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30年前，一名游方僧在中国古“丝绸之路”上的重镇敦煌的三危山崖上，开凿了第一个洞窟。在这之后的1000多年间，无数名画匠和工匠在这里完成了一个世界上最大、最辉煌的艺术宝藏。
在其后的数百年间，开凿的锤声沉寂了……
当人类文明史的又一个千年即将来临的时候，巡拜四大文明古国的香港凤凰卫视“千禧之旅”车队到达了莫高窟西边一个荒凉的古河道上，他们惊奇地发现：这片荒漠重新响起了丁当的锤凿声，就在他们的脚下，一个新的敦煌石窟正在开凿。
这个续写敦煌历史的人，名叫常嘉煌。
常嘉煌注定一生与敦煌结下不解之缘——这不仅是因为他生于斯长于斯，是被称作“敦煌守护神”的敦煌研究院第一任院长常书鸿的儿子，也不仅因为他秉承父业，把学习和研究中国传统绘画的艺术技法作为终身事业，更是因为他对父亲一个毕生心愿的承诺，也是他自己最绚烂、最执著的人生追求。
在2000年一个春雨初霁的上午，坐在北京大学一栋普通的楼房里，听常嘉煌先生讲这个至今仍被不少人视为匪夷所思的新敦煌石窟，被撞击的不仅仅是耳鼓，还有心灵。
许多人都向常嘉煌问到同一个问题：你怎么会想起开凿一个新敦煌石窟？
“开凿新石窟是我父亲30多年前的心愿。”常嘉煌的父亲常书鸿先生生前不止一次对他的同事和学生们说过：敦煌的开凿和艺术创作在1000余年中延绵不断，从公元366年至公元1574年间的各个朝代都在敦煌不同的洞窟里、不同的壁画和彩塑上，留下了自己的历史和艺术。我们也应该留下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画卷和艺术创作。我们的任务不仅仅是对敦煌的保护、研究、宣传，还应该有对敦煌的继续。
“使已经停止了数百年的敦煌艺术创作得以延续，是我父亲生前的期望，是他没有完成的课题。作为常书鸿的儿子，敦煌的儿子，我将继续这项事业。我不是最好的画家，也不是最有能力开凿新石窟的人。人的能量有大有小，有的人是火炬，有的人是火柴，我就是一根火柴。”常嘉煌就是抱着这样的信念开始了一项可能是承前启后的艺术创作的浩大工程。
新石窟的开凿异常艰难。一份工作日记记录下了这一被称为“敦煌现代石窟艺术工程”的艰难进程：
1996年6月，常嘉煌（以下简称常）向敦煌市政府提出了进行敦煌石窟艺术工程的正式申请。
8月，得到敦煌市政府的回复。
10月，敦煌石窟艺术工程奠基。
12月，日本黄河株式会社社长川上宗男向常提出以下要求并申明，如常承诺其中之一，他即可向工程投资：
1、由他所指定的日本画家进行第一个石窟的壁画创作；
2、以常的名义向川上借款，年利30％，1997年12月前归还；
3、由日本交通公司开发并享有10年独占权。
常拒绝了以上要求，川上表示不能履行投资的承诺。1997年2月，常开始在日本举办画展，筹集资金。
1997年4月，常向工程垫付了日方拖欠的款项。
6月，川上再次要求由日本画家进行第一个洞窟的壁画创作。常郑重表明新敦煌第一个洞窟的艺术创作必须由中国人进行。川上由此表示不再与常合作。
1998年10月起，常在日本多次举办个人画展，筹集资金，并6次赴敦煌，将自筹资金投入工程。他的母亲李承仙女士亦决定在无任何外援的情况下，将常书鸿先生的稿费投入工程。
1999年3月，常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拒绝了国外公司和团体提出的用他父亲的画作为投资交换条件的要求，却与母亲一起将常书鸿先生的生前作品无偿、无条件捐赠给国家。“我没有人们想象得那么有钱，但我活得非常坦荡，因为我没有在任何时候、没有以任何形式出卖过敦煌。我现在靠卖画来做开凿新石窟的工作，我同样做得心平气和。”
