你们中国男人可以娶多少个老婆？”在德国汉堡，一个小车司机对我们表示惊讶：“中国男人不是都要留一根长辫子的吗，怎么你们没有？”后来，我们遇到一位专门研究中国文化的美国教授，听他一席话，才恍然大悟何以外国人对中国人有以上这些印象。教授说：一般的西方人，只是从中国电影上了解中国，而他们最有机会看的，是中国在国际上获奖的电影，而张艺谋的电影他们看得最多，也最崇拜。
基于上述种种经历，《张艺谋出卖中国人？》的作者认为，检阅一下张艺谋塑造的那些电影形象，会让人“双眼一黑”！《红高粱》，东倒西歪的原始酒坊，酿酒撒上尿，野合生了野孩，强迫中国人生剥人皮；《大红灯笼高高挂》，老太爷妻妾成群，女人争宠勾心斗角，女人沦为男人玩物，四姨太爱上大姨太的儿子；《摇啊摇，摇到外婆桥》，恶势力的血腥仇杀，歌女卖身并最终为偷情被活埋；《菊豆》，叔侄婶三人的乱伦关系，亲生儿子杀死生身父亲；《秋菊打官司》，终于有个“正直”一点的女人出现了，但衣着邋遢，挺着大肚子，表情木然且步履蹒跚；《一个也不能少》，终于取个“现代”一点的题材了，但我们看到的也只是一群脸色菜黄、缺乏教养、从精神到物质都赤贫的中国孩子。
该文作者最后愤然质问并下结论：“从三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从老一辈到新一辈，如果都是生存在张艺谋描述过的那种状态下，中国人还活不活？张艺谋执意地用这些丑化中国人的片面的东西去取媚于洋人，换取了洋人一大堆的奖杯。他是靠出卖中国人的感觉去造就自己头上的光环。他让每一个在海外或者到海外的中国人都承受着鄙夷的羞辱。这一点，连我这样一个最普通的中国人都感受到了。张艺谋出卖了每个中国人。”
为张艺谋抱不平
3月1日，《中国青年报》发表署名盛大林的文章《张艺谋出卖了中国人？》，对《羊城晚报》刊登的上述一文表示了不同看法。盛文说，我相信那位老板的遭遇是真实的，我也相信欧美人之所以对中国人产生那样的错觉，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了张艺谋电影的影响，但因此而归罪于张艺谋，说他“出卖了每个中国人”，却显然是打错了板子。
盛文认为，张艺谋不会存有“丑化中国人”的主观意图。“一来，他没有理由无端地‘丑化中国人’，因为他自己也是中国人；二来，‘丑化中国人’并不一定能换来奖杯，如果能的话，我马上改行当导演，把几大电影节的奖杯都捧回来。事实上，以农村为题材，展现‘落后面貌’的电影也绝非张艺谋导演的那几部。其他展现落后的电影没有‘出卖中国人’，只不过是因为它们没有获得那种机会！要说张艺谋特想获奖，那多半是真的，但这绝不是罪过———试问：中国有哪个导演真正不想获得那些大奖呢？至于说他为何总是选择农村题材，那不过是因为他擅长于此，就像有的作家长于写乡土题材而有的作家长于写都市题材一样。”“肯定有人要说，事实胜于雄辩，不容否认的是，很多欧美人就是从张艺谋的电影里了解中国和中国人的，人家就信张艺谋！可是这能怨张艺谋吗？”
盛文还认为，艺术性电影的主要功能是创造美感，而不是传递信息。张艺谋执导的电影总共不到十部，而中国有多少卫星电视节目，有多少无线电台，有多少报纸杂志，这些媒体每天都在向全国以及全世界介绍着中国的情况，有它们反映和传播着关于中国的信息，与几部电影相比，真可以说是沧海与一粟的关系。如此，又何必把信息传播的责任专托于张艺谋呢？
火上又添油
3月30日，《文艺报》发表马瑞芳《华夏优雅文化的失语症———也说张艺谋》一文。与上述两篇文章相比，马文具有较浓的理论色彩，因而对张艺谋的批评也显得更猛烈。马文引用毛泽东关于文化应该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观点指出，张艺谋的电影常常将中华文化“民族”和“科学”部分尽量淡化，将低俗的所谓“大众”部分尽力夸大和畸形化，如何能代表民族、科学及真正的大众文化？张导演艺术上比大部分导演有高明处，但其影片创意，说穿了不过是：仰脸看外国人的喜好，低头找中国人的毛病。
