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忆：如果是鲁迅招研究生我就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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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忆曾于1994年到复旦大学讲过一学期的课。余秋雨、高晓声等人都曾在复旦大学任兼职教授。作家讲课对于学生来说不是很新鲜，但对于王安忆本人是很新鲜的。但当记者问及她是否是兼职教授，她反复强调说，只是讲课而已。当时的想法很简单。因为从未读过大学，大学对自己来说有很大的吸引力。想进大学可以做学生，也可以做老师。首先她觉得没必要自己做学生，尽管没有系统地学习，但她20多岁的时候，就经常去各大学旁听，参加英语补习班，积极地吸收古典文学知识。自己随时随地都在学习，不必跑到学校里，这种方式对自己来说效果未必好。那么，就只能选择讲课了。她希望通过讲课对自己的小说创作有个再思考的过程，同时寻找一种压力做总结和归纳。
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陈思和得知后，就请王安忆到复旦大学任课。王安忆说，我的出发点很清楚，一是想有课堂生活经验，二是对自己的思想进行归纳整理。一学期的课结束，她将这些课的内容整理出来，出版了《心灵世界》。
王安忆在复旦大学讲小说写作。她很担心这门选修课不会很受欢迎，也许头两节课可能有学生，新鲜劲儿过去，以后人就少了。王安忆做了认真充分的准备工作，内容充实。她讲写作很少甚至不谈自己，而是用名著来说明、分析理论。尽管备课很有压力，但当走上讲台，王安忆感觉很兴奋，学生们纪律很好，不只中文系，其他系的学生也过来旁听。教师节的时候，王安忆收到签了全班同学名字的贺卡，使她深受感动。
上课期间有一件事令王安忆非常不快。有个石家庄的记者一定要来采访王安忆，实在推辞不了，王安忆答应他可以到课堂来，希望他不要迟到。这位记者是在讲课正在进行时突然闯入的，并且拍照。王安忆停顿了30秒钟没有讲课。她非常想让记者出去，但还是忍住了。记者带了一个非常不好的“头”，以后复旦大学作家班的学生也开始拍照。王安忆说：“大学课堂是神圣的。我对于大学生也非常尊重，必须对学时负责。自己是来讲课，而不是来作秀。”
后来，也有很多大学请王安忆去当客座教授，王安忆再没有接受。她说：“新的思想形成需要很长时间，如果有新的想法，我还会再重新试一次。”王安忆称自己是个不善于说话的人，在课堂上不像有的人善于调侃，很轻松地就能上完一节课。一学期讲二十几节课，必须有足够的内容。她的课因此而分量很足，她凭自己的实力，老老实实地讲课，她说：“我没有余秋雨那种演讲的魅力，但是我有内容，我的每一句话都是认真想过的，不加虚构。这是我的自信。”
王安忆不太爱开玩笑，她的语言以及课堂气氛比较严肃，讲课总是一板一眼非常正式。唯一感到不习惯的，是教室大自己的声音小，又没有麦克风，只能提高自己的声音，王安忆感到非常吃力，她很佩服其他教师的嗓音。
讲课的同时王安忆开始写作《长恨歌》，这一年过得非常紧张，直到讲完后才松了一口气。一学期的课结束后，给学生作业打分，短暂的讲课生涯就此划上句号，像获得茅盾文学奖后的平静，王安忆的大学讲座就这样平平淡淡地结束了。陈思和用一句话评价了王安忆的讲课——功德圆满。
如果有大学要收王安忆当研究生，她会不会去呢？王安忆笑道：“那要看谁的研究生了，如果是鲁迅的研究生我就去。但如果是帮教授抄抄卡片，我是不去的。”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评论家陈思和说，特聘王安忆为小说课程的专任教授，请她为本科生讲授小说研究课程，不是谈她自己的创作体会，而是正儿八经的探讨中外小说的特征。“小说到底是什么？”记得第一节课王安忆就提出了这个问题，并把它写在黑板上，然后一部部小说分析下去。每周两节课，居然整整讲了一个学期，大教室里座无虚席，自始至终吸引着大量的学生。安忆并不是一个天生做教师的人才，她说话很快，也不讲究抑扬顿挫和课堂效果，所以一开始有些朋友为她担心：是否能够坚持一学期的讲课。后来证明这种担心是多余的，这有复旦大学出版社为她出版的讲稿《心灵世界》为证。这本书到现在还很畅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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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读书报》 2000年11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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