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文化废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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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网 >> 文娱 >> 艺术大观	2000年12月29日17:04

超越文化废墟

池明观（翰林大学教授）

    序言——北京所思

    不久前，参加了北京外国语大学日本学研究中心创立15周年—纪念‘21世纪日本学研究方法——由外向内的视觉’讨论会。当时所受到的冲击，至今还记忆犹新。那是再度确认世界上每五个或四个人当中就有一个是中国人的一个机会。

    有人说中国是共产党独裁的国家，而中国决非僵硬的极权主义国家。中国非常灵活，常提拔优秀的人才，从而获取政治稳定和强而有力的领导力量。基于此，还实行符合市场规则的经济政策，使经济按市场规则运行。这种新试验已在中国取得耀眼的成果。

    若将中国的经济力或国力按全国12亿或13亿人口的平均值来算似乎不太合适。有史以来，中国人民首次解决了温饱问题。不仅如此，将近1亿的人口拥有海外旅行的财富，将近1亿的人口也具有操作电脑的能力。该力量岂不是其他国家所望尘莫及的？

    1、日本的亚洲认识

    我深切感到21世纪亚洲尤其东北亚的抬头。中国的学问和思想也随之应运而生，进入百花齐放的时期。此刻，我不禁想到历来我国对中国的友好态度和对日本的态度。

    有名的日本研究专家Marius B·Jansen在他的最新著作《日本与东亚的邻居—从过去走向未来》里写道：纵观整个日本史，日本拒绝被纳入中国的‘朝贡体制’。1880年代，日本已进入了与中国竞争的阶段。1884年以后，日本因为在朝鲜中国占优势地位而焦躁不安。此时，在长崎发生了中国水兵的暴力案件。日本开始提出中国警戒论，认为中国的海军胜过日本。中国败于法国，日本刚放心，而在中国国内又出现了自强运动，使日本忐忑不安。如此这般，中日开始对峙，最后日本占了军事上的优势。

    到了近代，日本对韩国的认识也发生的巨大的变化。Jansen如是说：
    “近300年来，韩国一直与日本和睦相处，韩国领导阶层的文化教养使日本人五体投地。但在日本人眼里韩国瞬间沦为愤怒和藐视的对象，以前的尊敬已荡然无存，可谓令人惊讶。”

     所以Jansen举例对比了日本人的态度变化，即从1607年至1811年间，日本人热烈欢迎多达12次的朝鲜通信使，而到了1876年缔结韩日守护条约之后，日本人对朝鲜修信使（1880年）的态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穿得整齐的使节团进行严肃的市内行进，却遭到观众的冷嘲热讽，‘可能是向观众显示威风而准备的服装和随身用品竟引起了观众的注目招致了他们的讥嘲’”。

    在北京回顾上述历史，想到今天日本的亚洲认识也是否有严重的问题。亚洲一有危机，日本就会悲观地认为那是走向灭亡之道，不是成长的必经之路。知识分子的批判意识也在煽动这种观念。所以，日本宁愿抛弃处于危机的亚洲，并劝他国撒手此事。

    韩日会谈前后，对日本的认识也如此。当时，经济学家认为韩国经济陷入无法挽救的困局，说1963年的经济增长几乎为零，分析1961年的失业情况，完全失业人口为250万、200万农渔村人口为潜在失业人口，即韩国总劳动人口的45%为失业人口，日本对韩国的经济合作会于事无补，毫无意义。（参照拙作《韩日关系史研究》）。

    换言之，日本人无视要克服困难的亚洲、中国、韩国的民族力量。形成这种错误认识的因素是否至今还左右日本人对中国的认识。是否因为这样才以为中国的民主化运动或民族问题会引起大混乱，从而将会导致中国灭亡的危机。我们应该重视亚洲的潜在力量和可能性。韩国的日本研究是这新的可能性的一个例子。在这里出现显而易见的新倾向。

    2、日本研究的亚洲化问题

    观察中国的日本研究，不难推论亚洲的学问和思想的新倾向。

    日本学是研究日本的学问。因此，注定受到日本的影响。这对中国人有何意义？

    跟韩国一样，中国的日本研究出发点是批判和遣责日本的支配。但，同时出现了旨在学习日本近代化的日本研究。动机完全相反的日本研究进入下一个阶段后像日本人研究人员般开始在专门领域进行研究。随着日本研究人员的专业化、集团化，面临两个问题。

    其一，研究本身有与日本社会、日本文化隔离的危险。重视专门研究，忽视日本的市民生活、日本社会问题，缺乏对整体日本的综合性认识。可以说，这是日本研究的‘训诂学化’。

    这是在我国初期留日知识阶层已出现过的现象。他们只试图通过日本学习西欧文化，而对日本文化和社会本身毫无关心。例如，日本史研究很容易被歪曲，且几乎无人问津。这种倾向在李光洙身上暴露无遗。他只感动福泽谕吉，却没有察觉到西欧文明带来的近代化冲击后处于‘精神崩溃’状态的日本人。虽然那些日本人是他日本留学期间的知识阶层。