马文说，艺术作品要给人美的感受，并不意味着艺术作品不能审丑、不能演俗，但要看怎么“审”法、怎么演法。车尔尼雪夫斯基说过：“‘美丽地描述一副面孔和描绘美丽的面孔’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事。”“这些年成了‘获奖专业户’的张导演，既不乐意描绘中国人美丽的面孔，也不曾美丽地描绘中国人的面孔，其镜头像个滤色板，中华民族的优雅文化，中国一日千里的现代化进程，被尽行剔除，代之以贫穷、落后、变态。诸葛亮、孙中山式堂堂中华男儿在张导演片中一概隐没无闻，林黛玉、秋瑾式优美中华女性在张导演片中一概找不到位置，女主角不是躺在高粱地野合，就是进入深宅大院做姨太太争宠，成了性化的附庸和奴隶！”“这实在是令人难以容忍的取巧，甚至可以上纲上线曰阴险诡诈的取巧！以毁坏古老文明中国在世界的整体形象为个人谋取名利的取巧，制造、批发中国‘灿若桃花’（鲁迅语）的脓疱迎合外国人的猎奇心，以毁灭中国人特别是中国女性的美好形象赢得洋人叫好声，对有自尊心的中国人来说，因此得到再大‘成功’———轰动、获大奖、女主角成‘国际影星’———都无异于悲惨的失败！……张艺谋某些影片可算中国丑恶大全的‘主页’。”
张艺谋电影在国际上产生的影响，海外华人往往首当其冲，因此他们对张艺谋的影片甚至比国内同胞更敏感和关注。4月6日，《香港商报》发表一篇题为《张艺谋再遭非议》的报道。报道说，在此前几天纽约华人学者的一次座谈会上，与会者发出呼吁：一个有责任感、有良知的文艺家，应该把优秀的中华文化介绍到海外，而不要投某些人之所好，把糟粕介绍到海外，以免对外产生负面影响。比如，最近在美国放映的电影《一个都不能少》，无疑引起社会对边远、落后的农村教育的注意，这是好的一面；但把农村和农村教育写得一团糟的确在外国人心中产生负面影响。
互联网上的大洋网站，也以《纽约华人：张艺谋，别捧了外国人的杯，丢了中国人的脸！》为题，对纽约华人学者的这次座谈会也作了较为详细的报道。据报道，出席这次为中国电影《丝绸之路》在美上映而举行的座谈会的华人学者有：历史学家兼作家唐德刚，中华海外文艺复兴协会会长林缉光、副会长陈嘉，“北大笔会”会长姚学吾，《沈家祯传》作者何哲，美东北大校友会前会长梅振才等。
是否有必要反思？
面对毁誉参半的意见，张艺谋将采取何种态度自然令人关注。也许，张艺谋对这些意见仍然不理不睬，在创作上依旧我行我素，就像他出道至今一直所做的那样。笔者认为，在创作享有更大的自由空间，艺术多样化得到法律和政策保障的今天，任何人都无权强迫张艺谋改变自己的创作个性而改弦更张。也许正如盛大林文章所认为，张艺谋主观上并不想“丑化中国人”，因为这样也是丑化他自己。但另一方面，作为一个有良知和责任感的艺术家，张艺谋是否也应当关心一下自己的作品客观上所引起的种种反映和影响，尤其是这些反映和影响涉及国家荣誉、民族尊严和部分中国人的生活处境？即使纯粹从商业消费的角度来衡量，一个电影导演对来自观众的反馈也是不能掉以轻心无动于衷的。再者，获国际大奖是否就一定标志着作品的成功也值得商榷。因为，在贸易、金融乃至体育等等领域都脱离不了与政治瓜葛的今天，我们又怎能认为作为意识形态的电影的评奖不带有政治色彩？难道张艺谋真的相信那些国际大奖的评委们满脑子尽是“艺术”观点、自己的作品获奖完全是因为“艺术”而与其它因素无涉？笔者认为，人们有理由期待，张艺谋在保持艺术个性的同时，对自己的创作也有所反思，以使自己的作品更完美，受到更多观众的接受，真正成为弘扬中华优秀文化的瑰丽之作、大气之作。
《人民日报海外版》 (2000年05月24日第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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