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曹禺先生九十诞辰（9月24日）将至之际，北京人艺同时推出了被京城新闻界称为“转基因话剧”的《日出》和《原野》。一些人士看完之后，发出了涉及曹禺先生的两种议论。一种是：“如果万先生（曹禺原名万家宝——笔者注）能看到，会是多么高兴啊！”一种是：“这戏，非把曹禺先生气晕不可。”正如剧评家王育生先生所说：“这两部戏，既可以对之揄扬备至，也可以被说得一钱不值，而且两者都成立。”不但是不同的观赏者之间毁誉不一争论剧烈，即使是同一个人，对这两出戏的看法也是极为矛盾的，这种现象在北京的剧评界真是极为罕见。而争论的焦点，则集中在“要当代性还是要经典性？”以及“如果要当代性，应该是怎样的当代性？”这两个问题上。
李六乙导演的《原野》和任鸣导演的《日出》都是“借他人酒杯，浇胸中块垒”之作，用人艺院长刘锦云的话说，即“着重从戏的现实性来挖掘曹禺先生剧作的蕴含和宝藏”。只是从形式上看，李六乙走得更远些，其情节和主旨已经完全和原著没有关系；而任鸣则在保留了《日出》原剧的情节、人物和主要台词的同时，却把故事发生的时间从20世纪上半叶挪到了2000年的今天。背景一变，意味大变。
经典作品当代化，评价截然对立。
《剧本》主编廖奔认为，《日出》是商业社会题材，把它拿到当代社会来对照，会发现许多惊人相似之处，当我们看见着当代衣妆的人物说着几十年前的台词时，会为历史的回声在当代的震响而震惊不已。该剧的舞台质地、色彩、音乐节奏及象征性的广告图案等当代符号化处理，既取悦观众，也是在调动观众对剧中人物和自身现实境遇的确切体悟。而《原野》从形式到内容的大换血，则强烈地激发了观众的新奇感和兴奋感，这部无情节话剧完全是依靠形式的能量抓住观众，其核心是在表达现代人的自恋、表现欲、孤独感以及人与人之间沟通的不可能，现代意识极强；虽然这种形式的刺激难以将全剧维系到底，但这种创新和探索方向却是极其可贵的。
但是，反对意见则认为，既然名为“曹禺经典剧作展”，既然是有“国家大剧院”之称的北京人艺来演出，就应当演出曹禺原作的经典性，体现其原汁原味儿。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宋宝珍女士指出：改编经典的成功与否，要看这种改编是把原著俗化了还是深化了？原有的艺术当量是减少了还是增加了？她认为《原野》的改编恰恰属于前者。该剧将生命意象还原为身体感觉，将人与人的难以沟通还原为性；另外，这部戏还缺少层层推进的主观理念，自始至终只是在一个观念上作同心圆式的平面滑动———“黑林子”在这里是心理怪圈而不是生命轮回，因此李六乙的《原野》将原著中广阔神秘的社会空间、人性空间、心理空间大大地缩小为狭窄逼仄的当代人的心理空间和本能空间，流失了太多的艺术成分和人文成分。而王育生先生则指出，既然李六乙的《原野》完全解构了原著，为什么不另起炉灶编一出新戏？（年轻观众则认为，“互文性”正是后现代艺术的一种手法，它恰恰是通过对原著的颠覆和复制其“碎片”来表达自身的当下经验，并使观赏者以此反观历史与当下的精神差异。当然，这又是一个争论的分支了）。至于戏里“从马桶里取可乐”之类的细节，更是匪夷所思。一部戏首先应当使具备一定观赏水平的人理解，而现代派艺术最致命的问题却是无法与接受者直接对话。令人不理解有两种原因：或者是作品的深度超出了接受者的理解能力，或者是作品对世界的体会与表达不够透彻和真诚，不管是哪一种原因，作为需要老百姓掏钱去看的艺术，都是有问题的。
在赞成当代化处理的意见中，也有人指出这种处理的不尽完善之处。对于《日出》的改编，曹禺研究专家田本相先生认为，三、四十年代的陈白露悲剧是有其逻辑根据的，把这个陈白露放到20世纪末，她的悲剧性质就变成了一个经济原因引起的自杀事件，削弱了原作“精神悲剧”的分量。评论家解玺璋则指出，曹禺的《日出》是对当时那个不公正的中国社会的沉重批判，把它照搬到当代社会来，成了仅仅是在诅咒金钱的罪恶，却没有触及到这种罪恶的根源，令人有些不知所云。
初秋的京城刚有些微凉，新版《日出》、《原野》却又以其灼热的能量将我们拉回了暑气熏蒸的炎夏。那是思考的热度，争论的热度，毁和誉的热度，这热度说明，有两部虽不算完美、却掷地有声的作品诞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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