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文化的战略器度与襟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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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网 >> 文娱 >> 艺术大观	2000年12月29日17:04

东亚文化的战略器度与襟怀

何西来

    主席、专家们、朋友们：

    感谢东道主《韩国日报》对这次研讨会的周密组织和盛情接待，使这么多三国学术文化界的朋友们能够在你们美丽国家的古老都城，也是历史文化名城的汉城，欢聚一堂，就“东亚文化的地区性与世界性”这样一个非常重要、非常现实，并且事关未来的战略性问题，进行研讨，交换彼此的思考和心得，是很有意义的。

    我的讲题是：《东亚文化的战略器度与襟怀》。器度一词，在汉语中有器识、器量、风度等意，襟怀则指人的胸襟、心怀、包容度等；说的都是人作为个体的精神风貌。不是一般的精神风貌，而是包含了大的识断、眼光、视野、境界在内的阔大宏远的精神风貌。我之所以想用器度与襟怀这样的概念来从几个大的战略关系上把握东亚文化的内在精神，不仅因为人是文化的创造者，人把自己的精神对象化在世代承传的文化中，而且因为人的活动，无论其自觉与否，都体现着相应的特定文化精神。东亚文化宏博深邃，源远流长，在当今世界文化格局中，属于人口最多的区域文化群落。今天与会的学者主要来自东北亚的中、韩、日，按地域概念，还应包括东南亚。东亚文化既是人类最古老的文化之一，同时又是正在重新崛起，正在走上复兴的最显生机的文化，至少，作为这个地缘文化圈里的一个现代中国文化人、知识者，我是这样感应的。因此，我讲的器度与襟怀，既指传统、指过去，也指现实、指当下，自然也包括可以预想到的未来。在过去，是已然；在当下，是果然，正然；在未来，则期以必然，或可然。

    在战略器度与襟怀的总题目下，我想讲四个大的关系：进取与反思；对话与冲突；开放与锁闭；多元与独尊。照我看来，这四大关系，四个分论题，都不仅事关东亚文化史，特别是20世纪文化史的评说，事关东亚文化现状的把握和认识，而且事关东亚文化的发展战略与方向，事关这一战略文化圈内子孙后代的和平与福祉。韩国和日本的情况，我不很熟悉，当着这么多行家里手的面，我也就完全不必班门弄斧，贻笑大方，我主要从中国的具体情况出发，从我个人的切身体验出发，并且用我较为熟悉的中国材料，谈一些粗浅之见，以就正于在座的专家朋友。

    进取与反思

    进入九十年代以来，特别是九十年代中后期，在中国的学术界和思想界形成了一股愈来愈强劲的文化反思的潮流，我称之为“世纪反思”。就其深度和广度而言，为20世纪中华文化史所仅见。之所以称为“世纪反思”，一是因为这股潮流正好磅礴于世纪之交，带着送别旧世纪，迎接新世纪的显著特色，在反思中回顾来路，也在反思中前瞻新程；二是因为反思的时限多在百年之内，也有长到一百五十年的。
    这股反思潮流的滥觞，一直可以前溯到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并且首先在文学上表现出来，这就是被文学批评家们概括为“反思文学”的潮流。反思文学的内容主要是描写左祸肆虐的20年间人的受难和抗争，常常弥漫着悲怆乃至愤懑的氛围。反思文学反映了历史发展的一种需要，当人们试图追问何以会产生“文革”那样持续十年的灾祸时，反思就成为一种必然了。这种反思，带有把被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回来的性质，是换一个角度对以往历史行程的再思考，再评价，再认识。它是当时思想解放运动的产物，同时又是这一运动的组成部分，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代表性的作品如巴金的《随想录》，王蒙的《蝴蝶》、《布礼》，李国文的《月食》、《冬天里的春天》，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等。

