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借西部大开发的热度，令今天的中国人砸锅卖铁建高炉炼疙瘩，肯定是没人响应的，以此看来，那种红旗招展、人声鼎沸、户户点火、村村冒烟的大跃进场面，只能永远被定格在历史的胶片上。
的确，热情不等于狂热，理智也不是冷漠，在今天的经济建设中，我们从全民的浪漫主义转入现实主义，都不能说是激情的丧失，而应视为一种思维的健全和成熟。
但历史毕竟是无法割断的，正如封建时代的长辫子，拖过百年时空，今天的人们仍然在无意中看到它那忽隐忽现的辫梢；同样，“大跃进”小高炉的烟火气息，稍加留意，也会若有若无地飘进我们今天的嗅觉。
兄弟新闻媒体的一位记者朋友告诉我，他“国庆”长假回乡省亲，在安徽淮北某县发现，这里的经济尚不发达，还属贫困之列，但开发西部的热情却毫不逊色，不仅地方政府工作报告中占了好几页，相应的机构也建了起来，问及目前在西部有多少投资，当地官员略显尴尬：“一分钱还没有”；再问为什么满街都是褪了色的“进军西部”、“抢占先机”的标语。正色迅速击溃了尚未消尽的红晕：“响应国家政策，关键看态度嘛！”同样的事情在沿海地区也有发生，浙江某市为了组织动员企业家投资西部，行文要求各行业主管部门领导带队，组团西进考察，并对各团人数、行业类型、企业规模比例都作了硬性规定，结果都并不理想；前两天，我在京参加一个经济研讨会，席间与广东的一家国有企业老总闲聊，恰好他在宁夏有投资，便问起企业在西部的经营状况，没想到这位老总一下子变得闪烁其词起来，最后半是自嘲半是无奈地说了句：“讲政治嘛！”。
西部大开发无疑是一项跨世纪的政治任务，以上几地的做法看上去也是在“讲政治”，但细究起来，却又值得商榷。首先，开发西部是改革开放梯次推进、生产要素优化转移的进程，有着内在经济规律的必然要求，既是政治行为，更是经济行为。历史的教训已反复证明，用搞群众运动的手段来从事经济建设，终究是很难成功的。其次，开发西部不是单纯意义上的扶贫，更不是慈善行为，重要的是资源共享，优势互补，达到双赢。因此，投资开发要按经济规律办事。
事实上，讲政治与讲效益是一体两面，并不矛盾的，经济是最大的政治，而经济的核心是效益最大化，可见讲政治与讲效益是一致的。在西部大开发的热潮中，我们对那些抱着“讲政治”动机盲目西进的地区和企业，除了对他们的热忱表示敬意外，也想顺便劝一句：请算好你的效益账。
《人民日报海外版》 (2000年10月26日第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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