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格尔木是青海省的第二大城市，那里资源丰富、位置重要；但自然条件恶劣、地广人稀又多民族聚居、经济尚欠发达，是典型的西部城市。可以说，把格尔木的发展战略研究透彻，对整个西部开发都有很大的意义。不久前由中国社科院知识工程办公室组织召开的西部开发暨格尔木发展战略研讨会，汇集了40多位各个部委的有关专家，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由于篇幅所限，我们选取专家们的部分观点，以飨读者。
如何使西部开发更科学、各项政策措施更奏效，各种资源配置更合理，还需要进一步研究。随着西部大开发的不断深入，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需要不断地研究和解决，产生的经验和教训也需要不断总结，因此，西部大开发离不开科学论证和智力支持。
中国社会科学院作为党中央领导、国务院直属的哲学社会科学最高研究机构，具有学科门类齐全、科研力量雄厚、人才荟萃、联系广泛、资讯丰富等优势，是“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参谋和助手”。对于西部大开发，我院的研究人员不但研究宏观方面的战略和政策问题，也研究地区性的改革和发展问题。
卞耀武——（全国人大法工委副主任）
格尔木确实有一个非常好的地理位置，我不久前去南疆，经过格尔木是一个好线路。而经过阿尔勒山口，到了敦煌，从敦煌到格尔木进西藏，从格尔木再到敦煌，这也是很吸引人的一条路。最近报道宣传的三江源，也离格尔木不太远。所以，如果能够推进总体设施的建设，就能使区位的优势更明显。
马培华——（青海省人民政府副省长）
整个青海省的矿产资源的价值19万亿，格尔木市大概占了17．8到18万亿。可见格尔木的发展潜力很大。
请全国的专家、高水平的专家来献计献策，格尔木市走到前面去了。通过这样一次研讨，可以鼓励我们其他一些城市，特别是西宁市仿效格尔木来推动其发展战略的研究。
青海的高原动植物资源最大的优势是我们有极品。我们虫草产量最大，这是好东西，但好东西要怎么变成好的产品，在这方面要进一步地做好。青海的GDP总量虽然不多，但是人均GDP是22位，并不是最后。这并不是说我们就满足了。我们认为它是不好的，为什么呢？我们在80年代是全国的平均水平，80年代青海落后了6个百分点，90年代，90年到1997 年底，落后了26个百分点，1997年以后保持不落后的这样一个水平。
张旭——（中共格尔木市委副书记、市人民政府市长）
格尔木素有“兵城”、“汽车城”之说。西南边防线的军需物资基本上依靠这里中转输运，使格尔木成为巩固西南边防的后勤保障基地，其军事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金碚——（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要重视研究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与生态治理或者生态保护之间的关系。现在世界上在核算经济活动的时候，一般只核算经济增长或经济收入（National income），没有一个完善的核算体系。但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很可能经济收入是增长了，但经济财富（National asset）并没有增长，甚至经济财富损失了。也就是说也许一个地区GDP增长了，GNP增长了，但是资源和环境被破坏了。那么如何评价这种状况？在我国西部地区如果投资治理环境，那么这个部分是没有办法来进行核算的，或者说经济核算是很困难的。西部的发展和东部有一个不同，就是西部必须有很大一部分资金要投到生态和环境的治理中。如何核算这种经济活动是一个重大的问题。所以在制定发展规划的时候，既要考虑到经济的增长，又要考虑到生态的治理。这个问题不仅对格尔木的发展，而且对西部的开发甚至整个国家的经济核算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现在全世界都很关注这个问题，比如说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如果要算国民收入它可能很一般，但是如果要算国民财富它可能就很强大。所以我国在开发西部的过程中这个问题非常地突出。