    反思文学的反思，主要取一种政治角度。如果要说文化，也只能说是政治文化。作为具体的文学潮流，反思文学在八十年代中前期就渐渐地退潮、消歇了，但是由它所体现出来的那种全民族的反思，却在深化，在向更广的领域推展。内部，由于社会复杂的历史需要，外部，由于西方现代文化学的译介，社会上出现了所谓“文化热”。作为这股文化热的文学表现，出现了被称之为“文化寻根小说”的浪潮。从文学本身的承接关系来看，这一浪潮是反思视野向更广的文化领域，特别是民族文化性格深处的延伸；通过人物灵魂的解剖，达成民族文化的自审与反省。代表性的作品如莫言的《红高梁》，郑义的《老井》、《远村》，贾平凹的“商州系列”等。特别是王蒙的《活动变人形》，以其对于父辈所进行的文化自审的力度，成为那一时期文化反思的高点。到了八十年代的中后期，反思的范围已从文学创作领域向学术研究的广阔范围拓展，以现代文学研究学科而论，鲁迅研究一向是一个重镇，集中了这个学科的许多第一流的智慧。在对旧的鲁迅研究模式的反思与清理中，出现了王富仁的《鲁迅小说综论》，稍后汪晖的研究更展开了评价鲁迅的一个新的领域。他在《历史的“中间物”与鲁迅小说的精神特征》里，把鲁迅的小说作为这位伟大文学家的心理行程来把握，成为对此前瞿秋白和毛泽东的政治评价和王富仁的“镜子”说的一维重要补充。在此前后，李泽厚从哲学上提出了主体性的问题，刘再复用“文学主体性”的命题，发挥了、放大了李泽厚的主张。接着便引发了一场持续数年的论争。文学主体性的提出，带有人道主义的深刻印记，是对扩大化了的阶级斗争的理论与实践的必然会有的反拨，它既可以视为学术反思的结果，又为更进一步的学术反思提供了一种武装。尽管主体性早就是哲学上的老话题了，但在中国，在新的具体文化环境中，它却发挥了不可忽视的新的作用。

    进入九十年代，文化反思不仅进一步扩大了自己涉猎对象的界面，而且更向纵深发展。在文学创作领域，报告文学始终处于前锋。始于八十年代的我称之为“历史反思型报告文学”的潮流，到了这个年代的末尾，就出现了钱纲《海葬》与董汉河《西路军女战士蒙难记》这样的代表性作品。到了九十年代，先是麦天枢的《昨天——中英鸦片战争纪实》，对于中国近代史开端之处的那一场战争作了新的文化阐释；接着张建伟的《世纪晚钟》等晚清系列报告文学作品，又对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一系列过去已有定评的人物和事件，进行了重新评价；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程童一等人花了整整五年时间写出的《开埠——上海南京路的一百五十年》。这部甚至可以作为近代和现代城市、街道专史来读的长篇报告文学，从政治、经济、军事、政党、宗教、外交、艺术、法律等方面，取地缘文化的角度，全方位地综合记述了上海在百余年来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所起的拉动作用，即火车头的作用。照我看，这部全方位反思上海南京路的百年历史的作品，实际上是为上海在未来中国，乃至东亚、世界所要起和可能起的作用，提供了一个系统的文化历史的论证。

    在长篇小说创作方面，陈忠实的《白鹿原》、张炜的《古船》、李佩甫的《羊的门》，都属于文化反思中的力作。像《白鹿原》，就把20世纪前五十年一个特定地域的历史反思，引向了文化风俗、世态人情和文化性格的纵深。而王蒙的“季节系列”（包括《恋爱》、《失态》、《踌躇》和《狂欢》四部），则以自传性的体验，重新审视了50余年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沧桑沉浮。

    在理论界和学术界，有两部著作，《顾准文集》和《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影响巨大。顾准的《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是一个正直学者，革命者从切身经历出发，对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反思的成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则是作者陆键东根据大量第一手资料对文化学术大师陈寅恪先生晚年学术研究及其生命体验所做的极有说服力的全面考察与反思。

    我很看重漫过中华大地的这股强劲的文化反思潮流的价值和意义。看起来，这种反思好像主要是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专司思考的知识分子之中进行，并通过大量的文学艺术作品和学术论著表现出来，但却反映出这个古老的民族的新的觉醒，以及他们的民族文化取向、价值调整、观念变革和发展趋势等等。我把反思，视为一种可贵的民族文化精神。“反思”一词，最早出现在唐代杜甫的诗中，但那只是一般“回想”的意思。现在人们使用它，还包括了反省失误的含义。反省的思想在孔子《论语》里已经有了，一向被视为儒者自我道德修养和人格建设的重要方法。明末清初被康熙帝称为“关中大儒”的李顒先生，就倡导过“悔过自新”之学，并且力而行之。我使用反思这个概念，还包括了哲学的和历史的层面，而这又是借鉴了黑格尔历史哲学中的“反思的历史”的提法，但又不完全是照搬和袭用。

    在我看来，一个不能反思自己的个人，就不可能有自知之明，也很难有知人之明，就不可能有切实的进取；一个不肯反思自己的民族，也很难有远大的将来，更难以做到得道多助。反思，是了为进取，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因此，我把反思视为中华文化之中最为珍贵的、传统的，同时又是现代的精神。作为中国人，中国的知识者，就是要以这样的精神，加入到东亚文化的整合中来，并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我们当然要向前看，要面向未来，反思也决不是要纠缠在过去，拔不出腿来，迈不了步子。在民族、国家之间，在东亚文化的内部，当然应该有鲁迅先生“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的襟怀，但总该各自知道恩仇何在，并有所反思，才好泯没罢？否则，血流飘杵的记忆，怎么好说忘记就能忘得一干二净呢？至少受害者很难做到。东亚人也应该有德意志民族在二战以后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发自内心的文化反思精神。

