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观念要更新
传统计划经济时代地方对中央往往是争项目、要投资、“跑部钱进”。中央有关部门也有“恩赐”和“救济”的思想，以“优先安排”、“投资倾斜”、“加大支持力度”等理由给予照顾。再加上历史和自然条件等原因，西部地区又长期存在着“等、靠、要”的依赖思想，客观上束缚了人们的思想解放，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与东部地区相比较经济增长速度和经济实力的差距明显拉大。
西部开发建设，中央有关部门及西北地区都应树立多种所有制经济、多元化投资主体共同开发的创新意识，基础设施建设也不一定非要以国家投资为主。能私营办的事情，不一定要集体办，能集体办的事情，不一定要国家去办。要有“你发展，我发财”的观念。国家宏观指导，事情大家来办。
二、政策要配套
西部开发问题，我国三代领导人从战略高度都有规划，特别是江泽民总书记在1999年6月考察黄河时指出“加快中西部发展的条件已经基本具备，时机已经成熟。从现在起，还要作为党和国家一项重大战略任务，摆在突出的位置。”西部开发是一项十分巨大的系统工程，需要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形成浩浩荡荡的大军，并能持续地战斗下去。因此，建议各级政府，首先要制定相应的法律，需要系统的政策投入，如土地法、税收法、投资法、生态建设与治理法、水管理法等。西北地区总面积约占全国的56．4％、人口约占25％左右，自然条件、生态环境、社会结构、经济基础等不尽相同，要区别对待，因地制宜，不能“一刀切”。
三、机制要灵活
西部开发，不能照搬东部沿海改革开放初期的模式，也不能走“三线建设”的老路。而要从当地的实际情况出发，紧密结合、坚持“三个有利于”和“义利兼顾”的原则，按市场经济规律办事，建立“利益驱劝”机制。国家和各级政府，在政策上、宏观规划上多“搭台”，要各种所有制经济，特别是民营企业这种所有制形式的共同参与，让大家有钱可赚，赚了钱再发展，有了发展再回报社会。
四、科技要先行
我国西部地区科技力量并不弱，西安、成都、重庆、兰州4个城市都有各类专业技术人才超过140万人，有相当一部分领域居全国和世界领先地位。以西安为例，目前有近140多个独立研究机构，36所大专院校和几十个国家重点实验室，有38万科技人员，从事软件和网络开发的就有2．5万人。
西部基础设施建设，大多遇到沙漠、冻土、泥石流、溶洞、盐湖等问题，中国科学院及有关部门、地方研究机构已进行了多年的研究，并取得了一批重大科技成果，有的已在建设中应用，并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1999年10月下旬，朱镕基总理在考察西北地区时指出“西部开发最重要的是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切实加强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积极调整产业结构；大力发展科技教育”，朱总理所指出的这几个方面都离不开科技教育问题。但当前的问题是还没有充分发挥科技人员的积极性，经费严重不足，西部地区科技人员占全国总量的20％左右，经费只占全国总量的15％左右，民营科技企业只占全国总量的8％左右。
五、金融要支撑
资金不足是一个永恒的问题，对西部地区尤为突出。面对西部开发，需要大量资金投入，银行既不能违反金融运作基本原则，又要适应西部开发建设的特点，建立为区域经济发展服务的政策性金融机构；帮助西部地区开展融资业务，允许异地担保机制；建立西部开发银行和企业发展基金等措施，与财政配合，这样既可以扩大西部地区开发金融的运作范围，又可提高财政资金的利用效益。
（全国工商联副主席 王治国）
《人民日报海外版》 (2000年10月19日第十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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