在西部开发中，市场运作与政府功能怎样结合的问题也很重要。我们讲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来进行西部开发，最大限度地运用市场机制，这是我们的一个愿望。但是在地区的发展与国家政策的关系方面，西部与东部的发展中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在东部地区发展时，国家也有一系列政策，但是那些政策基本上是“顺市场”调节的。就是说国家政策与市场调节的方向基本上是一致的。比如说深圳、浦东的优惠政策与市场经济的着力方向是一致的。甚至可能国家不给什么政策，资源也会往那里流，给政策只是为了让资源更快地往里流。国家也针对西部地区制定一些发展的优惠政策，但是这种支持政策很大程度上是“逆市场”调节的，也就是说和市场调节的着力方向是不一致的，是要弥补市场调节的缺陷和市场机制的不足，所以这种政策的设计与东部可能会有很大的不同。市场经济一个基本的弱点就是会使富的地方越富，穷的地方越穷。西部开发就是要使我国的发展平衡一点，要使东部发达地区的资源转移到西部地区去。这个过程当中要怎样设计我们的政策和法律体制是一个重大的问题。
丁学东——（财政部农业司司长）
我国大部分城市的发展都提这么一个口号，即原料加工的链条要无限地延伸，把附加值尽量要留在本地。这个思路可能也有点毛病。澳大利亚总理的经济顾问罗斯加纳就说过，人家看我们出口的全是铁矿石、羊毛这些初级产品，但同时，我把污染也输到别的国家去了。格尔木这个地方将来能不能就走出一条以初级资源产品输出来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的路来。这样的话有利于保护格尔木的生态。如果格尔木失去了蓝天白云，失去了茫茫的草原，就不称其为格尔木了。
周叔莲——（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 研究员）
格尔木的地区分割情况是很严重的，这个城市管理体制怎么解决需要认真研究。否则，本地的可持续发展问题解决起来也很难。
刘世锦——（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部部长）
我也不排除北大的几个毕业学生，意气风发地说要到格尔木去工作，这种人也有。但是我估计不太多，还得靠当地人。其实中国每个地方都有很多能人，但是西部的能人，一般都去当官了。对此，地方领导应该出一些政策和资金，鼓励这些人不要再当那个小官了，让他去创业，当一个农场主或牧场主，再发展起一批非国有经济。
李连仲——（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经济组 局长）
格尔木的工业发展有比较得天独厚的条件，就是它的人口少，恰好使其避开了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和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再就业的矛盾，可以直接采用技术密集型、资金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这样的产业，所以起点高。
朱永光——（交通部体改法规司司长）
最近国务院的文件里，把工业布局调整跟旅游设施建设并列起来谈，我想，交通部和国家计委已经做了相关规划。青海旅游资源非常丰富，它对经济的贡献率也会比较高，所以旅游公路的建设应放到重要位置考虑。
陈栋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如果要给格尔木排序，我认为第一位是军事战略要地。
至于优势资源，要考虑是既开发又加工，还是仅仅开发。因为如果就地加工，一百万吨以下的炼油厂能有什么规模经济？而且加工后的产品－石油、气油、柴油等等，就得要很多管子才能运出去。所以，我认为功能愈摆得多，摆得全，今后很可能矛盾就愈多。
王元——（科技部科技促进研究发展中心主任）
我体会所谓优势应该具有很明显的相对不可替代性，才能称之为优势。在如何发挥地区优势方面，应该考虑在格尔木形成自己的区位优势和经济实力增长的过程当中，它是面向谁的问题。比方说，我们可能更侧重于我们的盐化工业或者石油天然气工业的市场，更面向于国内市场和一个区域市场的供给。我们是不是可以考虑，面向更大的西北？比如说，原来苏联的那些个地方。而面向东部地区，我觉得就格尔木的发展来说，本身产品的竞争优势和产业的竞争优势都值得怀疑。
刘迎秋——（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副局长、研究员）