    对话与冲突

    “对话”这个概念，在中国，是在“文革”结束以后的这二十多年间，才日渐广泛地流行起来的。它也是历史反思的一种成果，是一个民族走向文化昌明和文化现代化的重要表现。与“文革”中的动辄讲斗争，讲“全面专政”不同，讲对话，这就有了对于人们文化观念差异的合理性的认知；有了对不同见解持有者相互平等的权利的尊重。用对话的办法化解矛盾，避免矛盾的激化；用对话的办法，组织学术研讨，进行交流；用对话的办法，就某些迫切的，或大家感兴趣的话题、社会现象、文学艺术作品、新闻热点等等交换看法，达成共识，这在今日中国，已经相当普遍，报刊上甚至流行一种二、三人，乃至多人对话的文体；印成整本书出版的，也所在多有。至于互联网上的对话，更成为新兴的时尚。因此，有人甚至把我们这个时代概括为“对话的时代”。

    对话，是以承认差异为前提、为条件的。对话，有助于一种大文化内部的不同文化传统、文化观念、不同文化群落之间的融洽与和谐，以形成和而不同的内部格局。对话，着眼于文化内部诸组成要素的雍熙和合，从而产生凝聚力和向心力，以维系其活力。这里需要特别提倡古典儒者很看重的“和为贵”的“贵和”哲学。

    我是用“贵和”的眼光、心态和胸襟，看待我们中华民族内部五十六个民族以及不同地域，不同社群的文化差异及其整合的，我也以同样的眼光、心态和胸襟看待全球文化的总体格局，以及我们这次会议所研讨的东亚区域文化，或东北亚文化。因此，东道主组织这次东亚区域文化的研讨，在我看来正是抱着类似的主旨行事的，我注意到会议构想中引用华夏先哲“和而不同”的极富远见的提法，真是“与我心有戚戚焉”。

    正是基于以上思考，我不赞成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文明冲突”的提法，更不赞成他以此为范式、为框架，对当代世界文化格局及其走势所作的概括与判断。在当今世界上，任何一种文化都是在特定的地域，特定的历史条件和传统之上形成的，都有其独特的内质与风貌，这就是差异性。但差异并不一定导致冲突，冲突只是在某些特殊的轶出常规的情况下才会发生。先定地将不同文化之间的关系确定为冲突，并且作为范式，作为理论提出，是很危险的。如果这种范式和理论，作为指导原则被一些国家的决策层所接受，并且付诸实施，那我们这星球还有安宁吗？因此，他的“文明冲突论”理所当然地受到包括中国学者在内的许多国家学者们的批评。他辩解说，提出文化冲突的理论，只是为了采取措施防止冲突。也许如此罢。但如果所有按他的意见划分出的七个或八个文明，都以必然冲突的眼光警惕地盯着别的文明的主体不放，我们这个星球上就根本不可能建立起互相信任的和平交流的文化关系。

    亨廷顿不无得意地说是他找到了冷战结束后重建世界秩序的范式，但他的文明冲突的判断框架，实际上仍然能够从中嗅到冷战思维的气息。这是一种改变了形态的冷战思维，不同仅仅在于把意识形态的分立与对抗，换成了更加泛化，也更加危险的“文明的冲突”。

    按我的理解，东亚区域文化的提出，无论自觉与否，都是对“文明冲突论”的拨正，因为依照亨廷顿的划分，日本文明和中华文明是两种不同的文明，即使同在远东，同在东北亚，也不可能整合。所以我主张用我们东亚人的“文化贵和论”，取代思想深处仍有西方中心主义作怪的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

    开放与锁闭

    中国正在经历的改革开放是全方位的，不仅涉及政治、经济、教育、科学、文化艺术、宗教等领域，涉及人们的生存方式、思维方式、价值体系等等，而且既对发达的西方现代文明开放，也对西方文明之外的其他文明开放，从而吸收一切积极的、健康的、有益的东西，拿来为我所用。开放，在政治精英们那里，可以是一种政策方针，但它首先是一种器度、胸襟和胆识，敢不敢开放，能不能开放，是一个民族一种文化有没有自信的表现。反思百余年间的历史行程，可以说，中国文化现代化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从锁闭走向开放的过程。最初的门，是被迫打开的。在西方坚船利炮的威逼下，几代先进的中国人，通过痛苦的反思，认识到了开放的势所必然，开始了向西方学习，向西方寻求真理的漫长的、救亡图存的艰难历程。曾经有过“中体西用”的主张，“全盘西化”的主张，“拿来主义”的主张，“民族的、大众的”主张，精英们争论不休，但中国文化走向现代化的实际步伐，却是在各种主张、各种实验、各种探索的合力方向上为自己开辟道路的。在那已去的差不多长达一个半世纪的时段中，由于种种主客观条件的制约，由于列强的入侵，西方的禁运、封锁，特别是自己的狭隘与排斥，开放的心态也就时紧时松，开放的步伐也就时快时慢，以致出现了锁闭和开放的交错。但开放是主导的走势，即使在锁闭的时候，人们也在自觉不自觉地为新的、更大的开放蓄积着力量。历史的经验证明，开放才有希望、有新机，锁闭是没有出路的，只能坐以待毙。

