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击音像制品盗版是最近艺术管理部门的首要任务。有关这项工作的一些做法和想法，我觉得颇有推敲斟酌的余地。所谓“打击”，不用说是一举如何如何的思路，欲收的是毕其功于一役之效果。然而，这虽是决心的体现，却是偷懒的做法。常言说，日子比树叶还稠。非法活动都是日常性的，每日每时发生，比树叶还稠；而“打击”活动常常是把不定什么时候来一次，比树干都稀。以树干之稀，逐树叶之稠，岂不是如孔夫子所言“以有涯逐无涯——殆矣”吗？就说这盗版，不知道有多少人就吃这个饭。吃饭可是天天的，你一年半载轰轰烈烈地搞一场踢饭碗的“击打”活动——用“击打”更能凸现这种工作方式的“外甥哭妗子，想起来一阵子”的工作特色——能干得过盗版吗？
想来不会有人据此得出我反对打击盗版的结论。我的意思也不是说反盗版方盯得越紧，盗版方就一定越老实，更不是说如果前者天天瞪大眼睛，支着耳朵，随时准备扑向盗版，盗版就会绝迹。在这个问题上，普遍存在着一个认识误区，即各方都把盗版泛滥归因为影视圈管理不严和有关部门执法不力。这二者是原因，但还不是根本的原因。根本原因是什么？是原版成本与盗版成本落差太大。证据是明摆着的：彩电冰箱之类产品似乎并不见得管理有多严执法有多力，怎么不见有人“盗版”？
说实在的，我对音像产品一干生产者近些年的思想和行为方式颇不以为然。什么方式？不把艺术生产当成生产行为或日常行为，而是当成一口吃个胖子的行为，当成一招鲜吃遍天的行为，恨不得一张盘就把全国消费者坑死。在投机暴发心理支配下，把产品价位定到九天之上，一个新产品最好能八辈子吃穿不尽。这都不是良民心理。不光是音像制品生产者，几乎所有艺术品乃至普遍商品生产领域都存在这个倾向。管理者昧于此，只打盗版，不打暴利，遂使音像制品天价流行。说什么艺术品是无价的，简直活见鬼！一个农民一年劳动所得只有几百元，一个歌手发个鼻音就成千上万地进账，凭什么？完全是艺术无价的鬼话在作怪，完全是艺术商家的诡计作祟，媒体不明就里跟着推波助澜，管理者晕头晕脑自觉不自觉地帮助着艺术的刁民。
现在一首略像样的歌曲，作词稿费一万，作曲稿费一万；一部甚至臭大街的电视剧，编剧稿酬一万，导演导费一万，头牌主角演费两万，把这样的天价都打进成本（当然是消费者为他们扛着了），对外谎称影视作品成本本来就高，简直是明欺公众弱智。这价位本来就超越现阶段中国社会发展的水准，是应该锄掉的对象。行政手段不便干预，盗版便以非法的手段予以锄掉。这就是市场。
我一个朋友，写个话剧剧本，迟迟搬演不了。为什么？筹不到足够的经费。我问得多少经费，他说起码五六十万吧。话剧史的专家应该专题研究，看看当年延安街头演一部话剧开销有多大。不是我让他们向延安时代看齐，而是想给他们一面镜子，看看他们现在变成什么鬼怪模样了。原本是街头的话剧，当年一进北京就发生了贵族化——演戏的贵族化，看戏的贵族化。今天的情形则是，折腾一笔钱，排出一个戏，演个三几场，钱大伙一分，做鸟兽散，搞艺术成了玩洗钱。过去从业者的思路是优质低价招徕观众，从演出场次上得到尽可能多的报偿，现在是有没有观众我不管，我只对花一分的力拿十分的钱感兴趣，很有一派刁民心理。
马克思说过，二倍（？）的利润就能让奸商豪迈得不把断头台放在眼里，何况现在音像制品正版与盗版有三五倍十倍八倍的落差。如此落差，想灭掉盗版，简直是痴人说梦，更不用说“以季节对日常”这种根本不是个儿的灭盗版方式了。正版暴利的结果必是盗版泛滥，冲击正版，以致于本想得暴利的不仅得不到暴利，甚至可能赔本赚吆喝，而那些本来没他们一点事儿的盗版者却不但得利，甚至大利。管理者本以为高利可以保护创造行为，不料到头来反倒害了他们。所以音像制品的薄利化是消灭盗版的根本手段，而欲实行薄利化，就先去掉从业者中普遍存在、为良民所不取的一张盘就想坑死所有消费者的刁民心理。有人说消费者应该起来自觉抵制盗版，但我认为，一个消费者并没有义务以身饲虎维护一个实际上在掠夺自己的价格体系。与其劝消费者自觉抵制盗版，不如劝艺术刁民自觉拒绝过高得利。人天天活着，每秒钟都在呼吸，一张盘八辈子吃穿不尽，剩下的七辈子半你干什么？以自己每日的劳动和创造，换来每日的生活消费，平常心地劳动，平常心地生活，一个常态的社会就应该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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