格尔木由于它的特殊性，还是应该考虑特殊的发展方式。不能什么都搞。不仅是格尔木，整个西北都是这样。比如说，美国有大学城、汽车城、飞机城，但没有一个非常健全的工业体系的城市。西北的城市发展可能也如此。我认为，选准“特”、“小”，立求“精”、“好” 是最重要的。
郑昕——（国家经贸委医药司副司长）
格尔木特别是在藏药这方面应该坚持地方的特色和特点。
郑新立——（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
我觉得，格尔木应该成为西部开发的中心、一个增长点或者说是一个增长极，应当成为 21世纪西部的一个明星城市。
白钢——（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为了促进西部大开发和格尔木的发展，我们能不能换个思路，不在城市的级别上作文章，能不能考虑建立一个西部中心特区，一个以格尔木为中心的特区。
段余应——（人事部政策法规司副司长）
在谈到格尔木时，大家都对生态自然环境讲的很多，这当然是很重要的；但对人文环境讲的不够，包括民族和谐，社会治安、社会道德、公共服务、法制建设，这方面我觉得要进一步加重笔墨，做进一步的研究。
徐国弟——（国家计委国土研究所研究员）
在西部地区城市化当中的一个非常主要的问题，就是每个省里处于第2位的城市相对比较弱。不像东部沿海地区有大连、青岛、宁波等，都是属于第2位的城市比较强。而格尔木是可以发展成为一个比较强的城市的。我想是否可以提出“青海省的副经济中心”的概念，这样的定位，是比较有利于格市的发展。
邓智毅——（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计划处处长）
地方经济要发展，一定要有“卖点”，一定要有一面鲜明的旗帜，是其他地方都无法替代的。打个比方，吉林是粮食主产省，老包米是它的主要产业，过去我们每年给吉林玉米收购资金支持在30亿以上；云南的生物资源很丰富，它就提出一个“18”工程，等等。这实际上是在中央所关注的角度和你们地方的特色产业之间找到一个恰当的结合点。
陈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研究所所长）
格尔木要做什么在很短时间内很难说清楚，但是有几个绝对不要做的。一、绝对不要把格尔木的发展变成一个新三线建设，肯定没有前途，后患无穷；二、绝不要再搞政企合一，像大庆曾经走过的路；三、绝不要搞先生产后生活；四、绝不要夸大矿产资源的战略依托作用，它的战略意义和经济上的意义是两码事。虽然这个地方有3亿吨石油已探明储量，我们国家在未来8－10年内每年进口石油要2．5亿到3亿吨，格尔木的油全开出来不过是顶一年的进口量。而且在这样恶劣的条件下开出的石油成本，和国际市场有多大的抗衡力，也还有一定的疑问。
郭索彦——（水利部水土保持监测中心副主任）
格尔木要考虑生态用水的问题，还要调整农、林、牧产业结构，要压缩粮食作物的种植比例，并考虑发展耗水低的林灌品种。至于开展水利登记，实行取水许可证制度，进而引导水权交易市场，这种做法和思路，水利部也正在探索。
傅青元——（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研究所所长 研究员）
1998年时，海东地区整个的国营经济占90％，私营企业是占10％，而格尔木是国营企业加集体企业整个的占工业经济的99％，那就是说民营企业只占1％。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如果一个地方要把经济搞活，要使经济很快地繁荣起来，没有民营经济的发展是不行的。此外，青海人特别老实，过去称之为“不喊不叫，不给不要”，这种等、靠、要的思想是不行的。
青海过去老讲缺人才，其实，1978年全国招研究生，青海是录取人数的第2名，这说明它本身有人才，也说明有些人想通过这个途径离开青海。这方面有许多的经验教训要总结。
常修泽——国家计委经济所研究员）
格尔木乃至西部不要只着眼于经济实力的提高，而要着眼于整个经济竞争力的提高。就拿青海来说，如果就经济实力来说，前年它排在全国的第30位，在第10个五年计划，乃至第11个五年计划期间，要想着把青海的或格尔木的经济实力搞上去，搞到全国的20名不大容易，但是要把综合经济竞争力提高一大步是有可能的。最典型的例子是海南，它的经济实力和青海大体相仿，它排在第28位，宁夏29，青海30，但是海南的综合经济竞争力却排在中国内地的31个省市自治区的第10名。青海的两个邻居，甘肃和新疆在80年时，甘肃排在前，是22位，新疆是25位，但15年以后，至1995年底，处在22位的甘肃落到27位，原来25位的新疆跑到21位，这跟一个地区的政策有很大的关系。我的印象是，现在在国内综合经济竞争力最强的几个省恰好是国有化程度最低的省，大体在20％左右；而我们现在排在最后的几个省，如宁夏、甘肃、青海，国有化都在70～80％。
