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００年是中国电影潮流演变的纷乱关口，踉跄中走过２０世纪的最后时刻，迎来的还将是困难与希望交织的新世纪。
低谷还是高潮
随着创作产量的低落和票房陷入前所未有的减少境地，中国电影的走势依然没有攀高，除了《生死抉择》和《一声叹息》的较高票房之外，其他影片难得有收益，而《一声叹息》的发行方所面对的是尽管票房可能达到１８００万的现实，却为没能达到预期的买断权收益愁眉苦脸，更增添了中国电影的悲戚感。环顾这一年，进账等而下之的影片不计其数，得到老百姓口耳相传的影片微乎其微，得奖或是较好之作既不被市场看重又不被创作界认可的现实值得思索。而理应新人辈出的电影界，不光老一辈的星光不亮，新星也寥寥无几，金鸡百花电影节上的新老面孔都那么回事，而小品演员脱颖而出成为影帝也足以证明了电影的无奈和衰落。与电视相比，中国电影真的是“无人喝彩”，同是《贫嘴张大民的故事》，电影的票房就少得可怜，电视却掀起了一般有关“平民视角”的波澜。但不少优秀影片却依然能燃起人们对电影的向往，比如国外的好影片，香港王家卫的影片等。在整体上，国产影片的生机活力与时代发展和人民的需要存在相当大的差距则显而易见。当然，有关部门还是做了努力的。对青年创作群体的创作支持，对低成本影片的投入，电影电视的积极政策等等，都是需要看到和值得颂扬的事实。环顾２０００年较好影片也较多得益于这些举动的推动力。问题在于，艺术的内在魅力是电影存在的基础，中国电影发展的桎梏因素复杂而多样，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发展问题，无论是低谷论还是高潮论，都也仅仅是无力回天的议论而已。
降价还是维价
２０００年电影波澜中能够同时引发观众、厂家和发行放映行业兴趣的应数票价问题。从成都开始的５元票价风波辐射到全国，反响很大，评价也不一。对票价的争议透射出观念的问题，商业强权主宰电影创作的背后是过于忽略艺术创作的价值。什么样的票价是合适的？从理论上看，更多人看电影，票房就多，这是兼顾观众和票房统一的思路，所以票价理当适当，然而现实则完全是纯商业的思路：高票房则哪怕观众少，价值也就高，这种毫不顾及观众的思路，证明我们的电影经营业走到了多么刻板的一面。我们早已看到许多电影院宁愿十几个人甚至几个人看一场电影，也不愿降低票价吸引更多人入座，一些评论似乎相信一个理论：看电影的观众就那么多，票价如何无关大局，有人甚至认为，现有物质水平下，高票价对于有心看电影的人并不觉高，降低票价既不会赢得该来看电影者的青睐，也不会引来其他的观赏者。这的确是一种似是而非的解释。大多数中国人的年收入还不高，降低票价肯定会吸引电影的爱好者，成都５元风波最初９天降价影院的票房和观影人数都成倍增长，就是证明。５元风波至少掀起了２１世纪中国电影观念变革的新的起点。
有法还是无法
２０００年的传媒波澜之一是一批有作为的导演纷纷呼吁电影法的出台，对电影法规的疑惑主要针对创作的审查。尽管人们知道，电影审查制度是根源于国家文化制度的需要产生的，不同程度的限制和审查几乎难以避免，尤其在看重电影作为意识形态重要组成部分的国度，遵守成规，避免出格就无法回避审查。关键是要遵守法规，自然首先要有可以遵守的法规。许多麻烦出在不断出现的违规出境参赛并获奖的影片如何评判和创作者对审查问题的抵制思路。至于电影的艺术评判，恐怕难以一刀切，但电影的艺术判断应当有更为开放的尺度，艺术感染力与思想先进性不是简单的相等关系。而修改的艺术损伤是最感痛心的，《漂亮妈妈》和其他影片创作者的一些抱怨主要在于成品被修改得支离破碎。一些新锐导演呼吁要尊重艺术的创造性，理解艺术观念的多样性特点。
好的审查将会促进创作，放任自流未必就是幸事，我们所要期待和促使的是让电影审查更有规则和公开合理。而单就艺术而言，电影审查应当把握分寸；要尊重艺术个性，电影艺术没有独立的个性难以立足，而艺术个性是造就艺术风格的基本条件。不同年龄的创作者肯定有自己的艺术趣味，让艺术个性充分发挥，电影才可能五光十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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