在敦煌莫高窟这样的艺术宝藏面前，再开凿一个新的艺术石窟会被人们接受吗？——这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质疑。
“不错，这又是一个许多人提出的共同问题，包括许多学者、专家。我无法预测我的石窟在规模和艺术成就上能达到什么样的程度，但我相信它有存在的价值。”常嘉煌随手在纸上画了一棵大树：“敦煌艺术是一棵参天大树，但几百年来它停止生长了，我开凿新石窟就是希望在这棵大树上生长出新的叶子。”“新叶子”应该怎么长，常嘉煌有自己的审视角度：“如果说古代工匠是无意识地通过画作体现出了敦煌艺术的民族性，那么现在我在创作之初就有强烈的意识去体现民族情结；如果说过去我们只能靠敦煌壁画上留下的题记、年号和表现景象去了解敦煌艺术的历史性，那么新石窟将通过具有鲜明现、当代特色的艺术创作来表现我们的时代断面；如果说敦煌的艺术主题大多集中于佛教和民俗，那么新石窟要表达的艺术目的将更加多样化；敦煌艺术是由当时的民间画匠完成的，而新石窟将由优秀的艺术家来创作，包括当代国际大师的艺术作品，艺术表现手法也更加进步；新石窟虽然很难预测规模，但有一条可以肯定，它将尽量采用现代科技，在尽量保持自然环境原状的外貌下，创造一个未来型的艺术传播空间。”常嘉煌说，他们原本想最先复原的是以被英、法、美等国盗去的敦煌绢画、彩塑为内容的“海外遗宝窟”，但当得知为纪念莫高窟藏经洞发现100周年，敦煌研究院也正在绘制被掠去的敦煌绢画时，他放弃了这一最初的设想。现在他们正在复原的是敦煌莫高窟的第220窟。这是1944年常书鸿先生在剥离原覆盖着的宋代壁画后发现的，题有“贞观十六年敬造”，是莫高窟最灿烂艳丽的洞窟之一。常书鸿先生在世时念念不忘的是有朝一日能将已经褪色的壁画复原到千年前的灿烂夺目，而220窟就是复原壁画条件最佳的洞窟。常老七十年代末就提出希望科学部门协助解决研究敦煌壁画颜色的请求，而今敦煌研究院已与中科院兰州涂料研究所完成了这一科研项目，考证出了20余种敦煌壁画颜料。常嘉煌说，他的母亲李承仙女士1999年底已经完成了220窟全窟壁画复原的1∶10样板。母亲对他的要求是，无论遇到任何困难，也必须在2004年4月6日常书鸿先生百年诞辰之前完成220窟的复原。
在做出如此巨大的投入时，常嘉煌想没想到过失败呢？“我在开始这项工程时就想到了两种结局：一是我的事业成功了，一是失败了。如果有人认识到、理解了新石窟的价值，自然就会有人来使之保留下去，继续下去；如果不被人理解，失败了，作为艺术家我也是完成了一件艺术品。”常嘉煌的心态如此平和。
如果仍然有人对常嘉煌感到不可思议的话，那么常嘉煌在新敦煌石窟艺术工程奠基仪式上讲的几句话也许可以为之注明：
“父亲讲过，他的人生转折是因为他选择了敦煌。我受惠于敦煌，即使现在定居海外，我的人生选择还是敦煌。我决心像父辈一样，回到祖国，回到家乡——敦煌。在这里，我向1600年前的祖先，向父亲在天之灵，向在场的和我所有的朋友们宣告，我将和先辈一样，将自己的人生奉献给敦煌，将同大家一起，创造新的敦煌。”
《人民日报海外版》 (2000年07月05日第十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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