许子敬——（铁道部政策法规司政策研究处处长）
在十五规划中，铁路方面的投资大概1千个亿，整个西部要达到1．8万公里的规模。直接与格尔木有关系的有4项工程。从格尔木到喀什，再从喀什往西南走500公里就出国了，边境外面是乌兹别克，吉尔吉斯坦，再远一直到土耳其和地中海沿岸。所以格尔木的铁路对国土开发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这不是一个格尔木发展的问题，关系到咱们国家的发展、生存和稳定，所以国家也非常重视。
付崇兰——（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
从青海湖到格尔木的铁路前年还属于临时运营，铁道还需要扩建和改造。扩建改造就要 3个亿，但国家只拨3000万块钱。所以当时有关部门在开会的时候，有过“以盐换路”这个方案，就是每拉出一吨盐来，折价以后铁路部门扣出多少作为投资回报，就是地方和中央共同投资承担这个费用。这倒是一个新思路。
孙炳彦——（国家环保总局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
格尔木应该注意生态经济产业的设计和研究，注意开发建设与生态保护同步的问题。从一些例子看，如果出了问题再进行保护，相当费劲也相当惨痛；还要充分运用国际贸易手段减轻资源开发压力，防止单纯重视利用国内力量解决生态建设和保护问题。可以考虑进口农副产品来减轻地方土地和水的压力
文一波——（北京桑德环保产业集团总裁）
格尔木从自来水里征收污水费要收到每吨6～8毛钱，垃圾费要收到每吨60～80元，这样才能维持两个项目的运营和某些贷款的偿还和利息支付。所以污水和垃圾处理项目要建的话，要提前制定相应的收费政策。可以考虑利用民间的资金进行投资建厂，并不一定完全依靠中央或地方政府。现在北京有两个污水处理厂是采取由我们公司投资或融资1．5个亿的方式建设的，这种形式可以借鉴。把征收污水费作为项目的投资的回报，可以保证投资者的收益。
还应该把污水和垃圾作为一种资源来看待。我们现做的乌鲁木齐市的污水处理工程，30 ％的污水经过一级处理以后可以进行荒山绿化；垃圾也处理成复合肥，每年可以产4万吨。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垃圾和污水不一定就是一个包袱。
张正卿——（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科技与信息管理处处长）
格尔木位于柴达木盆地的南部，柴达木盆地是我国西部的三大盆地之一。这三个盆地的油气资源都非常丰富。柴达木盆地的天然气储量大，产量高，是我国四大产气区之一。青海的天然气储量达到了1500亿方，占全国的10％。柴达木盆地丰富的天然气资源为青海和格尔木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物质基础。格尔木市拥有涩北1号、2号、台南三个整装的大气田群，天然气储量达到1400亿方，占青海柴达木盆地储量的90％。近年来，格尔木市又有新的气田不断在发现。长期以来，青海地区由于市场问题，即天然气对下游的用户的管线没有解决，所以以前发现的气田大部分没有得到开发。近年来，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加快了该地区天然气的发展速度，想尽快把当地的资源优势转变为经济优势，使柴达木盆地的天然气成为新的增长点。近期来，专门建设了涩北至西宁、兰州的管线，为西宁、兰州等邻近地区提供了天然气，管线全长997公里，供气量可以达到20亿方，投资46亿元。今年以来，由于西部大开发和西天然气东输大工程的启动，为格尔木地区气的发展提供了契机。东部地区经济发展快，天然气的市场需求量大，价格承受能力高，将是我国西部天然气最大的销售市场。我们是想等柴达木盆地的天然气储量有更大的发现以后，在保证附近地区供给的情况下，修建涩北至敦煌柳园的输气管线，与西气东输的大的干线接轨。预计年输气能力能够达到20亿方，投资预计25亿元，这也是将来的一个大的举措。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公司前一段时间编制了柴达木盆地整体的发展规划。计划从1999 年至2008年建成年产50亿吨的能力，新建天然气外输管线两条，即现在的涩北至兰州和以后的涩北至柳园，共需斟探、管线投资共93亿元。通过论证，经济上效益还是很好的。
刘源——（国家经贸委综合司地区处处长）
