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偶权”不合时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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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网 >> 观点 >> 社会走笔	2000年12月29日17:04

“配偶权”不合时宜

梁洪波

    在修改《婚姻法》诸多问题的探讨中，有关配偶权的讨论，因其矛头直指婚外情，备受社会各界的关注。中国法学界首次提出“配偶权”的法律概念，其实质内容是什么？理论依据在哪里？有没有建设性意义？当我们审视这一概念，在理论上对它作进一步追问时，便发现它的提出既缺乏足够的理论根据又于现实生活没有多大的意义。

    所谓配偶权，按一些法学家的解释，是指夫妻双方基于配偶身份而享有的权利义务的总称，它包括夫妻姓名权、同居权、忠实义务及财产权利等。对配偶权的外延进行分析，我们可以看到除了同居权、忠实义务外，配偶权中其他的一些权利在《婚姻法》中基本上都有规定，他们或在人身权内或在财产权内。如此，配偶权的实质性内容还是夫妻间的性权利。尽管一些法学家否认这种说法，但是最后也不得不承认“其实不提配偶权，夫妻双方的权利义务在相关法律中也有规定。”既然法律已有规定，再重复交叉设定一个配偶权，有没有必要？符不符合明晰简练的原则？于是，法学家们说出了他们设立配偶权的真正目的，之所以要设立配偶权是因为 “人们把婚姻家庭当成禁区，对夫妻双方侵权不当一回事。”设立配偶权，“就是要把婚外恋和婚外性行为视为非法……”

    重心就是重心，谁也不能否认法学家们这种功利心包含的社会责任感。只是这种责任感萌发的前提可靠吗？设立配偶权，在理论上有三个假定。一是对社会上婚外性关系已趋于普遍化的认定，并且认为这种普遍化已危及一夫一妻制；二是假定社会道德失范现象严重，已无法通过舆论谴责、良心发现等道德机制有效制止婚外性关系；三是认为现行的法律保护不了无过错方的合法权益。这些假定在事实上是否成立？要阐述这个问题，有必要对有关的概念和法律作一说明。

    关于婚外性关系，大体社会上的说法有这样一些：重婚、姘居、通奸、包二奶、包暗娼、婚外情。从法律角度讲，重婚是一个法律概念，姘居、通奸、包二奶、包暗娼、婚外情是民间通俗的说法，它们的涵义有的与重婚有交叉。对于重婚，《刑法》第２５８条有明确规定，姘居、通奸、包二奶、包暗娼、婚外情如果发展到重婚，便可按重婚罪审理。包二奶中二奶的成分要作具体分析，二奶一部分是婚外情，另一部分是暗娼。是暗娼的，和暗娼一样，公安机关可以依照治安管理条例的规定予以处罚。这样，实际上婚外性关系，没有纳入法律制裁的只有婚外情。《婚姻法》修改要真正提起法律制裁的主要是婚外情。

    关于婚外情，迄今为止全国还没有一个权威的统计数字给我们提供有力的证据，证实它已经成为一夫一妻制的强大威胁。那么，对于婚外情，道德的约束、谴责作用是否失效了呢？日前，全国妇联权益部一项对４０００人的抽样调查显示，有７５．８％的人认为法律应该制裁婚外情。公众这种严厉的态度恰好说明了婚外情的不道德性得到了公众的高度认同，道德对我们婚姻生活的调节作用仍然非常强大有力。

     是的，毋须讳言，现实生活中婚姻出轨的大部分是男人，婚姻中受损害的大多数是女性，法律应该保护无辜者的权利，但是法律怎样保护无辜者的权利，要有一个本位意识，就是干法律该干的事情，不要越位。法不是万能的。以设立配偶权的方式对夫妻双方的性权利进行限制，规范夫妻双方相互忠实的义务，我们的一些法学家犯了一个时代病，这就是过多地对人们私人行为进行干涉的毛病。专一的夫妻性生活即配偶权所谓的“忠实义务”，这本是缔结婚姻双方必定要遵从的社会习俗与道德，《婚姻法》是把这一习俗提高到法律的高度，必然会降低法律的效度。试问法律怎样保证这种“忠实义务”的执行；忠实包不包括精神方面，如果说法律只调整行为，不管精神，而精神可是行为的原动力啊；再有，据国外婚姻学家研究，精神外遇，它对婚姻的杀伤力有时比婚外性行为更甚，打蛇不打七寸，法律这种半途而废的做法不是有违设立配偶权的初衷吗？最后，法律设置配偶权，以此作为过错方赔偿制的法律依据，在扶养之外加入助养的义务，这是不是认定无辜者，当然主要是女性，在破裂婚姻中已无力自卫且不愿自主掌握自己的命运，只能依赖于这种赔偿生活下去了？这种强加给女性的权利无意于对女性的正向歧视。

    毫无疑问，我们的时代已经走过了珠联璧合式的夫妻理想模式，如果现在还有人试图以配偶权的形式对它加以肯定，显然是不合时宜的。今天人们更看重的是夫妻生活中的独立自主，这一点不知法学家们注意到了没有？
    《中国妇女报》 2000年09月13日