    李光洙并不关心“教育敕语”不敬事件（1891年）的内村鉴三或“现代日本的开花”里表示怀疑的夏目漱石。Robert N.Bellah说，李光洙沉醉于“日本社会、政治、经济近代化的英雄”，而不关心“最早实现（精神近代化）的英雄”。目前，正在反省忽视整体日本的日本研究。

    其次，在中国或韩国的知识阶层和文化活动中被孤立、受到排斥。被孤立的日本研究无法与韩国学界沟通，更不会影响韩国社会。

    实际上，认识日本对研究韩国有莫大的裨益。了解日本，能了解韩国，了解韩国，则了解日本。韩国近代知识分子在日本殖民统治下如何学到他们的文化如何形成民族的自我。为何韩国的诗歌发展为长型，而日本的诗歌却发展为短型。其背后当然有文化风土之差异。从“枕词”可看出，日本诗歌已经有形式化、样式化的强烈欲望，且欲延续其倾向。反观韩国，日本研究和韩国研究将会找到接点。

    韩国研究和日本研究若能接近，将会带来汉文研究机制的变化。在日本研究方面，也将会互通无阻，进而有可能发展为亚洲学。唯有如此，才能带来亚洲的文艺复兴，学习对方的语言将会成为文明人的必备条件。

    走向亚洲学的机制转变

    1、超脱感情的态度

    在这儿想起Hannah Arendt的“从悲哀到叹息，或从喜悦到赞美的转变”（The transfiguration of grief into lamentation of jubilation into praise）这句话。历史家或小说家，即说书人（storyteller）的角色是引起这种变化，进而使人们原原本本地接收事实。

    过去，我们对脱亚的事实感到愤怒、悲哀、憎恨，如今我们是否应该叹息？叹息人类那么自私那么愚蠢，慨叹近代那么残酷，哀叹那个时代和那时的人类。可以发现不只是日本，我们都被那种认识所羁绊。

    日本脱离亚洲，亚洲也脱离亚洲，进而依赖欧美。这种精神历史一直持续到冷战结束为止。至今仍给日本的亚洲认识投下阴影，并决定亚洲人对日本的认识。Hannah Arendt认为这些阻碍我们的正确行为。可以说，这些阻碍了亚洲的共同利益或对亚洲共同体的愿望。若有人或思想抵抗这时代。我们曾兴高采烈，而如今我们应该赞美它。赞美人类，赞美亚洲，赞美亚洲的可能性，为它的发展而努力。

    如今，遣责日本的思想应该向这方面发展、寻找出路。现在应该具有这种智慧和判断能力。Hannah Arendt称其日为审判之日（the day of judgment）。20世纪末，我们应该深思判断20世纪。我思索Turgot的话：
    “人类的看法具有连续性，从而出现许多不可言状的场景。我在其中寻找人类精神进步的痕迹，但看到的几乎全是人类错误的历史而已。”

    2、在废墟前

    且看丸山真男的名著《日本政治思想史》（1952年）。他的书从援引黑格尔的“历史哲学绪论”开始，即“支那和蒙古帝国是神政专制国家”，其中隐含着“家长制”思想。对此，丸山认为这种“特征或多或少出现在几乎所有国家的历史”，“重要的是在支那这种特征不止形成了一个阶段，还不断再生产。此乃支那历史具有同一性的原因。”

    黑格尔说：在中国，朝代不断更换，而旧物总是掩盖新物，出现了“非历史的历史”。丸山感动于黑格尔的这种看法，认为切中“问题的真正核心”。在这里说，中国有儒家思想，“支那学界没有经历过真正的思想对立”。说日本儒家思想却不同，试图以此解释获生徂徕（1666—1728年）等儒家思想家。

    如此这般，丸山展开了近代主义思想，即亚洲国家中唯有日本成功地实现了近代化。这种思路当然也反映在他的福泽谕吉观。我们从他的这种思路发现了人类的错误，并对最进步的丸山也犯同样的错误感到悲哀。并且，反对日本的这种态度，却重蹈日本覆辙的申采浩也令我们不禁叹息。他基于自己的近代主义思路如是说。

    “历史是什么。人类社会的‘我’和‘非我’斗争由时间层次扩展到空间的心理活动的记录。世界史是世界人类如此活动的记录，朝鲜史是朝鲜民族的状态记录。”

    若说这是20世纪的写照，我们对21世纪该期待什么。这里，我想起了Walter Benjamin。1930年代，他亲眼目睹纳粹的抬头，以被驱逐的身份对欧洲文明提出根本性问题。

    “强风使天使不可抗拒地走向自己所否定的未来。他眼前出现高耸的废墟之山。我们所说的进步是‘这’强风。”（1940年）

    眼前的废墟。看着废墟我们被强风所逼走向未来。或许，现在的我们站在20世纪许多学问、思想以及人类行动的废墟前面。Benjamin在1920年代《关于Goethe的“亲和力”》文章上将批评家与“炼金术师”做比拟。

    “从而，批评家从以前的沉重木柴和亲身体会的灰烬上继续燃烧的火花中，找到作品的真理。”

    我们不应寻找废墟中还在燃烧的火花。我们应该将之解体后再构筑。这是创立在21世纪的亚洲学，新亚洲文化的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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