我觉得格尔木的工业发展应当是大小并重，不应偏废。尽管这里的资源很丰富，具备了建立大工业的基本条件，但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大工业对地区经济的促进和带动作用是非常有限的。大工业可能从GDP和工业总产值来说会有一个大幅度的增加，但对于格尔木市的财政收入和居民的实际福利来说改善并不明显。另外，在选择项目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做好市场前景的分析和注意加入WTO以后国际大公司、大企业的挑战和竞争。一些大项目要切实做好市场前景分析和国外同类企业和同类产品的成本比较。否则一些大项目的上马可能成为地区发展的包袱。
戴均良——（民政部区划司副司长）
格尔木到底适合发展成多大规模的城市？现在一般的观点是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大力发展小城市。这个观点对很多地方的规划和设计有一定的束缚作用，包括很多区域中心城市，不敢突破50万人口。如果水资源允许的话，青海肯定需要骨干城市。因为西宁的经济功能不是很强，需要骨干城市来带动。这种骨干城市除了格尔木以外没有第二个。格尔木发展成大中城市是有条件的。在总体管理上，一方面要考虑控制人口增长；另一方面，从开发西部来说，城市的聚集规模效应很重要，一定规模的东部人口西迁是必不可少的条件。如果把格尔木定位为大中城市，我们就要有一个超前的发展规划。
秦永章——（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所副研究员）
一定要高度重视格尔木地区的不稳定因素。格尔木的发展对西藏的稳定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不管是在历史还是今天，格尔木一直是进入西藏的主要通道和战略后方，也是连接西藏和祖国内地的重要纽带。它在以往维护西藏地区的稳定上发挥了其他同类地区无法替代的作用。历代中央政权，都采取安藏必先安青的治藏方略。通过青海把西藏同内地紧密地系在一起。我们也不能否认格尔木周边地区存在的不稳定因素。比如说，与临界的地界、房产、草场等纠纷时有发生。另外，因为格尔木周围有着丰富的金矿资源，所以辖区内外的民工因采金子引起的械斗案件不断发生，死亡人数上升。周围农牧区解放前的部落制度出现抬头的迹象，牧民群众的部落意识有所增强。部落传统习惯法与现代法制发生冲突。还有流亡国外的达赖集团也对这一地区进行渗透和分裂破坏活动。
胡国成——（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所室主任）
应该再强调一下鼓励民营企业的问题。我想这不光是青海和格尔木这一个地方，而是整个西部大开发当中都需要去鼓励民营企业去发展的。因为西部农民、牧民虽然能做生意 ，但是私人企业的发展跟一般个人能做点生意，概念还不太一样。这里面可能最主要的是省和地方政府自己要制定一些政策。一开始，对中小民营企业的税收应该有一些优惠。这个问题确实特别重要。举个例子，比如在美国这么发达的国家，就拿硅谷来说， 它一起来，其他地方就着急，也想学硅谷发展起来。美国东部地区是最先对硅谷做出反应的，它建了一个 128号公路的科学园区，就在波士顿旁边。但建起来以后就几乎夭折。这里有两个问题，一个是政府没有认识到东部的地价是比西部要贵的，政府没有给它优惠政策，还是这么贵的地价；另外一个，就是西部之所以发展起来了，是因为它内部有一个机制，就是股票期权，这个做法东部接受不了。东部的企业基本承袭的就是原来一开始的老的那些想法和做法，所以对股票期权不以为然，另外认为这样做不好。正是由于它没有实行这样2个政策，所以它的 128号公路园区几乎跨掉。后来它认识到这一点，把这全改了，往硅谷那个形式靠拢，现在它开始发展起来了。请看，连美国这样的国家，这样的市场经济发达的环境，这样的法律环境，它仍然由于政策的差别，会出现地区差别。我们的西部更要重视制度环境的建设。
武伟生——（中共格尔木市委常务副书记）
