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原先是个内陆国家,政治文化经济的中心一直在西部,唯一的国际大通道就是著名的“丝绸之路”。公元十一世纪后,由于民族矛盾加剧,国家首府逐渐东迁南移,东部的经济文化才渐渐超过西部。但明清两朝政府一以贯之地实行自我封闭政策,东部南部的经济繁荣并没有形成规模化的海外贸易,更谈不上引进和扩张,致使被隔绝的中国越来越赶不上世界潮流。到十九世纪中叶,西方的洋枪洋炮终于打开了中国的大门,随着洋货汹涌而入的还有西方的观念意识与市场经济的理念与规则,于是,中国的东部南部在工业化进程和进入市场经济上,都领先西部与世界接触,这奠定今天的东部在市场经济上能够较快发展的基础。正因为西部长期落后于东部,从五十年代初开始,国家就曾不断地对西部进行开发。新中国成立后修建的第一条铁路就是成渝铁路,通往西部的包兰线和兰新线也相继在五、六十年代开通:新疆、西藏逐步改变封建闭塞状况也是从五十年代开始的。经过近二十年的努力,东西部的差距曾有所缩小。“文革”中的十年,极左路线恶性膨胀,“全国一盘棋”地“拔资本主义苗子”,中国东部和南部成了重灾区,正常的市场经济被摧残至尽。而与此同时,处于对世界形势错误估计,国家倾人力财力物力在西部省区搞“三线建设”准备打大仗,却可以说是一次大规模的西部开发;西部还是历史上流放种种“阶级异己分子”的中国的“西伯利亚”,又无形中把西部变成了一个大“人才库”。所以,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人们并没有强烈的感觉到中国的东西部有多大差距。东西部出现差距并且差距越拉越大,还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事。由于国家在东部南部设立了特区,给予了特殊政策,同时对东部南部的基础设施建设加大了投入,于是在很短时期内,可以说猛的将中国掰成了两瓣,西部明显地成了拖住整个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羁绊。从这种历史变迁中我们可以看到,在新的历史时期,改革开放的先后和强度,是形成东西部差距的主导因子。因而,今天的“西部大开发”,必定会引发西部大改革。也就是说,“开发”必定会与改革并举;“西部大开发”如果没有整个西部在观念、理念、制度、体制、机制、组织机构等等方面的大改革、大创新,就不能达到“西部大开发”的预期目的。 《人民日报海外版》 (2000年09月23日第八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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