    农业文明，是建立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的。相比较而言，是封闭型的。但在中国漫长的农业文明时代，也还出现了一些相对开放的时代，如汉唐时代的文化胸怀就相当宏阔，就很为鲁迅所赞赏。中日、中韩的文化交流与彼此接纳，在这些时期就异常活跃，留下了许多辉煌的篇章。而在这期间完成的以儒、道、释为三根巨柱支撑的中华文化的重新整合。对此后中国，乃至包括日、韩在内的周边文化的发展，意义都非比寻常。但被称为“三教合一”中的释，却并非东土自生，而是东汉明帝时来自西土，即南亚辗转传入的。

    我们这个研讨会上提出的东亚文化的区域性和世界性的论题，照我理解，正是在经济全球化进程日益加快，冷战结束后多极世界战略格局重组，东亚人何以自处，何以既保持自己的传统和独立性，又更好地实现与其他文化区域的人们的和平交往等一系列问题变得愈来愈迫切，愈需要回答的情况下被思考的。

    我以为，东亚文化的区域性，是对着其他区域文化说的，主要是对着欧洲文化、北美文化说的。我们需要在共同的传统、共同的经济战略利益的基础上，取开放在态势，重新做彼此文化的现代整合，以自身区域性文化的独特风貌和独特价值，丰富世界文化的总体格局，为世界的和平繁荣，为人类的长远幸福，作出自己的贡献。

    这种区域文化不应该是排他的，因此我不十分赞成“挑战”的提法，比如“迎接西方的挑战”、“向西方文化挑战”之类。你“挑战”，人家就不能不“应战”，一个挑，一个应，肯定就“战”起来。20世纪是暴力的世纪，发生过人类有史以来的两次世界大战，至于地区性的、局部的战争，更是数以百计，哪一块土地不被鲜血浸泡过？“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还没有战够吗？文化，要用“文化”的办法解决，不能用“武化”的办法解决；可以有竞赛，有竞争，但不可以有战争。否则，就会陷入亨廷顿式的“文化冲突”的悖论，就会把学者写在纸上的“冲突”，变成真刀真枪，“积尸草木腥”的实战。

    多元与独尊

    任何事物，都是由多种要素组成的。多种要素，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各司其职，各显其能，互动互补，乃至相反相成，以形成有机的，充满活力的系统。突出一种要素，排斥压制其他要素，使其他要素不能很好发挥自己的功能，甚至失去作用，这个系统，这个统一体的倾仄以至崩解便难免了。这就是我所理解的多元论，我愿意用这样的哲学眼光看取东亚文化的整合与未来。

    不说整个东亚文化圈，就说东北亚区域文化，其中至少包括韩国的朝鲜半岛文化，日本列岛文化和中国的华夏文化三极。幅员无分大小，人数无分多少，历史无分长短，对于区域文化的整合来说，它们都是等值的，平等的，不应该有尊卑上下之分。谁也不应该谋求凌驾于他国之上的文化霸权和至尊地位。

    如今东亚文化面临着又一次复兴的机遇，发现它，完成它，需要胆魄和眼光。今年在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分裂之后，朝鲜半岛南北的领导人以难得的远见卓识，迈出了朝鲜民族和平自主统一的重要的一步，这不仅对东北亚，对亚洲，而且对整个世界的稳定与和平，都是伟大的贡献。作为一个东方人，我为此感到鼓舞。前不久，又在这里成功地召开了第三次亚欧首脑会议，我们的朱镕基总理也作为中国人民和政府的使者，在访问日本之后，访问了你们的国家，加深了彼此的友谊和了解。因此，我们这样的区域文化研讨会由你们做东，在你们古老的现代都会召开，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扶桑正是秋光好，枫叶如丹照嫩寒”，日本列岛的秋天是很美的；汉江、大同江两岸也已秋深似海了，不知道用王勃“潦水尽而寒潭清，烟光凝而暮山紫”，“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经典名句来形容，能不能曲尽其美。我预祝我们的会议圆满成功，我期望着东亚文化的大昌盛大繁荣，更期望着它有以贡献于新世纪全人类文化的整体辉煌。东亚人的事情，东亚人自己能办好，他们有足够的智慧与魄力，用不着他人染指。谢谢东道主，谢谢各位。

    2000年10月26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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