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科技、乃至某些物质文化（如时装、餐饮、建筑等）的全球化已是我们进入21世纪时必须承认的基本现实。在这种趋势下，作为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精神文化（哲学、宗教、伦理、文学、艺术等）走向如何呢？是否也将和经济、科技一样逐渐一体化，也就是说逐渐“趋同”呢？这类文化有没有可能，或者有没有必要持续多元发展？
其实，文化的多元发展是历史的事实。三千余年来，以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斯多德为代表的希腊文化传统、以孔、老为代表的中国文化传统、以犹太教先知为代表的希柏莱文化传统以及以释迦牟尼为代表的佛教传统，还有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传统和非洲文化传统等始终深深地影响着当今的人类社会。
从历史来看，文化发展首先依赖于人类学习的能力以及将知识传递给下一代的能力。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每一代人都会为他们生活的时代增添一些新的内容，包括他们从那一时代社会所吸收的东西、他们自己的创造，当然也包括他们接触到的外来文化的影响。这个传递的过程有纵向的继承，也有横向的开拓。前者是以主流文化的“趋同”，后者是对主流文化的“离异”；前者起整合巩固作用，后者起开拓作用，对文化发展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而横向开拓尤其重要。对一门学科来说，横向开拓意味着对外来影响、对其他学科知识和对原来不受重视的边缘文化的开发。这三种因素都是并时性地发生，同时改变着纵向发展的方向。
三种因素中，最值得重视、最复杂的是外来文化的影响。就拿今天的西方文化来说，无论是在欧洲还是美国，我们到处可以听到或看到非洲的音乐和雕塑，亚洲的版画和建筑以及古代东方园林装饰的影响。可以毫不夸大地说，欧洲文化发展到今天之所以还有强大的生命力正是因为它能不断吸收不同文化的因素，使自己不断得到丰富和更新。同样，中国文化也是由于不断吸收外来文化而得到发展的。例如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大大促进中国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的发展。可以说中国文化受惠于印度佛教，同时，印度佛教又在中国得到发扬光大，其在中国的成就远远甚于印度本土。在印度佛教与中国本土文化结合的过程中，印度佛教中国化，形成了新的佛教宗派，如天台、华严、禅宗等。这些新的佛教宗派不仅影响了宋明新儒学的发展，而且又传入朝鲜和日本，给那里的文化带来了巨大影响。显然，正是不同文化的差异构成了一个文化的宝库，经常诱发人们的灵感而导致某种文化的革新。没有差异，没有文化的多元发展，就不可能出现今天多姿多彩的人类文化。
既然多元文化的现象从来就存在，那么全球化趋势与多元文化又是什么关系呢？应该说全球化实际促进了多元文化的全球性发展。表面看来，全球化使某些强势文化遍及全世界，大有将其他文化全部“同化”和“吞并”之势，似乎全球化与文化的多元发展很难两全。其实，没有全球化，文化的多元发展也不可能达到今天的规模，更不会象今天这样受到全球的重视。
首先是全球化促进了殖民体系的瓦解，造就了全球华的后殖民社会。原殖民地国家取得了合法的独立地位后，最先面临的就是从各方面确认自己的独立身份，而自己民族的独特文化，正是确认独特身份最重要的因素。二战以来，马来西亚为强调其民族统一性坚持以马来语为国语；以色列决定将长期以来仅仅用于宗教仪式的希伯莱文重新恢复为日常通用语言；一些东方领导人和学者为了强调自身文化的特殊性提出了“亚洲价值”观念等。这些都说明当今文化并未因世界经济和科技的一体化而“趋同”反而是向着多元的方向发展。
尤其重要的是经济全球化和后殖民状态在西方社会引起了思维方式的大变动。由于世界各个角落都成了联成整体的地球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每一部分都有自己存在合法性，这就大大促进了各种“中心论”的解体。过去统帅一切的“普遍规律”和宰制各个地区的“大叙述”面临挑战。人们最关心的不再是没有具体实质、没有时间限制的“纯粹的理想形式”，而首先是活生生地存在、行动，感受着痛苦和愉悦的“具体的人”。这个“人”周围的一切都不固定，都是随着这个“人”的心情和变化而变化的。这对于多元文化的发展实在是一个极大的解放。正是由于这一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深刻转变，人们认识到不仅需要吸收他种文化以丰富自己，而且只有在与他种文化的比照中，“跳出自己”，才能更深入地认识自己；这就需要扩大视野，了解与自己的生活习惯、思维定势全然不同的他种文化。