中国社会科学院专家团所编制的《格尔木市发展战略研究报告》，使我们对今后一个历史阶段的格尔木的发展思路、城市定位和发展目标有了一个更为清楚的认识。随着知识工程的各个项目的逐步实施，将对我们市近一步科学地编制格尔木的“十五”计划和2015年的发展规划，实施格尔木经济社会超常规发展，帮助格尔木造就一批思路解放、业务水平高的行政管理和企业管理人才，实现体制的创新，拓宽融资渠道，加快重点项目的协调和落实，加大对格尔木的对外宣传力度等，将产生难以估量的积极的推动作用，对西部地区的发展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韩俊——（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格尔木是我们知识工程的第2个项目，这个项目的实施得到了中组部干教局的大力支持，得到了青海省委、省政府领导的关心和支持。在项目的实施过程中，我们跟格尔木市合作得非常顺利，可以说格尔木市为我们社科院的专家学者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一个试验田。知识工程已经远远不是社科院的一个知识工程，我们的每一份报告都凝聚着北京、中央各个研究单位、各个部委有关领导和一流的专家学者的智慧。我们希望知识工程将来能成为两个桥梁，一是理论工作者怎么为地方决策来提供服务，我们希望通过知识工程能架起这么一个桥梁；另外我们也希望知识工程能够在中央的各个部委，在我们的著名的专家学者和各个地方政府之间也架起一座桥梁。
赵世洪——（国务院研究室综合司副司长）
格尔木不可避免地要发展一些自己的“市属”企业，但一定不要太多，不能搞政府行为，更不能沿袭老机制。
王大用——（国家开发银行市场与产业分析局局长）
大家对格尔木的潜在的资源优势分析比较多，但是你这个潜在的优势能不能像专家讲的转化成经济优势，关键是在你的成本效益。据加方介绍，加拿大钾肥的成本跟效益要比我们青海要好得多。所以他们已经把开发国际钾肥市场的重点放在中国。所以我想无论从大局来讲，还是从局部的利益来讲，都先别对潜在优势估计过高。
钟自然——（国土资源部矿产资源司副司长）
加拿大是有很好的禀赋条件，是比中国要好，但是我们把所有的钾盐的供应都寄托在从国外进口上，有很大的风险。所以，格尔木的钾盐化工绝对是支柱。钾盐、天然气这都是我们国家急缺的资源，要加大勘察和开发的力度。此外，比如锑矿，锑矿是国家规定实行保护性开采的特定矿种，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际市场，都是大大的供大于求的，所以我建议在研究格尔木市的锑矿资源的开发时候，一定要注意国际市场的需求，至少是在5年至10之内，它市场的容量是非常有限的。同时，我认为根据钾盐和盐湖资源的特点适宜于在当地搞深加工，提高它的附加值。把这样一个资源如果推到全国其他地方去加工，把很多废石，其他无用的成份经过长距离的运输，拿出来以后再加工，这样从矿产角度来，是不经济的。
改善矿业的投资环境也是非常重要的，包括政策、人才、信息、科技方面的支持，都是非常重要的。矿业部门对外开放非常弱，很多外商都想到西部去，有的外商勘探矿产资源，搞了10年，但实际上成功的例子很少。外国不懂中国人一句话，叫“阎王好找，小鬼难缠”。见了省长、部长都非常支持，但实际到下面一谈，一运作，一个都搞不成。10年了，为何矿产项目基本上都没有什么搞成的？所以这值得我们深思。
张红宇——（农业部政策法规司 副司长）
我认为格尔木应该坚决放弃粮食生产。实际上粮食从运输上来讲是最便宜的。从这个角度来讲，格尔木的种植业应该着重发展它自身的蔬菜生产。因为格尔木的20万人口，不能把蔬菜寄托于外地调运。
王前进——（国家林业局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格尔木的林业必须以生态效益为中心，正如刚才前面有专家讲过的，比起整个格尔木地区在农业的产值构成，林业的比重很小，这是个客观事实，所以林业再发展也不会占有很大的产值比重。它的价值应该体现在发挥生态效益，为格尔木的长远发展创造一个越来越好的生态环境方面。从我个人来讲，我过去是一向不赞成比如以油代柴、以煤代木这种不可再生资源代替再生资源的方式的，但在格尔木是个特殊的例子。它的生态的保护意义非常大的。而且这个地方从目前来看，从我的报告里所看到的，在电力和石油气方面是有优势的，那么在这么一种特殊的情况下，用这种相对富裕的电力和天然气来保护或者说替代这种相对稀缺的植被，我认为是值的。
而引进树种这点上一定要慎重，我建议应该把它作为格尔木林业长远发展一个战略问题来考虑。比如新西兰过去的林业一塌糊涂，自从成功地引进了美国的松树以后，变化是非常惊人的。新西兰的引进是一条成功的道路，是逐渐驯化、逐步适应这么一个过程。我特别强调要重视灌木的作用，在西北这样的条件下，灌木的抗逆性和水土保持的能力非常强的。它既不像乔木需要蒸腾消耗大量的水份，也不像草木植物比较娇嫩，稍微有点气候恶劣之后，它就受到影响。灌木这种抗逆性是很强的。而且对于发展畜牧业等等，都有一个很好的相互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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