在这咱形势下，以“互为主观”、“互为语境”，“互相参照”、“互相照亮”为核心，重视从“他者”反观自身的理论逐渐为广大理论界所接受，并为多元文化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对西方来说东方正是一个最适合的“他者”。正如法国汉学家弗朗索瓦·于连所说：“中国的语言外在于庞大的印欧语言体系，这种语言开拓的是书写的另一种可能性；中国文明是在与欧洲没有实际的借鉴或影响关系之下独自发展的、时间最长的文明……中国是从外部正视我们的思想——由此使之脱离传统成见的理想形象”①。他还写了一篇论文，题目就是“为什么西方人研究哲学不能绕过中国？”在美国，著名汉学家安乐哲（Roger Ames）和著名哲学家大卫·霍尔（David Hall）合作写成的三本书陆续出版，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第一本《通过孔子而思》（Thinking Through Confucius）通过当代哲学的新观念对孔子思想进行再思考；第二本《预期中国：通过中国和西方文化的叙述而思》（Anticipating China:Thinking through the narratives of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强调西方思维方式重在超越、秩序和永久性，中国思维方式重在实用、模糊和变化；第三本《从汉而思：中国与西方文化中的自我，真理与超越》（Thinking from the Han:Self,Truth and Transcendence）则集中讨论了自我、真理和超赵的问题。2000年刚刚出版的斯蒂分·显克曼（Stephen Shankman）所写的《赛琳②和圣坚：古代希腊与中国的知识与智慧》（The Siren and the Sage:knowledge and Wisdom in Ancient Greece and China）对希腊和中国的认知方式作了互有回应的双向阐释。
重要的是这些著作大都不再用主客二分的方式把中国和西方作为独立于主体的固定对象来进行分析，也就是说，东方或西方文化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必然根据“个体”（主体）的不同理解而呈现出不同的样态，因此，理解的过程也就是重新建构的过程。这一理论的新发展为西方和东方的相互认知带来了深刻的变化，它强调在动态中认识对方，并以对方为参照，反回对自己的认识，既重新建构自己，又重新建构对方，这是西方，也是东方反省和重新认识自己，使自身文化获得更亲的重要途径。
在这种文化多元发展的大好形势下，最值得警惕的是仍然存在的文化孤立主义与文化霸权主义的危险：文化孤立主义无视数千年来各民族文化相互影响的历史，反对文化交往和沟通，要求返回并发掘“未受任何外来影响的”、“以本土话语阐述的”、“原汁原味”的本土文化，惟恐受到其他文化的“污染”。其实，任何本土文化都是由世世代代不同的人们所创造和积累而成，必然蕴涵着不同时代、不同层面的外来影响的因素。绝对纯粹的本土文化只能是一种假设。文化霸权主义则依仗自己的经济、政治、文化优势，处处强加于人，企图以自己的意识形态一统天下。科索沃一战使人更清醒地看到了这一点。这种霸权主义也不只是存在于西方，日本某些人坚持日本对中国和韩国的侵略战争是保卫大东亚共存共荣就是一例。
今天，我们必须警惕以上两种倾向，既看到中日韩文化经过长期的相互影响和渗透所形成的共同方面，也要看到三国文化各自的特点及其在历史发展中不同的独创与更新。长期以来，儒、释、道三种宗教文化以和平渐进的方式传入日韩，得到很大发展，又从日韩反哺中国，使中国文化从中受益，中日韩三国文化的关系始终是“和而不同”，这在世界文化发展史中也是十分独特的。我们应根据今天文化发展的新形势，总结过去，既从以中日韩为代表的东亚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互动认知中，与西方文化互为“他者”，在这一过程中重新建构和认识自己；同时又使中日韩文化的不同特点得到充分发挥，在21世界各自创造出不同的、更辉煌的业绩。
①《迂回与进入》（Le Detour et L'Acces, Strategies du Wens en Chine,en Grece）弗朗索瓦·于连（Francois著，杜小真译，三联书店，北京，1998
②赛琳：希腊神州中人面鸟身的女神，智慧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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